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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當年天津市長李瑞環的一個邀請，\\n\\n卻成了王大東把肯德基帶進中國的契機。\\n\\n天津第一家“敖奇”快餐店的成功，\\n\\n使王大東開啟了中國西式快餐的大門。\\n\\n人生多夢，夢亦幻亦真。它可以讓你飄飄欲仙，墜入虛幻；也可以讓你踏浪踩風，化為成功的傳奇。\\n\\n一個以激情奔放又沉穩老練而使夢想成真的美籍華人。\\n\\n一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餐飲業钜子。一個兼具中國人的豪爽和美國人嚴謹的儒商。一個在近乎“肉搏”的競技場上不斷佔領、不斷撤退又不斷佔領的創業型大腕。一個擅長用西方人的理性去決策企業，又善於用東方人的性情去經營企業的“行業教父”。\\n\\n他，就是曆任美國大吉客集團國際總裁、全美服務公司食品總裁、正大集團餐飲服務公司總裁、肯德基國際公司亞太區總裁，後任北京羅傑斯公司董事長的王大東先生。\\n\\n近二十年來，正是他，毅然辭去了在美國的高層職位，告彆了相濡以沫的妻子，離開了用數十年奮鬥換來的豪華彆墅，暫彆了血濃於水的兒女親情，從大洋彼岸踏上了生養他的故國，為中國內地創造了一個個嶄新的舞台。\\n\\n然而，從做夢、尋夢到圓夢，其間曆儘了多少酸甜苦辣，經曆了多少艱難曲折，隻有王大東自己心裡清楚。\\n\\n讓我們從1982年的中國開始說起。\\n\\n1982年你有多大？關於1982年的記憶你又有多少？那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年月，遲來的春天步履依然緩慢。一邊是廢墟，一邊是剛剛破土動工的簡易樓宇。人們對僵持了幾十年的舊事物、舊模式發出“不滿”、“不相信”的呼聲，開始摸著石頭過河。曾經封閉的國門剛剛開啟，這個紅色的國度終於意識到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就是這一年，偉人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構想。這一年吹響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號角。但一切纔是剛剛起步，當時的中國雖然已經解凍，但畢竟還不是商業的熱土。\\n\\n這一年“清除精神汙染”還是報刊慣用語之一。這一年，小商品價格纔剛剛放開。這一年，中央顧問委員會與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纔剛剛成立。從今天返察1982年，當時的中國國土似乎仍然不是彩色的，原始的單色甚至有些反覆地晃動。久久的停留，久久的憂鬱，卻又滲出了希望和期盼。\\n\\n就是這一年，王大東回來了，一半是思念，一半是探路，帶著難以名狀的驚、惑、喜、慮的複雜心理回來了。\\n\\n是1982年冬天，王大東搭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機，升入了萬裡之霄。氣流接著氣流，雲層接著雲層。今日去向何方？那是他離彆了30多年的故國，那是他一歲的時候就住過的、弄堂的影子總在腦海中縈繞的上海。被曆史和地域切割了這麼多年，他終於可以回來了。曆史並不遙遠，他在異鄉隱隱已聽到故園的陣陣潮汐，那夾帶著成長氣息的潮汐，對他來說太有誘惑力了。\\n\\n這次與故國的久彆重逢，王大東要特彆感激李瑞環先生。數月以前，時任天津市市長的李瑞環到美國舊金山訪問，談到天津投資的可能性，特彆詢問：僑社裡有冇有快餐的專業人士？當時王大東已是享譽全美的快餐經營專家，主持策劃美國最有名的快餐企業肯德基的大小方案，於是有人就推薦了他，他應邀出席了李瑞環市長的酒會。\\n\\n李瑞環市長的親切、和善給王大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n\\n“國內快餐業需要幫助，你很有經驗，願意不願意有機會回國看看？”李瑞環很客氣地探問王大東。\\n\\n“當然願意。”王大東真有受寵若驚的感覺。\\n\\n“那咱們就這麼定了，我希望你儘快回到祖國乾出一番事業來。”\\n\\n“你說得好，要乾出一番事業來，為祖國作貢獻。”\\n\\n王大東清楚地記得，李瑞環的樸實中透出一種指點江山的統帥氣概來，使他感到一次提升人生價值的機遇已悄然到來。一杯酒下肚，王大東“渾身是膽雄赳赳”。但在商場摸爬滾打多年，一陣“熱鬨”之後，他仍是心生疑慮：那不是場麵上的客套吧？不是窮地方廣播講的天氣預報，報了晴而實是陰和雨吧？\\n\\n他萬萬冇有想到，李瑞環市長誠信有加，回國後立即做了部署，很快讓天津市的有關部門正式向王大東發來了邀請函，並聘請他擔任改善天津飲食服務行業的顧問！\\n\\n王大東反覆端詳邀請函，心中抑製不住興奮與激動，是時候了，得立刻回祖國去看看。\\n\\n飛機在萬裡長空航行。雲霧，大海，白茫茫一片。閉目養神，也難以入眠。如同過電影一般，王大東眼前閃過自己一幕又一幕的人生……\\n\\n從一個熟悉的地方出發去一個陌生的地方，然後將那個陌生的地方變得熟悉，這是否就是人生的全部？他默默唸著“人生在世”這個深藏著奧秘的詞語，透過機窗向星宇發問：這一次次的出發，一次次的到達，是否就是人生的意義？\\n\\n他是從美國出發去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他不知道那個剛剛結束“文革”動亂的地方，對他究竟算熟悉還是算陌生？\\n\\n他要去的地方正是他4歲前生活過的地方。一個幼兒記憶的力量實在不能高估，那個地方其實對他是陌生的。那是一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的悲歡劇目中的微不足道的小小插曲之一。由於曆史的巨大慣性，1949年他在渾然無知的情況下，正是從那個叫上海的地方離開，那裡本應該是他熟悉的地方。\\n\\n是的，他覺得他有一種陌生的熟悉，也可以叫熟悉的陌生，這不是文字遊戲，而是他全部的激動與不安的背景。天地钜變，中國翻天覆地地迎來一個對他陌生的名詞叫做“解放”，他尚在不解人事的年齡，他的記憶是從這裡開始的，但記憶也是讓他感到忐忑不安的原因之一。兩個政治集團經過浴血搏殺，然後緊張對峙了很長時間，不言而喻的陌生在海峽兩端滋生，王大東也不例外。然後他又固執地認為他熟悉那裡，他的成長經曆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母親，母親無數次地告訴過他，他出生在那裡，那裡是他的家鄉。\\n\\n王大東出生於1945年農曆冬月18日，出生地是四川內江一個叫碑木鎮的鎮上。這個鎮在重慶和成都之間，他對這個鎮的印象就像這個鎮一年中常常遇到的天氣一樣，總是被一層厚厚的霧氣包裹著。王大東的父親有三個兄弟，還有兩個妹妹。王大東出生那年，他父親是碑木鎮的鎮長，作為一鎮之長，也算是“光宗耀祖”了。他的母親是名門閨秀，畢業於一所師範學校，主修幼師。他出生的時候，母親正擔任內江縣城國民小學校長，他就順理成章地出生在他母親的校長辦公室裡。最有意思的是，由於校長分娩，學校宣佈放假一天。他的父親雖然喜得貴子，頭上又有一頂鎮長的烏紗帽，可在這亂世裡，一頂小小的鎮長烏紗帽是不可能保全身家性命的。\\n\\n父親是個有眼光和誌向的人，不僅僅是養家餬口，身為男子漢，總得有所作為。父親說一不二，拋妻彆子，參加了招商公學。王大東說：“我一歲的時候，母親帶著我來到上海，住在招商局宿舍。父親那時擔任江輪和近海貨輪船長。在上海住了幾年，就麵臨解放戰爭。父親招商局的船就被國民黨軍隊征去做運輸，來往於上海、廣州、香港和台灣之間。”\\n\\n王大東的父親那時是個忙人，每年多數的日子裡是在漂泊不定的船上度過的。王大東在母親身邊長大，她的慈容，她交加的悲喜，她的靈魂裂縫在自己的血肉中延伸，母親影響了他一生。\\n\\n王大東的母親姓範，是一代名臣範仲淹的後人。範媽媽畢生從事幼兒教育，平生最大的未了心願就是想重回家鄉再開一所幼兒園。許多年後，王大東完成了母親的兩大心願，他回四川影印了範氏家譜，在他出生的地方建了一所幼兒學校。這一切似乎是冥冥之中安排好了的，他是他母親教育的最好的作品之一。他1982年懷著一種心願回來時，腦海裡也刹那閃過了範仲淹《嶽陽樓記》裡流芳百世的名句——“微斯人，吾誰與歸？”\\n\\n飛機離上海越來越近了，王大東從回憶中猛然醒過來，也許是“近鄉情更怯”的原因，他竟然思緒有些恍惚起來。少小離家老大歸，鄉音未改，是不是又會遭遇“借問客從何處來”的質詢？\\n\\n同樣是飛機，同樣是出發，但那一次目的地不是家鄉，而是大洋彼岸的異國。隻是十幾年後他在異鄉居住下來，並把家安置在了美國。那也是一次到達，就像他這次要到達的母國一樣，是他的人生與命運。\\n\\n1970年，我離開台灣去美國求學，當飛機從台北鬆山機場起飛的時候，一方麵，我有些依依不捨，因為母親上了年紀，妹妹尚幼，一種割捨不斷的親情此時變成了離愁彆恨；另一方麵，作為一個熱血男兒，心也隨著飛機的起飛而一同放飛，心裡生出“大江歌罷”的氣概來。在飛機上十幾個小時，想到了自己今後事業、工作方向和興趣所在，心裡就有了一個意向、一個觀念，希望以後自己的事業是溝通亞洲、美洲，也就是美中市場的第一人。如同機翼，隨雲霧升降沉浮，從觀唸到作為也是一團霧水，不知道切實能做什麼，隻是希望以後能以自己在台灣、中國的背景，來到美國，學習一些東西，回國後，作為兩者之間的橋梁。\\n\\n到達美國後，在史蒂文斯（Stevens）理工學院讀碩士，主修科學管理。暑假，學院的教授跟他說有個暑期的工作，是美國先靈藥廠，你是否願意到藥廠裡鍛鍊一下。我聽了，很高興地去參加了麵試，藥廠錄取了我，並讓我參加一個研究小組，用電腦來計算每次生產所需要的數量和存貨的一個程式。美國那個時候已開始電腦化，我在小組裡努力工作，結果暑期工作完了後，他們對我的工作非常滿意。暑假後，他們給了我一個全職的機會。我晚上上課，白天上班，事業的腳步踏歌而響了。\\n\\n1973年，我取得了第一個碩士學位，但我還在藥廠工作，從原來的小組調到了生產管製的計劃部門，搞生產計劃與管理，負責幾個重要藥物，而後我從這裡有機會調升到國際部。因為我一開始就對國際商務、國際貿易興趣很大。不久，藥廠就把我調到了國際部的國際供應運輸處，主要任務是將四環素原料從生產的地方向全世界主要的儲存點分配運輸。取得碩士學位後，又繼續在紐約大學讀碩士，準備進入第二個碩士的進修班。因為史蒂文斯（Stevens）大學的碩士班主要是理學碩士科學管理，以數量管理為主。但是在財務及市場管理上比較弱，所以進入紐約大學商學院後讀MBA課程，主修國際商務管理。\\n\\n到了1974年，我從藥廠後勤供應部調到國際部的市場調查部。他們讓我趁探親的機會到泰國、香港去探訪一下那邊的公司。1974年冬天聖誕節和1975年元旦，先後兩次回到台灣，然後去香港出差。那時香港很混亂，社會治安不是很安寧。在香港訪問了兩天，參觀了那邊的分公司後，準備乘飛機到泰國去訪問。臨上飛機的時候，接到航空公司電話，說航班取消了，泰國國內發生政變，這對我的打擊很大，我隻好馬上折回台灣。再回到美國的時候，心裡有很大的疑慮。我在先靈藥廠國際部門工作，實現了自己最早的初衷，但我希望能夠進入東西雙方商業溝通和交流的渠道，我覺得自己今後的工作物件和長處是對亞洲方麵的交易。經過這次旅行後，看到香港的社會不安定，經濟不景氣，泰國還有政變，我開始對自己的方向和目標產生懷疑。就在這個時候，先靈藥廠準備調我到香港去工作。\\n\\n王大東並冇有馬上去香港。\\n\\n說到這裡王大東嘴角流露了一個詭秘的微笑。他知道自己1975年為什麼冇有選擇回到亞洲工作，因為那時候對他個人而言時機還冇有成熟，而這次他已經準備好了。\\n\\n不僅僅是他個人準備好了，他似乎感覺到一個巨大的時代機會也差不多準備好了。雖然這個機會尚在一片黑夜中潛伏，他還必須用智慧去捉摸與等待。\\n\\n人生就是這種尋覓，這種暗合。世界準備好了，你冇有準備好，這不行；你準備好了，世界冇有準備好，這冇用；你準備好了，世界也準備好了，這叫機遇。問題是你永遠不能清晰地判斷世界什麼時候才能準備好。一切都是後來才明瞭的，而在當時你隻是在做一個選擇而已。\\n\\n於是，有智慧的選擇就成了洞察先機。\\n\\n這是我事業上第一個重大的決定和思考。在這之前，所有的思考、決定完全是順其自然，該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不是說完全由自己衡量後來做決定。但這次是一個重大的挑戰，一個考驗，要不要去接受一個香港職務。因為自己性格很開朗，能夠不避嫌地與長輩、同學、朋友請教、討論，綜合自己的意見後，最後決定不接受這個職務。\\n\\n我不接受這個職務有幾個原因：一是孩子成長教育的環境。另外一個原因是，在先靈藥廠我的職務是初級的，到了香港也不會受重視。有句話，“out of side，out of mind”，就是你不在眼界，你會被人遺忘。有一個前輩告訴我，年輕的時候調出去時可能很好，但是公司會變，尤其是這麼大的公司轉變很多、很快，萬一來個上司對你並不是很好，你那時要轉回來，你要轉移還是怎麼的都做不動了，那個時候可能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我綜合大家的意見，覺得要從美國總部調出，就要在美國有適當的基礎，在經驗上有基礎，在地位、職務上能夠舉足輕重，在被重視的時候，對個人事業、前途纔算比較安全的，也是較有意義的。\\n\\n王大東拒絕先靈藥廠的任命後，公司並冇有因此開除他，但是已經不會繼續被看作是重點提拔髮展的物件了。\\n\\n一個偶然電話，改變了王大東後來的人生軌跡。那是1975年的夏天，電話是當·多耶（Don Doyle）打來的：“我是肯德基（KFC）公司。”當時王大東冇有聽清楚，以為是KFC做電話訪問，因為當時美國有很多公司做電話訪問、市場調查。王大東說：“我有點事，就不要麻煩了。”Don Doyle說：“哦，不是，我是想跟你談談看，一個職務的機會。”王大東跟他談了一陣，談完後，大家覺得還不錯，王大東就到KFC去麵試，麵試也談得很好。1975年7月王大東加入了KFC總部。\\n\\n那時候，Don Doyle剛剛升做公司的科學管理部門經理，我被雇作高階管理分析員。1975年7月1日，我開車到路易斯威爾的KFC公司總部報到，開始上班。\\n\\n王大東後來記起他第一次吃肯德基炸雞的情景。那時他剛到美國，在學校附近第一次吃了西方風味的炸雞。不是每一個吃了炸雞的人後來都去賣炸雞，對於王大東而言，那一次吃炸雞卻足可以與他的曆史連成一線。他將他的生命中最好的一段交給了一個行業，而這個行業也促成了他生命中的一段輝煌。\\n\\n1975年我舉家搬到KFC。我到KFC上班的時候，路城的城市麵貌和我熟悉的紐約和新澤西城截然不同。KFC的總部建在一個小小的山坡上，整個的建築仿造美國白宮，刷成白色，標準的美國南方建築。內裡不是方方正正、規規矩矩的，而像一個大家庭一樣。裡麵的辦公室分割得有趣、有品位，在裡麵坐著很舒服。在總部，如果你的級彆在16級以上（我剛剛夠），那麼就有資格中午的時候在二樓行政人員餐廳吃飯，名字被印在門口的本子上，每去吃一次，就簽到一次。當然也可以帶客人，帶客人有人數的限製。每個月統計一次，在薪水裡麵扣，好像是$3元\\/次。餐廳裡麵全是高階餐廳的擺設和吃法，刀叉全部用銀器。每天有不同的湯，兩個不同的主菜，四個不同的配菜，還有甜品、冰淇淋，各式各樣。有服務員，吃完還可以再要，隻要你肚子能裝，可以敞開肚皮吃。公司的同事都以能進入行政人員餐廳為榮。高階管理部門覺得，身為飲食服務業一員，行政高階人員一定要能夠在吃的方麵吃得好。\\n\\n自從任職KFC後，經曆了很多有趣的事。1975年進入KFC的時候是管理科學部門的高階分析員。不久公司成立了策略企劃部。這個部門剛剛興起，各大公司開始應用這方麵的技術和計劃的程式。公司因為是屬於Heublin的一個子公司，總裁是前任通用電器的一個子公司的總裁，他成功地執行了這個程式，所以他到Heublin公司來推廣這個計劃。KFC新成立的部門開始引用這個方式。Don Doyle調到這個部門當經理。\\n\\n王大東以為，既然自己是資深的高階分析員，就應該被調做管理科學部門經理。可是部門總監Mr. Len Belida並冇有調升他，而是從外麵請了一個人來擔任部門經理，他心裡不是滋味，很有些不服氣。但是這個部門經理跟他說了一句話，他現在仍然銘記在心，常常拿來勸導或者教導年輕朋友。這位部門經理說：“我作為一個部門主管，我能對你做出的最大損害，是在你還冇有準備好勝任這個職務時將你提升到這個職務上。”那時候他聽完的第一反應，認為這隻是個托詞，既然冇有打算升他就算了，還要講這些乾什麼。他冇有太大的迴應，聽完就拉倒，冇有當回事。\\n\\n商場常常風雲多變。過了不到3個月，KFC受到行業衝擊。“德州炸雞”興起，KFC受到波及，競爭不過人家，生意開始下滑，而且傾斜得很厲害，公司開始裁員，一些人自動離職了。我這時另有個機會，紐約當時排名第五或第六的廣告公司提供給了我一個職務，叫N. W. AY，我考慮搬回紐約，德州的確不像紐約那樣有趣，KFC也好像搖搖欲墜。我私下作離開的準備，打算到另外一個地方求職。\\n\\n柳暗花明又一村。這時公司來了一個副總裁Richerd Mayer，他到KFC總部擔任計劃部副總裁。我和他處的時間不是很長，又有了去廣告公司的打算，舉棋不定，就去跟Don Doyle商量，我和這位副總裁已是很好的朋友了。Don說這個事情太重大了，得去跟Mayer報告。報告以後，Mayer就找我談，說希望我留下來，留在公司會有前途。\\n\\n王大東以為他們也就是這麼說說而已，他還是想去廣告公司。過了兩三天，有人來通知KFC的董事長兼總執行長Mr Madmails希望和他談談。Mr Madmails誠懇地說：“公司現在情況不是很好，有很多人是我請他們離開，也有很多人是自己離開了公司。在這個公司裡，其實冇有哪個人是不能少的，包括我自己在內，每個人都是可以被取代的。我要跟你講的是，希望你重新考慮留下來，並不是因為公司裡不能少了你，而是我覺得以你的才乾，留下來會有更好的發展。”\\n\\n這一番話，使王大東恍然大悟。總裁說，每次在一個公司裡做的時候，考慮要不要繼續做下去，要不要離開，有四個需要考慮的：第一是在這裡有冇有貢獻，第二是貢獻是不是顯示出來了，第三是能不能在這個組織中繼續做這個貢獻，第四是這個組織能不能成長。如果答案是“Yes”的話，就可以考慮留下。他的事業和財產都壓在KFC上。總裁這樣跟他講，並不是站在公司不能缺少他的角度上，而是作為老大哥身份講，希望考慮。\\n\\n這番誠意，這種語重心長的點撥，這套深刻透徹的識人學，深深觸動了王大東。王大東認為總裁講的四條，對地位的考覈方法確實很中肯。想了很久後，決定再合作一次。這個決定，是他一生事業中最重要最關鍵的轉折。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如果他回到紐約加入了廣告公司，就可能不會有今天事業上的成就。在廣告公司可能也是做個分析員的工作，難以升到較高職位以及顯示自己真正的才能。\\n\\n我決定留在KFC。那時公司人員大量精簡，有很多事情要做。成立了綜合諮詢部，針對業務嚴重的下滑情況，做跨部門的管理工作。我被提升為部門經理。董事長向外界，尤其是華爾街的投資界、證券分析員宣佈了公司扭虧為盈的12個計劃，其中8個是我們部門策劃執行的。在這段時間裡，我在各部門串聯，綜合各種情況，執行新的計劃和專案，有機會和公司的高層接觸。\\n\\n在公司對我攀升非常重要的人是KFC公司總裁。我經常和他有業務接觸，得到他的賞識。除了作為綜合管理部的經理外，幾乎大半是他的私人助理。在美國的企業組織裡很少有明文的總經理助理、總裁助理。我很幸運的在這段時間裡擔任這個工作，有機會跟他去全美不同的地方巡視，參加不同的會議，把這個行業的事情都接觸了。我花很短的時間就掌握了一般人要花很長時間積累的經驗。這時我們策劃的幾個特彆的專案，在公司開始產生正麵的作用。值得特彆提的是，KFC包括所有快餐公司開始起用的“神秘顧客”的措施；公司餐廳經理、副經理都參與獎金計劃；最重要的一環是理論成本和實際成本的比較。\\n\\n理論成本的建立，當時在餐飲業是創新的舉措，成為現在餐飲業衡量效率的一個經典。我感到，餐飲業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每天餐廳的業務營運。講起來計劃部門也好，營運部門也好，都非常重要，都顯得非常有力量，很光榮的樣子。但是餐飲業真正的成敗在於，每天每家餐廳開業後的每個交易行為。\\n\\n有一個外號叫“肥貓”，是說從高學位直接進入總公司的高職位，再爬得很高很高；還有一種情況是年輕的時候，在店裡做店經理，然後一步一步地爬，爬了一輩子可能職務還冇有總公司的人來得快。我知道自己的出身是KFC的“空降部隊”。我跟總公司的威廉（William）先生講：“現在我對於公司的業務有了越來越多的瞭解，但我覺得我對自己瞭解不夠，我希望能夠到地方、區域的不同市場直接參加餐廳的運營工作。”威廉（William）先生說：“不行啊，你的職務、等級已經高出這些地方營運部門的主管人。”我說：“這對我沒關係，我隻有去到地方參加具體的營運部門的操作，得到第一手經驗後，回到總部才能更好更快地幫助你。”我的話使威廉先生覺得很有道理，就把我派到南加州市場，開始從區經理做起，一直升到區域經理，主管南加州市場。這段時間我確實學到了管理和營運的經驗。\\n\\n後來，公司又把我提升到一個職務，負責新的概念、觀念、開發的工作。開發的工作主要有兩個方麵，一個是把KFC放在購物中心來開設。以前所有的炸雞店都是獨立的小商店形的，或者是開在街邊的、小的購物店裡，現在要嘗試在購物中心裡開設。另一方麵是產生了把KFC開成更大的高檔餐廳的想法。\\n\\n王大東作為KFC的“空降兵”到了南加州。\\n\\n南加洲區總裁任命\\n\\n被派去南加州後不到兩個星期，威廉（Mr William）因為心臟病突發而過世了。王大東做了一年的開發工作後，有個機會來臨——一位授權經營的老先生在加州中部有十幾家的KFC，還有很多的溫帝（Wendy）的漢堡店，他請王大東參加他的公司。KFC在“雞”的方麵是第一，但是對快餐來說，漢堡還是主體，為了得到第一手資料，王大東參加了老先生的公司，學到漢堡店的管理。同時KFC作為授權主，這位老先生作為被授權者，他想體驗被授權者的獨立經營經驗是怎麼樣的……\\n\\n回憶似瀟瀟細雨，一聲飛機降落的轟鳴，打斷了王大東的思路，上海到了，多少年魂牽夢縈的地方到了。\\n\\n那天，寒風料峭。虹橋機場車馬稀，也遠冇有現在這樣燈火通明。走下舷梯，步入通道，兩旁是負責值勤的衛兵，一個個配著有刺刀的步槍，空氣有些陰森森的。王大東心裡有些疑慮，有一種“也許回不去”的感覺，嚮往故國的理性暗暗滋生著一種莫名的痛苦。\\n\\n從上海轉機直飛北京，心情才慢慢振奮起來。機場路如此平坦、寬闊，兩旁閃過的高高的白楊，好像列隊迎接著他這個遠遊歸來的子民。再從北京坐火車到天津，那是他準備施展才華的新域。此刻，他並冇有意識到正是這次天津之行，竟改變了他後來的命運，也引發了中國快餐業的蓬勃發展。\\n\\n王大東在開往天津的列車上用了晚餐。一邊吃，一邊望著車窗外的一路夜色。他想起了曆史課上學過的平津鐵路，列強侵略中國時所走過的這條路。鹹豐八年（1858年）的4月，英、法侵略軍突然開炮攻擊天津大沽泡台，**的清朝官員們倉皇逃跑，英、法聯軍迅速兵臨天津，俄、美也趁火打劫跟著來了。朝廷對於已經侵入天津的外國侵略者屈膝求和，皇帝還起用了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聲名狼藉的投降主義者李耆英參與在天津議和，最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接著英法聯軍又沿著平津路入侵北京，大有在中國要走哪裡就走哪裡的霸氣，直至火燒圓明園。這段曆史，曾經深深刺激王大東幼小的心靈。曆儘苦難的中國人，如今在中國大陸上終於站起來了！而自己這次回國，又能為生養自己的國度做出什麼樣的貢獻呢？\\n\\n天津敖奇\\n\\n到達天津以後，王大東首先在天津萌發開快餐的念頭。一方麵，快人快語的王大東就跟市長助理和其他幾位女士表示，不但願意幫助天津的快餐業，還可以直接來投資，做中美合作的快餐飲食業。他跟天津市青年實業公司開始了合作談判，找好了地點。這是天津輕工業進出口公司的一個房子，和他們談了，他們也願意參一股，形成三方股東。王大東還找了新加坡的朋友一起合作，將這個快餐廳命名為“敖奇”（用英文名字Och.d翻譯過來的，意思是新加坡的國花）。他看了地點以後，提出廚房要在樓上，樓下是賣場。王大東那時想，西餐還是太早，決定用中餐為主題，另外配漢堡包為次，是一個多線條、櫃檯購買式的西式快餐的服務方式。\\n\\n經過短短六個多月的前期準備，敖奇快餐終於按時開業了。這是他在中國的第一個專案，也是一個真正的中美合資的餐廳。這家有80個座位且帶外賣業務的餐館，開業第一天就食客盈門，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營業收入比盈虧平衡點高出100%，一下子轟動了天津，而且走勢也越來越好。\\n\\n在天津一炮打響，給了王大東信心。作為有敏銳洞察力和豐富經驗的投資者，他摸到了中國市場的脈搏和潛力。在這裡，快餐市場的潛力奇大無比，快餐業興起的時機到了。\\n\\n對於王大東來說，“敖奇”不過是小試牛刀，是由個人力量辦成的，而中國大陸有如此大的市場，並非個人可以應對的，需要一個大型的集團作係統開發和策劃。\\n\\n也就在天津，王大東心中已開始勾畫出了全方位引進“洋快餐”的宏偉藍圖。這一切，又需要等待天機。\\n\\n王大東用一本錄音帶描述了他三十多年的成長史，這三十年裡有這個民族的悲歡離合、大喜大悲，也有一個家族的浮沉漂泊、酸甜苦辣。三十年裡，王大東飄洋過海，又何止八千裡路雲和月？人生何嘗不是冥冥之中被安排好的呢？王大東回來了，作為一個商人回來了，作為一個地之子回來了。\\n\\n讓我們仍回到1982年，王大東回到故國的這一年，中國政府宣佈中國人口首次達到10億數字。這一年北京地鐵首次出現商業廣告。這一年中國在九屆亞運會上奪得61塊金牌，首次成為亞洲第一體育強國。這一年香港電影《少林寺》風靡全國。這一年香港歌星張明敏一曲《我的中國心》唱遍大街小巷……中國改革開放前進的道路不管有多麼坎坷，但畢竟已邁上了新的起跑線。\\n\\n王大東四年後對加拿大西安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的阿倫·莫裡森博士說道：“中國絕對是一個巨大的前景樂觀的市場。”後來這句話被寫入了美國哈佛大學MBA教材。\\n\\n1982年，王大東是否已完完全全地明察了這個天賜的良機呢？\\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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