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他看了一遍，把本子合上，塞回抽屜最深處，壓在最底下。外麵的哨兵換崗了，腳步聲很輕，但在這安靜的夜裡，每一個細節都被放大了。陳大年吹滅油燈，坐在黑暗裡。
窗外的月光照進來，照在桌上那遝檔案上，照在那支擱著的筆上，照在他那雙放在膝上的手上。他想起天津，想起那個晚上，想起校長站在台上說“優勢在我”。那時候他十七歲，站在佇列裡，手裡攥著一桿比他還高的槍，心裡想著，跟著校長，什麼也不怕。
現在他三十四了。十四年了。
他閉上眼睛，靠在椅背上。月光慢慢移動，從他的手上移到胸口，移到臉上。他睡著了。
與此同時，南京夫子廟的夜，從來就沒有安靜過。
秦淮河上的畫舫來來去去，船頭的燈籠在水麵拖出一長串紅紅黃黃的影子，被槳聲攪碎了，又聚攏。兩岸的茶館酒肆燈火通明，人聲從敞著的窗戶裡湧出來，混著絲竹聲、唱戲聲、猜拳聲，還有女人尖細的笑聲，一股腦兒地往街上灌。
劉炳軍坐在二樓的窗邊，麵前擺著四碟小菜，一壺黃酒。菜沒怎麼動，酒喝了一半。他把窗戶推開半扇，讓河風吹進來，吹散一屋子的酒氣。
張維嶽來的時候，劉炳軍正在看河麵上一條畫舫慢悠悠地劃過。畫舫上有人彈琵琶，曲子彈得不好，斷斷續續的，像一根快要綳斷的弦。張維嶽在他對麵坐下，給自己倒了杯酒，一口悶了，嘖了一聲，又倒了一杯。
“慢點喝。”劉炳軍說。
“渴了。”張維嶽把第二杯也喝了，纔拿起筷子夾菜。他穿著一件半舊的長衫，圓框眼鏡上蒙著一層薄薄的水霧，是外麵濕熱的風撲的。他把眼鏡摘下來，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
劉炳軍看著他：“又查了一天？”
張維嶽把筷子擱下，靠在椅背上，長長地呼了一口氣。“查了一天。查來查去，查的都是自己人。”
劉炳軍笑了。那笑很短，沒什麼溫度。“自己人？誰是咱們自己人？”
張維嶽愣了一下，也笑了。“對，沒有自己人。”
他重新拿起筷子，夾了一塊熏魚，嚼了半天。“你那邊呢？”
劉炳軍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調查科能有什麼事？天天看材料，天天寫報告。今天查這個，明天查那個。查完就存檔，存完就忘。”
張維嶽說：“那你這活兒，比我還輕鬆。”
劉炳軍把酒杯放下。“輕鬆？寫報告累。一個字寫不對，就得重寫。上個月我寫了份報告，‘共黨嫌疑分子’的‘嫌’字寫成了‘賢’字，被退回來，改了三次。”
張維嶽忍不住笑了：“那你是該練練字了。”
劉炳軍也笑了。兩人笑了一會兒，又停下來，各自喝酒。窗外的畫舫遠了，琵琶聲也遠了，隻剩下河水拍打堤岸的聲音，一下一下，悶悶的。
張維嶽忽然壓低聲音：“老劉，你說，咱們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
劉炳軍看著他。張維嶽臉上的表情，他太熟悉了——不是累，是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像一團棉花堵在胸口的東西。悶得慌，但說不出哪裡悶。
“什麼意思？”劉炳軍問。
張維嶽端著酒杯，沒喝。“在湖南的時候，覺得出來能幹大事。出來了，大事是幹了，可心裡空落落的。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他喝了口酒，把杯子放下，手指在桌麵上無意識地敲著。“有時候半夜醒來，都不知道自己是誰。是國民黨？是**？還是……”他沒說完，但劉炳軍知道他想說什麼。
劉炳軍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他說：“咱們是誰，咱們自己知道就行。”
張維嶽看著他。
劉炳軍把酒杯轉了一圈，杯底的殘酒在桌麵上洇出一小片濕痕。“校長把咱們派出來，是信任咱們。不管在哪邊，不管幹什麼，咱們都是校長的人。”
他抬起頭，看著張維嶽：“這話，你忘了？”
張維嶽搖搖頭：“沒忘。就是……有時候覺得累。”
劉炳軍端起酒杯：“來，敬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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