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洋鈿麼混淘籮（one dollar），廿四個銅鈿麼趨嗲福（twenty four），大大輪船水汀婆（steam boat），因三錫唐（inside sit down）麼裡向坐。」
收音機裡傳來姚慕雙週柏春的滑稽戲《學英語》，引得徐納琰撲哧一笑。
蔣雅潔趁機轉換話題：「誒，我怎麼聽說這姚慕雙和周柏春是親兄弟兩個？難不成一個是隨父姓一個隨母姓嘛？」
徐希聖覺得麵子有點僵，不大想說話，拿起筷子夾了扣三絲放進嘴裡咀嚼起來。
「我曉得，我曉得。」徐耀陽放下筷子搶著說：「首先，雖然姚慕雙和周柏春都是藝名，但是伊拉原本就姓姚。
姚慕雙是阿哥先出道，幾年後周柏春再出道，他哥在介紹他名字時說豁邊了，將錯就錯就叫周柏春。」
徐納琰喝著牛奶道：「真的假的？」
徐耀陽拍著胸脯大聲說：「當然是真的，我高中同學家以前是開廣播電台的，就在他家電台發生的事情。我敢保真。」
「明天就要開學了，納琰也要認識新的同學，要注意和同學搞好關係啊。成績並不重要，人緣要好。」徐希聖品嚐著響油鱔絲，覺得味道真不錯。
徐納琰抓抓頭髮嘟囔道：「市八女中啊，真麻煩，初中一共就三年還要換2個學校。肇和中學就有初中和高中，難不成我高中還是回肇和中學去上？」
「去我以前上學的南方中學上高中也行啊，就在靜安寺路斜橋弄75號。嗨，好像優質的高中都在JA區。」徐耀陽拿著餐巾擦擦嘴，擦擦手站起來說。
徐希聖覺得吃得差不多，也站了起來：「再講了，再講了，明年看形勢再講，當然還要問問你爺爺的意見。」
蔣雅潔也跟了一句：「納琰，有空多陪陪你爺爺，他年紀大了，需要晚輩，特別是女孩子的照顧，知道了嗎？」
「知道了，煩死了，老孃！」
……
親愛的少玲，你好：
自從我們家搬離以後就再也冇見過麵，你最近還好嗎？
7月18日是你的21歲生日吧，我在遙遠的南方默默地祝你生日快樂。
你和我同年，是一起長大的鄰居密友，有很多事情不能和家人說，我們之間倒是一直互相坦誠的。
我們家情況你也知道，先父是個國文老師，媽媽就是個瘦小的家庭婦女，妹妹和弟弟，一個比我小四歲，一個比我小十歲。
我現居香江，和大陸往來交通不便，如果有可能的話，如果有時間的話，你能否方便代我去看一眼，就看一眼。如果能給我說一下她們的情況就更好了。
1949年我十三歲的時候，爸爸得了重病。在嚥氣前把我叫到床前，用皮包骨頭的手使勁拉住我的手說：「大妹，以後弟弟妹妹就靠你照顧了。」
我流著淚答應了，不管多難，都要把弟弟妹妹撫養長大。
然而，話說說容易，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自己尚不能養活自己，何談養家？但是，當時的我除了答應，又能怎麼說呢？
母親也曾出去做工，但是由於身體瘦弱，根本找不到活兒乾。
當時正是解放之前，社會治安特別差，母親出去買個早餐，回來的路上都能被人搶，她連自己都保護不了，遑論其他？
都說「為母則剛」，但是有些話都不是適用於任何人的。
一家四口要吃飯，冇有經濟來源，我們隻好找鄰居去借，但是也借不到，因為都窮。
我們隻能把富民路的房子賣了，從JA區租到蓬萊區文廟附近，愛花弄3號內居住。
家裡的東西都逐漸賣完，我也十四歲了，就出去打工。我媽是家庭婦女，在家看管著弟弟和妹妹。
我先是在家附近一所小學做抄寫工作，後又在徐姓老闆的紡織廠工作，但是掙的錢根本養活不了一大家子人。
同樣的工作程度，我隻能拿到男性員工工資的六成到七成。
現在香江大多數的職業婦女也並不能完全養活自己，更不用說全家了，僅是貼補家用或個人零用而已。男女同工不同酬，讓我們無法實現自立。
我隻能另謀「出路」，這個「出路」就是去做舞女。你可能會看不起我，但這卻是我在當時的唯一出路。
在決定「下海」之前，我曾經先趁飯點偷偷跑到一個女兒做舞女的苦力工人家裡，看到他家桌上有米有肉，當即咬牙決定了。
我回家同母親商量，母親當然是不同意的，試想，哪個母親會同意？但是不同意也冇辦法，我隻有這一條路了。
我也想過嫁人，但是人家一聽要負擔一家人的生活就嚇跑了。也有願意的，但都是些年齡足夠做爹做爺爺的。
我16歲開始在百樂門舞廳下海，冇幾個月就遇上了傅旭光。可能男人都有「勸舞女從良，拉良家下海」的情節，總說可以養我一輩子。
他總說愛我，能為我做任何一切事情，原配生了孩子，身材吹了氣般膨脹，一走路地板都在顫抖，早就冇有任何感情。
急於脫離惡劣的生活環境，想為一家人找個長期免費「食堂」的我，就這樣慌不擇路般做了傅的外室。
我跟了傅旭光之後，生了雙胞女孩，想藉此來「拴住」傅的心。
可能因為一家大小的生計全維繫在我身上，而且還想堅持供弟弟妹妹上學，所以見到傅旭光冇什麼其他事情，就是伸手要錢。
在傅旭光的眼裡，我就是一個特別愛錢的女人，但是粘上身了，又甩不掉，簡直可以用濕手沾麵粉來形容。
1951年2月以後，去香江需要持公安機關簽發的通行證纔可通行，傅旭光到處找門路想離開，五四年的某天帶著他原配和孩子就消失了。
我花光細軟纔得到訊息，他從拱北跑噢門坐船去了香江。無路可走之下，兩個孩子讓我媽帶著，我典當了所有的首飾也跟著來到了香江。
我知道他親戚家的地址，去了三次，都不在。留話在弄口咖啡館等他，會一直等下去。終於來了，他帶著緊張和不安。
不用猜，他也知道我為什麼來，一個被他遺棄的女人，還拖著兩個孩子，來者不善。
冇有「小別勝新婚」的歡愉，隻有劍拔弩張的談判，他想使緩兵之計，安撫我先回滬海，我卻打定主意——要麼給錢，要麼把孩子接過來一起過。
他冇辦法，隻好讓我等，但是恐怕得等好久，我馬上說多久都等得。
有時仍然隻是來約我出去走走，一不給錢，二不接我回去，更遑論孩子了。
一兩年了，隻是偶爾約我出來吃個便宜飯，看看便宜電影，不像曾經的夫妻，倒像有情飲水飽的小情侶。
但是，我們彼此都知道，原本就屬於利益交換來的那點兒情意，早已隨著「利」的消失而磨滅乾淨了。
現在的兩個人，隻是一個為了孩子緊纏，一個為了麵子甩不掉。
原來，傅旭光之所以如此，不隻是生意難做，還因為負擔太重。
他當初剛到香江就火速又納了一位妾室，是一個離婚帶個姑孃的女人許玫，她還又給傅旭光生了一個兒子。
如此看來，原配有四個孩子，我兩個，許玫兩個，加起來有八個孩子，三個夫人要養活，他能過得舒心纔怪。
偶爾給我畫大餅，比如會把孩子們都接來，會把另外兩房老婆打發回滬海，隻留我一個人在身邊。
但是，我已經不是十八歲的阮文竹了，對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持保留態度，不得不信，又不得相信，隻能凡事見結果再說。
我知道我現在是忍受的時候，那是應該忍耐的。有什麼別的方法呢，除非我自己有本事能自力更生，經濟獨立。
現在還是這樣，他的話在自己心裡要打八折，甚至五六七折。明知如此，我也不能拆穿，假意迎合罷了。
他半真半假鬆口說預備明年把孩子們接來，不過先到噢門居住，因為那邊生活費低些。
我的想法很簡單，隨便，住噢門也好，新界也好，元朗沙田哪裡都好，隻要能和孩子一塊生活就好。
感情也被現實耗個精光，**的新鮮感早已消失，男人為責任和麪子，女人為生存和子女，這樣的關係令人窒息。
像肛門上被塗了辣醬的狗，明明厭惡，卻不得不反覆舔舐。
來香江之前我已經做好了過苦日子的準備。
來香江以後，我做過工廠女工、售貨員、餐廳服務員、收銀員每月的薪水連小費一般是七十元左右，最少時候隻有五十多元。
房租倒要用去三十五元，再買點生活衛生用品便所剩無幾，但還是千方百計省出錢來，往滬海家裡寄包裹。
來港兩三年，我漸漸也看清了一個現實：現在在香江生活的人其實絕大部分都是窮人，隻有少數人穩定富有。
雖然街上很繁華，汽車跑來跑去，有車階級很多，其實汽車很便宜，二手車兩三千元就能買到，有的更便宜，千八百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還能分期付款。
人其實和車差不多，折舊率大，任何東西都是這樣，我看得也很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人民都在努力工作。我已經是受過經濟困難的，現在使我更加警惕，日後一定要刻苦節省金錢，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運。
我覺得從前的自己愚蠢、無知冇腦子，今後一定要克服要麵子、虛榮心，要節省每一分錢，否則還會日夜憂心。
五四年跑到香江以後，我再也冇有讓姓傅的沾過身子，無論他說什麼我都要實現了再說。
我也能說，雖然生活困難，我冇讓任何人占過便宜，現在唯一讓我牽掛的還是兩個女兒。
我現在一點也不氣了，最大的奢望隻想著孩子也能來香江一起生活。
也因為想穿了，我人反而胖了，身體也好了，晚上也能睡得著了，所以你不要為我擔心了，好在我自己覺得知足也冇有了虛榮心。
我現在經常去香江圓玄學院做義工，那是香江新界荃灣三疊潭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名勝之一，是香江唯一同時供奉佛、道、儒三教的總壇。
每次得到那些受到我幫助的施主善信們給我的鼓勵和讚賞，我總是打心裡高興。
相對於大嶼山那邊，這裡是清靜的，遊客相對少，如果有機會你來香江我一定帶你來走走。
附：隨信寄上港紙三十元作為郵費，你方便的話讓我們恢復繼續通訊吧。
永遠想著你的朋友：阮文竹
1957年7月 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