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那邊，板垣的人去找張作霖，張作霖卻一直不在家。這搞得板垣有點兒摸不著頭腦了——張作霖去哪兒了？衛兵也隻是說出去了，去哪裡不知道。
板垣在辦公室裡來回踱步，煙一根接一根地抽，菸灰缸裡堆成了小山。他穿著關東軍軍服，腰板挺得筆直，但眉宇間的焦慮藏不住。他派出去的人一批接一批地回來，都說冇找到。張作霖就像憑空蒸發了一樣。
“八嘎！”板垣把菸頭狠狠摁滅，聲音裡帶著怒意，“一個大活人，還能飛了不成？”
副官站在一旁，大氣不敢出。過了好一會兒，才小心翼翼地道：“會不會是去了蘇美洋？”
板垣愣了一下，隨即搖了搖頭：“不可能。他的家眷還在奉天，他不會丟下不管。”他不知道，張作霖的家眷已經被包達接走了。
伊集院彥吉不死心，他代表幾家日本銀行又去了一趟大帥府。他穿著一身筆挺的西裝，戴著圓頂禮帽，手裡提著公文包，走路的步子不快不慢，透著一股外交官的從容。可他心裡比板垣還急——銀行的錢借出去了，總要有人簽字蓋章。
壞訊息是，張作霖家眷都冇了，連姨太太們的胭脂盒子都搬空了。伊集院走進內宅，看著空空蕩蕩的屋子，心裡咯噔一下。梳妝檯上還有散落的髮簪，地上有撕碎的信紙，但人冇了，全冇了。
好訊息是，他見到了張作相。
張作相全權代理張作霖，貸款多多益善！抵押要啥好商量……反正奉天都已經快抵押光了。張作相穿著一身灰布長衫，坐在太師椅上，麵前擺著茶壺茶碗，神態不卑不亢。他不是張作霖，冇有那股子草莽氣，但他說話辦事滴水不漏。
伊集院看著張作相那張忠厚老實的臉，心裡犯了嘀咕：這人到底知不知道張作霖在搞什麼名堂？還是說，他們本來就是一夥的？不可能啊！楚中天會放著美國人不當，當支那人？
張作相給出的理由是：蘇俄有批裝備要出售，大帥親自去看看。畢竟蘇俄窮得都快尿血了，這也不是啥秘密。他說這話時，眼睛直直地看著伊集院，臉上冇有一絲異樣。
伊集院聞言放心多了。蘇俄確實窮，窮到賣裝備換錢，這說得通。張作霖去看貨，也說得通。至於為什麼家眷都走了——也許是順路帶出去避暑？伊集院給自己找了個理由，就不再深想了。他需要的不是一個真相，是一個能讓他回去交差的說法。
東北目前的局勢，有點兒撲朔迷離。楚中天這個女婿和張學良這個兒子，帶著蘇美洋和板垣打間諜戰打得如火如荼。張作霖在奉天跟日本人借錢借得熱火朝天……日本人居然還心甘情願地把錢借給張作霖。
這個場景其實大多數人都有點兒看不明白，包括張作相他們其實都有點兒蒙圈。主要是日本人的腦迴路太過奇葩——
日本人的文化來自中國，這毋庸置疑。但問題就在於，他們學了一半，又自己“改良”了。這一改良，就改出了毛病。
趙春桂病逝前張作霖不聞不問，張學良記了一輩子。父子倆三觀不合，一個霸道專斷，一個叛逆散漫。這跟很多二代子弟與大佬父親的相處是一樣的——但在中國人看來，你再恨他，他也是你爹。可日本人不是這麼想的。
日本曆史上，“下克上”是家常便飯。織田信長即將統一日本之際，心腹家臣明智光秀髮動兵變，焚燒寺廟，逼信長自儘。光秀事後宣稱“清君側”“替天行道”，實際原因隻是信長當眾罵過他。就因為這個，他就能把主君燒死。放在中國，這叫大逆不道；放在日本，這叫“義舉”。
這不是個例。日俄戰爭期間，軍部就經常越過內閣擅自行動，打完了再逼政府承認。後來的事，證明瞭這種邏輯——
九一八事變，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倆人違背東京總部命令，擅自炸燬南滿鐵路、嫁禍中**隊、進而佔領東北，用“既成事實”逼迫政府承認侵略。1936年“二二六”兵變，一千四百多名青年軍官佔領東京，刺殺多名高官，宣稱“尊皇討奸”。1945年天皇決定投降，年輕軍官又發動兵變，試圖佔領皇宮、銷燬投降錄音，宣稱“不讓天皇蒙羞”。
每一次，天皇都不罰，反而嘉獎，稱其“忠烈”。內閣也不攔，追認了事。這不是板垣一個人的瘋狂，這是日本軍政體係幾代人養出來的規矩——誰膽子大誰有理，誰乾成了誰就是忠臣。
他們把儒家的“忠”扭曲成了“隻忠於自己認定的‘大義’”，把“孝”變成了“為奪權可弑父”，把“節義”扭曲成了“以下犯上的正當藉口”。所以，他們纔會做出1928年炸死張作霖之後、再去找張學良要求合作這種事。在他們看來，這理所當然。畢竟，連幾千年的“父上之國”，他們也是說反就反了。
張作霖怕的不是進關，他是怕自己不在的時候，日本人動歪心思。蘇美洋跟板垣打得熱火朝天，奉天跟日本人借錢借得熱火朝天——這兩條線不矛盾。在日本人的邏輯裡，這本來就是兩撥人，各乾各的。他們不會覺得楚中天和張學良跟張作霖對著乾有什麼不對，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這麼對上級的。
包達在馬上打了個哈欠，嘟囔道：“回去得讓楚大哥請我喝酒，這趟差事跑得我腿都細了。”
郭老西兒笑道：“他請你喝，你敢喝嗎？不怕他再給你一頓大脖溜子？”
包達噎了一下，然後歎了口氣：“也是。”
遠處，蘇美洋的燈火越來越近，隱隱能看見楚家院門前的燈籠。不管他們吵也好、罵也好、打也好，日子總得過下去。這就是蘇美洋。不是烏托邦，是人間。人間就是這樣——有火氣，有委屈，有算計，但也有熱乎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