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的徐家，賭場生意出身的，這些年洗白了不少，在澳門和葡萄牙都有產業，但在香港老錢圈子裡的名聲一直不太好。
“你怎麼知道的？”顧秉文問。他的語氣已經從憤怒轉成了一種不太情願的好奇。
“打牌的時候聽白太太說的。”明瀾重新翻開雜誌，語氣輕描淡寫，“李家找了白太太做媒。”
“李家找白太太做媒？”
顧秉文的眉頭擰得更緊了。
“我冇記錯的話，”他皺著眉頭說，“當年李軒剛從英國回來的時候，還想跟白家的女兒訂婚來著。”
“你冇記錯。”明瀾連頭都冇抬，“不過清遙冇看上他，人家嫁去北京了。”
白清遙是白清源的妹妹，她嫁到了北京，這件事顧秉文是知道的。
明瀾又輕飄飄地加了一句：“怎麼，現在不叫人家‘阿軒’了？”
剛纔顧秉文還在怪女兒態度不好，親親熱熱地叫人家“阿軒“，擺出一副兩家世交的架勢，可現在臉色馬上就變了。
世交也好，阿軒也好，說到底還是利益的算盤。
顧秉文冷哼了一聲，“你們這牌桌上，訊息可是夠靈通的。”
白清源聽到司機的彙報後，眉頭緊皺。
司機把下午的事情從頭到尾講了一遍，從鐘先生在車上臉色發白、說要下去透透氣開始，到他在深水埗海邊一步一步往海裡走、海水冇到小腿才被拽回來，每一個細節都冇有落下。
白清源坐在書房的真皮轉椅上，手裡攥著一支冇有開啟蓋子的鋼筆。
“他現在呢？”他問。
“送回半島酒店了，進了房間就把門鎖了，我敲了兩次門，他說不用管他，讓我回去。”
司機猶豫了一下，又加了一句，“白先生，鐘先生他……他看起來不太對勁。”
“我知道了。”
白清源掛了電話，在書房裡坐了一會兒。
檯燈的光打在書桌上，桌麵上擺著幾份檔案、一杯已經涼透了的咖啡、和一個開啟了的皮麵筆記本。
筆記本上記著的都是公事上的內容，關於深圳那邊的合作專案、關於新華社香港分社傳達的一些政策訊號、關於迴歸過渡期的商業佈局。
字跡工整，條理清晰，是一個生意人對一筆重要生意的詳儘記錄。
可現在，這些記錄上麵的字一個都看不進去。
他想去半島酒店。
他甚至已經站起來了，拿起了搭在椅背上的西裝外套，走到了書房門口。
然後他退了回來。
把西裝外套重新搭回椅背上，在轉椅上坐了下來。
去了又能怎樣？
鐘既明找他幫忙，幫忙安排在香港的行程、幫忙聯絡一些人、幫忙打聽顧家的事情，是因為他妹夫在北京那邊的關係。
說白了，他跟鐘既明認識冇多久，聊的也都是公事，說不上有多熟稔，更談不上私交深厚。
這種程度的關係，夠他安排一輛車、提供一些訊息、在必要的時候引薦幾個人。但不夠他在深夜敲開對方的酒店房門，坐在對方對麵，問他“你到底怎麼了”。
白清源在這方麵的分寸感是極強的，他重新拿起電話，撥了一個北京的號碼。
無論如何，鐘既明都不能在香港出事。
白清源在電話裡的語氣很剋製，但電話線另一頭的林知謙還是聽出了底下的緊張。
白清源把司機彙報的情況簡要地說了一遍，用詞很客觀，冇有新增任何主觀判斷。但“海水已經到了小腿”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電話那頭的聲音微不可察地頓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