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1.30 - 1945.4.12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本來想插入一幅《未完成的羅斯福肖像》，但是稽覈冇過，辛苦大家自己搜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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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佐治亞州，沃姆斯普林斯。
我正坐在壁爐前的扶手椅上，身上披著一條海軍藍的羊毛毯子。
一位畫家正在為我畫像，她叫伊麗莎白·邵曼托夫，是個很有才華的俄國女人。
她說她想在畫布上畫出我的靈魂。
我隻是笑著。
靈魂？
我的靈魂早就留在了雅爾塔的雪地裡，留在了諾曼底的沙灘上，留在了那些堆積如山的陣亡通知書裡。
突然，一陣劇烈的疼痛擊穿了我的後腦。
我隻來得及對身邊的人說一句“我頭痛得厲害”，然後，世界就熄滅了。
但我並冇有消失。
我變成了一縷意識，或者說，一個幽靈。
我懸浮在這個國家的上空，不再受那副殘破軀體的束縛，不再需要那幾十磅重的鐵支架來支撐我的行走。
我自由了，但我無法離開。
某種看不見的引力將我的意識束縛在這片名為美利堅的大陸上空。
我繞著這個國家運轉，無法墜落，也無法逃離。
我看著那一列覆蓋著星條旗的黑色火車，載著我的遺體，穿過悲傷的人群，一路向北，回到海德公園的土地。
我看到了人們臉上的淚水，聽到了教堂裡為我敲響的喪鐘。
一開始，我感到錯愕，然後是巨大的悲傷。
我還冇看到戰爭的最終勝利，還冇來得及親手描繪那個和平世界的藍圖。
但很快，這種悲傷就被一種奇妙的興奮感取代了。
我發現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看到任何我想看的東西。
我懸浮在白宮的上空，看著哈裡·杜魯門手按聖經，在那間橢圓形辦公室裡宣誓就職。
他手心全是汗，眼神裡藏著一個密蘇裡州農場主突然被告知要掌管世界的慌亂。
亨利·阿加德·華萊士站在他的身後，臉上帶著一種複雜的表情。
或許對他來說，不必揹負這個帝國的重量，是一種幸運。
戰爭很快就結束了。
那時候，我以為我留下的遺產堅不可摧。
我看到大兵們乘坐著巨大的運輸船從歐洲和太平洋戰場歸來。
他們扔下步槍，親吻著碼頭上等待已久的愛人，然後拿起了書本和錘子。
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湧入大學，或者是搬進郊區帶草坪的新房子。
那時候的美國，像一台剛剛預熱完畢的引擎。
工廠的煙囪日夜噴吐著白煙，工會的力量如日中天。
底特律的汽車工人能憑一份工資養活全家，還能買艘小船在週末去湖上釣魚。
華爾街的銀行家們雖然在那抱怨稅率太高，但他們依然乖乖地把錢借給實業，而不是去搞那些亂七八糟的金融衍生品。
我飄蕩在紐約上空，看著這繁榮的景象，心裡甚至有一絲得意。
我馴服了資本主義這頭野獸。
我給它套上了籠頭，讓它為人民拉車，而不是吃人。
我以為這會一直持續下去。
幾十年不過是彈指一揮間。
很快，畫麵開始變化。
七十年代，石油危機，通貨膨脹。
人們開始焦慮，開始懷疑。
然後，那個來自加利福尼亞的演員上台了。
他站在講台上，用那迷人的微笑告訴美國人：“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我在虛空中發出了怒吼，但冇人聽得見。
那個蠢貨在拆我的房子！他在拆掉那些保護弱者的堤壩！
我眼睜睜地看著他打斷了工會的脊梁。
我看著他大幅度減稅，告訴人們財富會“涓滴”下來。
財富確實流動了，但不是向下，而是向上。
貪婪被重新定義為美德。
華爾街的賭徒們從籠子裡被放了出來。
接著是九十年代，那個來自阿肯色州的民主黨人。
我本以為他會通過修正航向來拯救這個國家。
結果，他簽了字，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他親手拆掉了我在大蕭條後建立的金融防火牆。
民主黨人背叛了民主黨。
我建立的那個聯盟，那個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組成的進步聯盟，土崩瓦解了。
隨後就是金融危機。
貪婪的銀行家把垃圾包裝成黃金，賣給全世界，最後泡沫破裂，無數家庭的積蓄化為烏有。
我期待著會有另一個羅斯福站出來，把那些銀行家叫到白宮，指著他們的鼻子罵他們是“不法之徒”，然後把他們送進監獄，或者至少把他們的銀行拆分。
但冇有第二個羅斯福了。
華盛頓選擇了救助。
他們拿著納稅人的錢，去填補賭徒的虧空，而那些賭徒在拿到錢的第二天，就給自己發了钜額的年終獎。
大到不能倒。
這是我聽過的最無恥的笑話。
我看著這個國家一點點爛掉。
我看著底特律變成了鬼城，看著克利夫蘭的工廠變成了廢墟，看著阿巴拉契亞山脈的礦工因為絕望而沉迷於阿片類藥物。
鐵鏽帶。
他們發明瞭這個詞，用來稱呼那些曾經是民主兵工廠的地方。
我在美國上空遊蕩，像一個找不到家的孤魂野鬼。
華盛頓讓我感到噁心，那裡充斥著說客的香水味和金錢的腐臭味。
紐約讓我感到憤怒，那裡隻有傲慢和貪婪。
我需要尋找一點希望。
我需要尋找一顆火種。
哪怕這顆火種被埋在最深的灰燼下麵。
於是，我來到了匹茲堡。
這座城市位於三條河流的交彙處，曾經是世界的鋼鐵心臟。
現在，它老了，舊了，像是一個患了肺氣腫的巨人，每一次呼吸都帶著渾濁的喘息聲。
但我在這裡，聞到了一股不一樣的味道。
那是憤怒的味道。
我順著這股味道，飄進了一棟破舊的公寓。
公寓很小，空氣裡瀰漫著廉價咖啡和速食意麪的味道。
書架上堆滿了書，大部分是關於大蕭條的，關於曆史的，關於我的。
在這堆書的中間，坐著一個年輕人。
裡奧·華萊士。
我觀察了他很久。
他是個很有意思的矛盾體。
他是匹茲堡大學的曆史係博士生，研究的方向正是新政。
他讀過我所有的演講稿，分析過我簽署的每一條法案。
按理說，他應該是個象牙塔裡的書呆子。
但他不是。
他很窮。
他揹負著十幾萬美元的助學貸款，這筆錢像一座大山壓得他喘不過氣。
他在咖啡館打工，忍受著經理的刁難和顧客的白眼。
他生活在泥潭裡，但他的眼睛看著天空。
他在網上有一個賬號，叫“新政幽靈”。
他在那裡用我當年的話，去點評現在的新聞。
他罵得很難聽，很直接，但他罵到了點子上。
他看透了這個係統的本質。
他知道這不僅僅是哪個黨派的問題，這是階級的問題，是分配的問題，是權力結構的問題。
他有腦子，有憤怒，更有那種我在現代政客身上很少見到的，一種野性的生命力。
但他被困住了。
現實的重力把他死死地按在地上。
那一天，他開啟電腦。
一封來自聯邦學生援助辦公室的郵件。
最終逾期通知。
紅色的字型，和那個高達六位數的欠款金額。
$137，542.89。
我飄浮在他身後的天花板上，看著這個年輕人。
我能感受到他體內那種即將爆炸的絕望。
對於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這個數字意味著他的人生還冇開始就已經結束了。
他要為這筆錢工作幾十年，不敢生病，不敢失業，不敢有任何夢想。
他成了債務的奴隸。
這難道就是我想要建立的世界嗎？
這就是我承諾給每一個公民“免於匱乏的自由”的國家嗎？
又過了幾天，裡奧帶著滿身的疲憊回來了。
他灌了一口威士忌，目光落在了牆上。
那裡貼著一張海報。
那是我。
我坐在敞篷車裡，微笑著，臉上掛著那種標誌性的樂觀笑容，向著人群揮手。
他死死地盯著那張海報，盯著我的眼睛。
我以為他會把酒瓶砸向牆壁。
但他冇有。
他舉起酒瓶，對著海報上的我，發出了咆哮。
“你看到了嗎！這就是你留下的世界！你當年要是把他們那幫銀行家和壟斷寡頭全都吊死在華爾街，哪有今天這麼多破事！”
裡奧吼完了。
他像是被抽乾了所有的力氣，癱倒在地板上，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
我飄在空中，看著這個年輕人。
那句咆哮，像是一道閃電，擊穿了我靈魂深處的迷霧。
“吊死他們。”
多麼簡單，多麼粗暴，又多麼有力的一句話。
在我活著的那個年代，我有無數次機會可以做得更徹底。
但我選擇了改良，選擇了拯救資本主義，而不是埋葬它。
我認為那是理性的，是負責任的。
但現在，看著這個被債務壓垮的年輕人，看著窗外那座衰敗的城市，看著這個貧富差距比1929年還要大的國家。
我開始懷疑。
也許，他是對的？
也許，對那幫貪得無厭的吸血鬼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
這個年輕人身上，有一種我年輕時冇有的東西。
他有一種破壞的**。
他不想修補這棟房子，他隻想把這棟已經爛透了的房子一把火燒了。
這很危險。
但也很有希望。
因為隻有在大火之後，才能在廢墟上建立起真正的新秩序。
這就是我要找的人。
這就是我等待了近百年的火種。
他讀懂了我的曆史，但他不迷信我的曆史。
他敢於指著我的鼻子罵我軟弱，這說明他有超越我的潛質。
他需要的，隻是一點點指引，一點點經驗，還有一點點來自權謀世界的智慧。
我決定了。
我慢慢地降落下來。
我甚至能感覺到那種接觸地麵的實感。
我看著癱坐在地上的裡奧。
他還在盯著海報，眼神空洞，彷彿在那張照片裡尋找著什麼答案。
我清了清嗓子。
用那曾經通過無線電波，穿透了千家萬戶的門窗，安撫了億萬心靈的聲音，緩緩開口。
“年輕人，吊死他們解決不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