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畔的三顆塵埃
1868年9月，維也納
雅各布·科恩是在一場大火中失去一切之後，才真正學會什麼叫“一無所有”的。
但那場大火不是燒他的房子——而是燒他的夢。
事情要從一年前說起。1867年夏天，雅各布在布達佩斯老布達的碼頭上賣麪包，攢下了十七個福林。這對一個十九歲的猶太小販來說，是一筆钜款。他本可以繼續攢下去，開一家屬於自己的麪包鋪，在布達佩斯紮根，讓妹妹米裡亞姆唸書，將來嫁個好人家。
但米裡亞姆病了。
不是什麼絕症，隻是普通的傷寒。但老布達冇有像樣的醫生，隻有一位靠放血和唸咒治病的“理髮師外科醫生”。米裡亞姆高燒了九天，：多瑙河畔的三顆塵埃
“在柯尼希格雷茨戰役中，被普魯士的針發槍……”
“不對。”老人打斷了他，“你父親是被自己人害死的。”
萊奧抬起頭，盯著老人。
“柯尼希格雷茨戰役的前一天晚上，我向上級請求增援。我說，如果不在左翼增加兩個胸甲騎兵團，明天普魯士人就會從那個方向包抄我們。上級說，‘冇有多餘的兵力，你們自己想辦法’。”老人說到這裡，冷笑了一聲，“結果第二天，普魯士人果然從左翼包抄了。你父親的騎兵團衝上去堵缺口，死了三分之二。他也在其中。”
萊奧的手在顫抖。
“我告訴你這些，”老人盯著他的眼睛，“不是讓你仇恨帝國。而是讓你記住，在這個帝國裡，冇有人會替你著想。你隻能靠自己。”
“那……那您為什麼要告訴我？”
“因為你父親救過我的命，”老人說，“在1859年的馬真塔戰役中。如果不是他把我從馬背上拉下來，那顆炮彈會把我炸成碎片。所以我欠他一條命。”
老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個信封，遞給萊奧。
“這是給你母親的。告訴她，如果她需要幫助，可以隨時來找我。”
萊奧接過信封，鞠了一躬。
老人轉身走了幾步，忽然停下來，頭也不回地說了一句：
“還有一件事。你父親不是懦夫。他那天本可以撤退，但他冇有。他選擇了向前衝。”
伊洛娜·拉科齊坐在維也納歌劇院的包廂裡，百無聊賴地看著舞台上的芭蕾舞。
她不喜歡芭蕾。她覺得那些踮著腳尖跳舞的女人像一群受了驚的天鵝，優雅但愚蠢。她也不喜歡維也納。這座城市太精緻了，精緻得像一個瓷器店，你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生怕碰碎了什麼。
但母親非要帶她來。
“你需要見見世麵，”母親說，“維也納是帝國的首都，這裡的社交圈比布達佩斯高階一百倍。”
伊洛娜覺得“高階”這個詞本身就低階得可怕。
歌劇院的包廂裡坐滿了人。前排是皇帝弗朗茨·約瑟夫的包廂，但今天皇帝冇來——據說他在美泉宮處理政務。旁邊是外交大臣的包廂，再旁邊是一位俄羅斯公爵的包廂。
伊洛娜的目光掃過人群，忽然停在一個年輕男人身上。
那個人坐在第三排靠右的位置，穿著一件剪裁得體的黑色燕尾服，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臉上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微笑。他大約二十五六歲，長相英俊，但眼神裡有一種讓人不舒服的東西——像是貓在看一隻還冇決定要不要抓的老鼠。
“那是誰？”伊洛娜問母親。
“哪個？”
“第三排，右邊，黑衣服的。”
母親看了一眼，臉色微微變了。
“那是卡爾·馮·溫迪施格雷茨王子，”母親壓低聲音說，“宮廷近衛軍上尉，同時也是……一個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離他遠點。”
但伊洛娜冇有移開目光。
因為她發現，那個王子也在看她。
不是那種偷偷摸摸的、躲閃的看，而是明目張膽的、毫不掩飾的看。彷彿在說：我已經注意到你了，你呢？
伊洛娜覺得噁心。
但她也覺得有趣。
雅各布的咖啡館在開業第三個月開始盈利。
不是因為他煮的咖啡好喝——事實上，他的咖啡比科胡特時代的更苦，因為他在裡麵摻了一種便宜的菊苣根粉。而是因為他開始做一件以前科胡特不敢做的事：允許客人在店裡“談生意”。
什麼樣的生意？
所有生意。
有人在這裡買郵票、賣郵票。有人在這裡兌換外幣，彙率比銀行優惠。有人在這裡打聽訊息：“聽說加利西亞那邊又鬨起來了？”“可不是嘛，哥薩克人燒了三個村子。”“誰乾的？”“不知道，也許是波蘭人，也許是猶太人，反正不是哥薩克人自己。”
雅各布從來不參與這些談話。他隻是坐在櫃檯後麵，擦杯子，記賬，偶爾抬頭看一眼說話的人。
但他記住了一切。
誰在抱怨皇帝，誰在咒罵匈牙利人，誰在偷偷摸摸地跟塞爾維亞人接頭。誰的錢包裡裝著什麼樣的紙幣，誰的袖口上有女人的口紅印，誰的靴子上沾著哪個區的泥土。
資訊就是金錢。而雅各布正在把咖啡館變成一座資訊交易所。
一天晚上，一位特殊的客人走進了咖啡館。
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中等身材，穿著一件灰色的長外套，戴著禮帽，帽簷壓得很低。他走到最角落的桌子坐下，點了杯黑咖啡。
雅各布端咖啡過去的時候，那人忽然低聲說了一句話：
“聽說你這兒可以買到‘訊息’？”
雅各布放下咖啡，不動聲色地說：“先生，我這兒隻賣咖啡。”
“那如果我出一百福林買一個訊息呢？”
“什麼訊息？”
“關於一個人，”那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照片，“這個人，三天前在布拉格失蹤了。有人告訴我，他可能來了維也納。如果你能找到他，我會再付一百福林。”
雅各布看了一眼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年輕男人，大約二十出頭，戴眼鏡，表情嚴肅，像是一個大學生或者一個年輕學者。
“他是誰？”
“你不必知道，”那人說，“你隻需要找到他。”
雅各布沉默了幾秒鐘。
“兩百福林定金，”他說，“不論找不找得到，都不退。”
那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小袋金幣，放在桌上。
雅各布數了數，正好二十枚金幣——相當於兩百福林。
“成交，”雅各布說，“三天後你來，我給你訊息。”
那人站起來，戴上帽子，頭也不回地走了。
費倫茨從櫃檯後麵探出頭來：“那是什麼人？”
“不知道，”雅各布把金幣收進口袋，“但我猜，他來自布拉格，是警察局的人，或者比警察更高階。”
“你怎麼知道？”
“他的靴子，”雅各布說，“布拉格產的皮靴，鞋底磨損的方式，說明他經常走石板路——布拉格老城區的街道全是石板。而且他說德語，但‘失蹤’這個詞的重音在第一個音節，這是捷克口音。”
費倫茨搖了搖頭：“你纔來維也納一年，怎麼就變成了一個偵探？”
雅各布冇有回答。他隻是從抽屜裡拿出一張紙，寫下那個人的描述，然後開始思考：一個從布拉格失蹤的大學生，為什麼會有人願意花兩百福林找他？
也許，答案不在維也納。
也許，答案在布拉格。
而雅各布知道，帝國裡冇有什麼是真正“失蹤”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最終都會在某家咖啡館的某個角落裡，被人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