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魯北大地，寒風似乎比往年來得更烈些。濱州、惠民、壽光一帶的土坯房上壓著薄薄的霜花，清晨的街道上，騎著二八大杠自行車的人們哈著白氣，車把上掛著的鋁製飯盒碰撞出清脆的聲響。誰也不會想到，一場持續近三年的噩夢，正悄然籠罩在這片寧靜的土地上。那些穿著的確良襯衫、留著時髦卷發的年輕姑娘們，很快就將在深夜的黑暗中，被一種突如其來的恐懼攥緊心臟。
一係列割傷美少女耳朵的惡性傷害案，正以令人心悸的姿態，一步步撕開這個年代的平和表象。
訊息像被狂風捲起的沙塵，迅速席捲了整個魯北地區，甚至傳到了千裡之外的省城。“夜裡彆讓姑娘單獨睡”“出門最好有人陪著”，成了家家戶戶睡前的叮囑。派出所的戶籍警下片區時，總能看到巷口聚集著竊竊私語的居民，他們臉上掛著掩不住的恐慌，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耳朵，彷彿那脆弱的器官下一秒就會遭遇不測。社會輿論更是炸開了鍋，地方小報用加粗的黑體字印著“魯北出現割耳惡魔”，街頭巷尾的收音機裡，評書先生講到驚險處，總會借題發揮一句“這比江湖上的采花大盜還要歹毒”。
拂曉驚魂：高家院子的血色呼救
1986年1月7日，拂曉時分的濱州市和平區，天剛矇矇亮，遠處的工廠還沒響起上班的汽笛聲，高家院子裡突然爆發出一陣撕心裂肺的呼救聲，像一把尖刀刺破了冬日的沉寂。“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沒了！”16歲的小高捂著右側臉頰，鮮血從他的指縫間汩汩湧出，順著下巴滴落在凍得發硬的地麵上，瞬間凝成了暗紅色的冰碴。他疼得渾身發抖，在院子裡跌跌撞撞地亂蹦，額頭上的青筋因為劇痛而暴起。
高家的燈“唰”地全亮了。母親王桂蘭披著棉襖從屋裡衝出來，一看見兒子滿臉是血的模樣，腿一軟差點摔倒，扶住門框才勉強站穩，聲音抖得不成樣子：“兒啊！這是咋了？誰把你弄成這樣的？”父親高建國剛穿好褲子，抄起門後的扁擔就往外衝，嘴裡吼著：“哪個天殺的敢在老子家門口行凶！我跟他拚命！”姐姐高秀梅也趕了過來，看著弟弟血淋淋的傷口，嚇得臉色慘白，眼淚唰地就流了下來。
這一切，本該是衝著她來的。
前一天夜裡，濱州的氣溫降到了零下12度，寒風卷著雪粒子打在窗戶上，發出“嗚嗚”的聲響。高秀梅在棉紡廠上夜班，臨走前看著弟弟凍得縮脖子的樣子，心疼地說：“你今晚去我屋裡睡，我那屋有煤爐，暖和點，順便幫我看會兒門。”小高聽了姐姐的話，樂嗬嗬地搬著被褥去了東廂房——那是姐姐獨居的臥室，收拾得乾淨整潔，還擺著一瓶姐姐捨不得插的塑料花。
淩晨四點多，小高睡得正沉，迷迷糊糊中覺得右耳一陣鑽心的劇痛，像是被什麼鋒利的東西狠狠劃了一下。“嗖”的一下，那股涼意帶著撕裂般的疼痛瞬間傳遍全身，他猛地從床上彈了起來，下意識地摸向耳朵。
空蕩蕩的，隻剩下黏膩的鮮血。
“啊！”他的尖叫還沒喊完，就看見屋門“哐當”一聲被撞開，一條黑影像野貓一樣竄了出去，踩著院牆上的磚縫一躍而過，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裡，隻留下院牆外幾聲急促的腳步聲。
高家的哭喊和呼救聲很快驚動了鄰居，十幾個街坊湧進院子，有的幫著捂傷口，有的跑去打電話報警，還有的追出院外試圖尋找凶手的蹤跡，但黑暗中早已沒了人影。混亂中，有人不小心踢翻了小高床邊的煤爐，爐灰撒了一地；有人為了看傷口，伸手碰了碰床上的血跡。
等濱州市公安局的乾警趕到時，原本可能留存線索的現場，已經被破壞得一塌糊塗。
接到報案的周憲文局長，當時剛吃完一碗熱乎乎的小米粥。這位從部隊轉業的老公安，臉上總是帶著一股不怒自威的沉穩，一聽發生了這麼惡劣的案件，飯碗一放就抓起了警服。“通知技術科、刑警隊，五分鐘後出發！”他對著對講機喊完，又抓起桌上的手電筒，快步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門。
案發現場的東廂房裡，周局長蹲在床邊，眉頭擰成了一個疙瘩。床上的棉被被血浸透了一大片，暗紅色的血跡已經半乾，邊緣卷著硬邊。技術科的乾警小心翼翼地用鑷子翻看被褥，嘴裡嘟囔著：“局長，現場太亂了，腳印、指紋全被破壞了，連個可疑的毛發都沒找到。”周憲文點點頭，目光掃過牆頭，那裡有一塊磚鬆動了，磚縫裡掛著幾根黑色的纖維，應該是凶手翻牆時刮下來的。“凶手是後半夜翻牆入院的，目標明確，動作利落，用的是鋒利的刀具，割耳後迅速逃離，心理素質很強。”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塵，“先走訪受害人親屬，弄清楚到底是衝誰來的。”
高秀梅坐在椅子上，雙手不停地搓著衣角，聲音帶著哭腔：“肯定是衝我來的。我在廠裡處了個物件，後來吹了，他一直耿耿於懷，前陣子還在廠門口堵過我，說要讓我‘後悔’。”她頓了頓，眼淚又流了下來，“都怪我，要是我不讓弟弟去我屋睡，他也不會遭這個罪……”
乾警們很快摸清了情況：22歲的高秀梅是棉紡廠的女工，長得眉清目秀，麵板白皙，留著當時最流行的波浪卷發，身邊不乏追求者。她之前和同廠的一個男工處過物件，後來因為對方脾氣暴躁、有家暴傾向而提出分手，對方曾多次威脅她。而小高因為從小跟著姐姐長大，留著一頭齊肩的長發，加上身形瘦弱，夜裡在昏暗的光線下，很容易被誤認為是女性。
“凶手應該是衝著高秀梅來的，報複性傷害。”刑警隊的老陳在案情分析會上說道，“夜裡光線暗，他把小高當成了高秀梅，所以才下了手。”這個推斷得到了大多數乾警的認可。接下來的七個多月裡，警方圍繞高秀梅的社會關係展開了拉網式排查，那個威脅過她的前男友被列為頭號嫌疑人，被反複訊問了多次，但他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明。
案發當晚，他正在外地的親戚家幫忙蓋房子，有十幾個人可以作證。
乾警們沒有放棄，又陸續排查了高秀梅的同事、鄰居，甚至是她中學時的同學，凡是有過矛盾糾葛的，都一一進行了調查。三伏天裡，他們頂著近四十度的高溫，騎著自行車穿梭在濱州的大街小巷，襯衫濕了又乾，乾了又濕，背上結出了一層白花花的鹽漬。可無論他們怎麼努力，線索就像斷了線的風箏，再也找不到蹤跡。案件陷入了僵局，周憲文局長的辦公室裡，那盞台燈常常亮到後半夜，煙灰缸裡堆滿了煙蒂。
再添新案：郭氏姐妹的深夜驚魂
就在警方一籌莫展之際，那個隱藏在黑暗中的惡魔，再次露出了獠牙。1986年8月28日淩晨兩點，濱州市紅旗居民區的郭家門口，突然傳來一陣淒厲的哭聲，打破了夏夜的寧靜。“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沒了！”20歲的郭大國躺在床上，雙手捂著左側耳朵，鮮血順著她的脖頸流到枕頭上，把枕頭套染成了暗紅色。旁邊的妹妹郭二丫嚇得縮在床角，渾身發抖，嘴裡不停地唸叨著：“魔鬼……有魔鬼進來了……”
郭家人被哭聲驚醒，父親郭老漢舉著煤油燈衝進西廂房，看到大女兒滿臉是血的模樣，氣得渾身發抖，抄起門後的鋤頭就往外衝，卻被老伴死死拉住：“你去哪兒啊？凶手早就跑了！快給公安局打電話！”郭大國的母親撲到床邊，看著女兒空蕩蕩的左耳根，心疼得號啕大哭：“我的苦命閨女啊，你這還沒嫁人呢，可咋整啊……”
周憲文局長接到報案時，正在辦公室裡研究小高案的卷宗。“又是割耳？”他猛地站起身，眼裡閃過一絲怒火，“通知孫樹儉、袁海泉，讓惠民地區公安處的賈微信副處長也帶人過來，現場必須保護好！”這一次，警方吸取了上次的教訓，在趕到現場後，第一時間拉起了警戒線，禁止無關人員進入，技術科的乾警帶著手套、口罩，小心翼翼地對現場進行勘察。
西廂房裡，郭大國和妹妹睡在一張雙人床上，郭大國睡在外側。門上的玻璃碎了一塊，平時糊著的白紙被撕得粉碎，門插銷也壞了，地上放著一把頂門用的椅子，已經被撞得歪到了一邊。“我睡得正香，突然覺得耳朵一陣疼，醒來一摸，就沒了。”郭大國的聲音帶著哭腔，臉色蒼白如紙，“我啥也沒看見，就聽見院子裡有腳步聲，跑得特彆快。”
技術科的乾警在門後的地麵上，發現了幾滴零星的血跡，還有一個模糊的腳印，但因為是泥土地麵，腳印很快就氧化了。“犯罪分子還是深夜翻牆入院，從破損的玻璃處伸手開啟門閂，作案手法和高家案很像。”惠民地區公安處的賈微信副處長蹲在牆根下，指著牆上的一個腳印說道，“你看，這個腳印的尺寸和高家案現場牆頭上的腳印差不多，應該是同一個人。”
案情分析會上，氣氛異常凝重。乾警們發現，這兩起案件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作案時間都在淩晨，凶手都是翻牆入院、入室作案，目標都是年輕女性（小高因長發被誤認），作案工具都是鋒利的刀具，且作案後都迅速逃離，現場幾乎不留下痕跡。“可以並案偵查。”周憲文局長敲了敲桌子，“現在我們要重新梳理線索，不能隻盯著高秀梅的社會關係了。”
經過走訪得知，郭大國和高秀梅不同，她性格文靜，作風正派，在一家百貨商店當售貨員，平時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幾乎沒有社交，更沒有什麼戀愛糾葛，是街坊鄰裡眼中的“好姑娘”。“那凶手為什麼要盯上她？”刑警隊長袁海泉皺著眉頭問道。這時，郭老漢的一句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我前陣子在菜市場和人吵過架，那人說要讓我‘家破人亡’。”
郭老漢是個木匠，前段時間給一個客戶打傢俱，因為對方覺得木料不好，要求降價，兩人吵得麵紅耳赤。那個客戶脾氣暴躁，當時就拍著桌子罵道：“你要是不降價，我就讓你吃不了兜著走，讓你閨女也沒好日子過！”這個線索讓乾警們眼前一亮，他們立刻找到了那個客戶，對其進行了訊問和調查。可沒想到，對方案發當晚正在外地出差，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明，線索再次中斷。
接下來的半個多月裡，專案組展開了大規模的拉網排查，以郭家和高家為中心，輻射周邊五個居民區，走訪了近兩千戶人家，查出了100多條有價值的線索。乾警們白天走訪，晚上整理材料，有的人累得在辦公室裡睡著了，頭枕著卷宗，臉上還沾著墨水；有的人嗓子啞得說不出話，隻能用手勢比劃著詢問情況。可即便如此，這100多條線索還是被一一排除了，那個隱藏在黑暗中的凶手，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沒留下一點蹤跡。
魔影再臨：水利安裝隊的血色淩晨
1987年春節剛過，魯北大地還殘留著年味，家家戶戶的春聯還鮮紅欲滴，那個惡魔又一次行動了。3月1日淩晨3點，濱州市水利安裝隊的女工小穀，剛送走戀愛物件王某不久，迷迷糊糊地進入了夢鄉。窗外的月光透過窗簾的縫隙照進來，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影子，屋子裡還殘留著王某身上的煙草味。
突然，一陣輕微的響動驚醒了小穀。她以為是王某落下了東西回來取，迷迷糊糊地喊了一聲：“是你嗎？”沒人回答。緊接著，她感到右耳一陣劇痛，像是被人用刀生生割了下來，疼得她瞬間清醒過來，尖叫著想要坐起身。可凶手比她更快，一把按住她的肩膀，另一隻手拿著刀，在她的臉上劃了兩刀，交叉的傷口瞬間湧出鮮血，流進了她的眼睛裡，讓她看不清凶手的模樣。
小穀拚命掙紮，手腳亂蹬，卻被凶手連刺了幾刀，手上和腳上的傷口火辣辣地疼。她的尖叫驚動了隔壁的鄰居，鄰居大喊著“誰啊！乾什麼呢！”，凶手這才慌了神，轉身就跑。小穀趴在床上，渾身是血，看著凶手的黑影消失在門口，嘴裡不停地喊著“救命”，聲音微弱得像蚊子哼。
周憲文局長趕到現場時，小穀已經被送往醫院搶救。她的臥室裡一片狼藉，被子被扯到地上，床單上全是血跡，地上散落著幾張沾有血跡和分泌物的衛生紙。“這些衛生紙是怎麼回事？”技術科的乾警問道。小穀的母親紅著眼圈說：“血跡是小穀擦傷口的，那些有分泌物的……是她物件昨晚留下的。”
經過勘察，警方發現凶手這次是從後門進入的，小穀送走王某後，後門沒有關嚴，隻掛了一個搭扣。凶手作案後，還順手牽羊拿走了雞窩上曬的一雙白運動鞋。“這雙鞋是小穀剛買的，還沒穿幾次。”小穀的母親說道。技術科的乾警提取了床單上的血跡和衛生紙上的分泌物，但經過化驗，血跡確實是小穀的，分泌物是王某的，沒有發現凶手的痕跡。
走訪得知，23歲的小穀長得很漂亮，性格也比較外向，身邊有不少追求者，曾經有幾個人因為她爭風吃醋，甚至在工廠門口打過架。“會不會是那些追求者中的某個人，因為得不到小穀而報複她？”刑警隊的年輕乾警小李說道。這個推斷得到了部分乾警的認可，他們立刻對小穀的追求者展開了調查，可查來查去，這些人案發當晚都有不在場證明，有的在加班，有的在和朋友喝酒，都能被人證實。
案情分析會上，乾警們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小穀案和前兩起案件不同，凶手不僅割耳，還毀容、傷人，甚至有盜竊行為，作案動機更像是爭風吃醋的報複，不具備並案條件；另一派則認為，雖然作案細節有差異，但核心手法是一致的，都是淩晨入室、傷害年輕女性，應該並案偵查。
“我認為應該並案。”郭鳳鳴科長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緩緩說道，“大家看，三起案件的作案時間都在淩晨2點到4點之間，這個時間段是人睡得最沉的時候，凶手選這個時間作案，就是為了降低受害人的警覺性。作案手法都是用鋒利刀具割耳，動作迅速，說明凶手有一定的作案經驗，或者心理素質極強。而且，三起案件的間隔時間都在7個月左右，這說明凶手有一定的蟄伏期，在等待下一次作案的機會。”
郭科長頓了頓，繼續說道：“至於毀容和盜竊，可能是凶手的作案手法在升級，也可能是他臨時起意。我們不能因為這些細節上的差異，就否定並案的可能性。從‘割耳’這個核心特征來看，這三起案件絕對是同一個人所為。”他的話讓在場的乾警們都陷入了沉思，周憲文局長點了點頭：“郭科長說得有道理，下一步，我們重點排查有犯罪前科、家庭關係不和、失戀、智力低下或者神經不正常的男性，尤其是那些有變態行為的人。”
此時，係列割耳案已經在濱州引起了極大的恐慌。許多女青年夜裡不敢單獨睡覺，有的讓父母在床邊守著，有的乾脆搬到單位的集體宿舍，甚至有幾個即將結婚的姑娘，因為害怕而推遲了婚期。水利安裝隊的女工們，晚上下班都要結伴而行，手裡拿著木棍、剪刀等防身工具，生怕自己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公安乾警們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周憲文局長的頭發在短短幾個月裡，白了一大半。
跨區疑雲：壽光與惠民的相似案件
就在濱州警方全力偵查之際，山東省公安廳傳來了一個訊息：壽光縣1986年5月發生的一起割耳案，與濱州的係列案件有諸多相似之處，建議並案偵查。這個訊息讓專案組的乾警們精神一振，擴大偵查範圍，或許能找到新的線索。
1986年5月24日，壽光縣城關九崗村的女工林英，經曆了一場終生難忘的噩夢。23歲的林英在造紙廠上班，當天因為加班，直到半夜11點才下班。回家的路上，她總覺得身後有個人跟著她，腳步輕得像貓一樣。“誰啊？”她回頭喊了一聲，身後空蕩蕩的，隻有路燈投下的長長的影子。林英心裡有點發毛，加快了腳步，一路小跑回了家。
當時正好趕上停電，林英點上蠟燭，洗漱完後看了一會兒書，就躺在床上睡著了。淩晨2點左右，一陣劇痛讓她猛地醒來，她下意識地摸向左側耳朵，發現耳朵已經不見了，鮮血順著她的臉頰流到了枕頭上。她剛想尖叫，凶手又揮刀劃向她的臉，左眉間被劃了一道深深的傷口，右手虎口和背部也各捱了一刀。林英疼得渾身發抖，拚命掙紮，凶手見狀，倉皇逃走，她隻看到一條瘦小的黑影消失在門外。
壽光縣公安局接到報案後，立刻對現場進行了勘察，但和濱州的案件一樣，現場被破壞嚴重，沒有提取到任何有價值的痕跡物證。案情上報到省廳後，引起了省廳領導的重視，在得知濱州發生係列割耳案後，立刻將兩起案件的卷宗進行了比對。
在省廳的協調下，濱州專案組的乾警們趕到了壽光，與壽光縣公安局的乾警們共同分析案情。“我認為是同一個人乾的，”壽光縣公安局的李局長說道，“凶手都是夜間作案，目標都是年輕女工，作案工具都是鋒利刀具，而且都有傷人後迅速逃離的特點。”但也有乾警提出了不同意見：“濱州的案件都是入室作案，而林英案，凶手是怎麼進入室內的？林英說她睡前鎖好了門。”
經過反複調查，乾警們發現林英家的窗戶插銷有鬆動的痕跡，凶手很可能是從窗戶進入室內的。“這說明凶手有很強的攀爬能力，”周憲文局長說道，“而且他的體態應該比較瘦小，才能從窗戶鑽進來。”結合四起案件的情況，專案組做出了一個初步的畫像：凶手為男性，年齡在18-25歲之間，體態瘦小，有較強的攀爬和流竄能力，心理不正常，可能在人際關係上受過重創，尤其是在婚戀方麵。
就在專案組圍繞這個畫像展開排查時，濱州又發生了一起特大奸殺婦女案，社會影響極其惡劣。上級命令專案組抽出部分骨乾力量，參與這起案件的偵破工作。一邊是持續近一年的係列割耳案，一邊是新發生的特大奸殺案，乾警們分身乏術，壓力更大了。而此時，關於割耳惡魔的謠言越來越多，甚至有香港的媒體報道稱“中國北方出現魔鬼城”，把案件渲染得更加恐怖，給警方的偵查工作帶來了更大的阻力。
1987年3月，省廳領導召集濱州、壽光兩地的專案組成員，在濟南召開了案情研討會。“犯罪分子之所以遲遲沒有落網，一是因為我們的網眼太大，排查不夠細致；二是因為我們的排查範圍太侷限，隻盯著受害人認識的人，”省廳的王廳長說道，“大家想想，凶手不可能對四個受害人都有仇有恨，他的作案動機，更可能是仇視社會、仇視年輕女性，是一種心理變態的報複行為。”
王廳長的話點醒了在場的所有人。周憲文局長當即決定，調整偵查方向：不再侷限於受害人的社會關係，而是以濱州、壽光為中心，輻射周邊地區，重點排查18-25歲之間，有犯罪前科、流氓行為，因婚戀或家庭關係受刺激，心理變態，有工不做、經常夜間外出的男青年。“我們要立足於抓獲現行，在重點區域安排警力守候，一旦發現可疑人員，立刻進行盤查。”
按照這個思路，乾警們展開了大規模的排查工作。他們白天走訪工廠、居民區，晚上在重點路段、居民區附近蹲守，有的乾警甚至半個多月沒回家，住在單位的臨時宿舍裡，吃的是泡麵和饅頭。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裡，他們先後查訪了9000多人，查出400多個嫌疑人，重點鎖定了57個有重大嫌疑的人。雖然沒有查獲係列割耳案的凶手，但也帶破了一批其他的刑事案件，抓獲了12名刑事犯罪分子。
就在排查工作緊張進行時，專案組的乾警們又發現了新的線索：惠民縣1986年發生的兩起傷害婦女案，與濱州的係列割耳案有許多相似之處。周憲文局長立刻帶領偵查人員趕赴惠民，對這兩起案件進行覈查。
第一起案件發生在1986年8月18日淩晨2點，惠民縣造護理鄉雙廟村的姑娘牛花，剛睡著不久，就覺得有人摸她的頭。她嚇得立刻起身呼救，凶手見狀，揮刀在她的左腮上劃了一刀，然後迅速逃離，牛花隻看到一條黑影消失在門外。第二起案件發生在20多天後的9月10日淩晨3點，東廟村20歲的姑娘張妹，在睡夢中感覺到有人摸她的耳朵，她急忙翻身掙紮，右腮部被凶手割了一刀，凶手倉皇逃走。
惠民縣公安局的卷宗顯示，這兩起案件的凶手都是深夜翻牆入院，入室作案，作案工具都是鋒利刀具，目標都是年輕女性，而且現場都沒有留下有價值的痕跡物證。“雖然這兩起案件沒有割到耳朵，但其他特點和我們正在偵查的割耳案基本一致，應該是同一個凶手所為，隻是因為受害人及時反抗，凶手沒有得手。”郭鳳鳴科長說道。專案組經過研究，決定將這兩起案件與之前的四起案件並案偵查，偵查範圍進一步擴大。
囂張至極：飯店服務員的白晝遇襲
1987年9月26日，濱州某單位的營業員賀小姐，經曆了一場驚魂夜。18歲的賀小姐長得亭亭玉立，是單位裡公認的“一枝花”。當天晚上，她和母親睡在一張床上，淩晨4點多，她突然感覺到有人摸她的頭，剛要呼救，嘴上就捱了一刀。“嗷”的一聲尖叫，賀小姐疼得滾到了地上，她的母親被驚醒，急忙拉起電燈，隻見一條黑影竄出窗外，翻過院牆消失了。
賀小姐躺在地上，滿嘴是血，嘴唇被兩邊豁開，創口長達10多厘米，連牙齒都露了出來。她的母親抱著她，哭得肝腸寸斷：“我的閨女啊，你這嘴以後可咋整啊……”這起案件的發生，讓凶手的氣焰變得更加囂張，他竟然敢在有成年人陪同的情況下作案，而且目標不僅僅是耳朵，更是對受害人進行全方位的傷害。
案件發生後，專案組立刻調集人馬奔赴現場，進行勘察和訪問。同時，在濱州的各交通要道設卡堵截，對全市的旅店、飯店、歌舞廳等公共場所進行治安大清查，對各企事業單位、廠礦的夜間活動人員逐個進行排查。周憲文局長在動員大會上，聲音嘶啞地說道：“凶手就在我們身邊，我們要是抓不到他，就對不起老百姓的信任，對不起身上的這身警服！”
乾警們分成6個戰鬥組，在濱州的重點部位進行24小時守候。有的乾警藏在居民樓的樓道裡，蚊蟲叮咬得渾身是包；有的乾警趴在路邊的草叢裡，身上沾滿了露水和泥土；有的乾警喬裝成路人，在街頭巷尾來回巡視。可即便如此，凶手還是像幽靈一樣，沒有露出任何蹤跡。
時間一天天過去，轉眼到了1988年8月，距離第一起案件發生已經過去了兩年多。這兩年多裡，乾警們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沒有好好陪過家人，可凶手卻始終逍遙法外。就在大家快要失去耐心的時候，一個意外的案件，讓整個案情出現了轉機。
1988年8月12日下午3點半左右，濱州市某飯店的服務員小李姑娘，正在家裡睡午覺。因為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她睡得很沉，朦朦朧朧中，感覺到有人朝她撲來。她猛地睜開眼睛，隻見一個瘦小的男子站在床前，一手拿著菜刀，一手握著匕首，滿臉凶氣，眼神裡透著一股瘋狂的光芒。
小李嚇得魂飛魄散，剛想喊“救命”，那男子就舉起菜刀，朝她的頭上砍來。“噗”的一聲，菜刀砍在了小李的額頭上，鮮血瞬間流了下來，遮住了她的眼睛。小李下意識地伸出手，抓住了菜刀的刀刃，手心被割得鮮血淋漓。凶手見狀，另一隻手拿著匕首，朝她的肩頭捅了一刀。“殺人啦！救命啊！”小李忍著劇痛，大聲呼救，聲音穿透了窗戶，傳到了街上。
凶手一看情況不妙，掙脫小李的手，轉身就往門外跑。此時，正在附近巡邏的小分隊戰鬥小組長、濱州市公安局刑警隊長袁海泉，接到了群眾的報案。“快！凶手往五四居委會方向跑了！”袁海泉大喊一聲，帶領戰鬥組的乾警們，風馳電掣般地追了上去。他知道，此刻是抓獲凶手的最佳時機，一旦讓凶手跑遠，再想抓住他就難了。
袁海泉追出院外不遠，看到幾個看熱鬨的婦女站在路邊，急忙問道：“剛纔有沒有看到一個瘦小的男人跑過去？”其中一個穿藍布衫的婦女說道：“有啊！剛纔有個小個子男人急匆匆地跑過去，好像是叫盛華的，就住在五四居委會。”“好！”袁海泉立刻帶領乾警們，朝著五四居委會的方向跑去。
他們很快找到了張盛華的家，敲了半天門，沒人應答。鄰居告訴他們，張盛華剛纔回家過一趟，拿了件衣服就往他姥姥家去了。袁海泉二話不說，帶領乾警們驅車趕往張盛華的姥姥家。傍晚6點多，在張盛華姥姥家的柴房裡，乾警們找到了蜷縮在角落裡的張盛華。他的身上沾滿了血跡，手裡還握著那把帶血的匕首。“不許動！”乾警們大喝一聲，衝上前去，將張盛華按倒在地，戴上了手銬。
真相大白：扭曲心靈的罪惡之路
當晚，袁海泉隊長就對張盛華進行了突審。審訊室裡，燈光慘白，照在張盛華的臉上，他低著頭，頭發淩亂，遮住了眼睛，一言不發。“說說吧，為什麼要傷害小李？”袁海泉問道。張盛華沉默了半天，才緩緩抬起頭，眼神裡透著一股桀驁不馴：“她瞪我。”“就因為她瞪了你一眼，你就拿刀砍她？”袁海泉追問道。張盛華又低下頭，嘟囔著：“我就是看那些打扮漂亮的女的氣的慌。”
剛開始，張盛華隻承認傷害小李的犯罪事實，對之前的係列割耳案絕口不提。無論乾警們怎麼問，他都緊閉雙唇，不再言語。袁海泉知道，張盛華的性格很倔強，硬審是不行的，必須找到他的軟肋。他讓人去調查張盛華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很快，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擺在了他的麵前。
張盛華，1968年出生，案發時20歲，身高1米68，是五四居委會的無業人員。他7歲時因患中耳炎，治療不及時，導致聽力下降，反應比同齡人遲鈍。因為這個生理缺陷，張盛華從小就被同伴們嘲笑，罵他“聾子”“傻子”。他的父母對他也很放任，平時不管不問，讓他養成了孤僻、暴躁的性格。表麵上看，張盛華瘦弱愛笑，很不起眼，但實際上，他的自尊心極強，記憶力也很好，手腳麻利，跑得特彆快，尤其是上牆，非常利索。
街坊鄰居反映，張盛華雖然聽力不好，但很愛麵子，誰要是說他的壞話，他就會記恨在心，伺機報複。他平時沒有固定的工作，白天在街頭打檯球、看錄影，晚上就出來胡溜亂逛，有時露宿在街頭，有時睡在醫院的長椅上，還有時躲在破屋裡。他身上總是帶著一把小刀子，經常因為一點小事和彆人發生衝突，甚至動刀子。有一次，他在商店裡光看不買，服務員說了他幾句，他就拿著刀子，找到那個服務員的集體宿舍，要不是被其他人攔住，後果不堪設想。
更讓乾警們震驚的是，張盛華有嚴重的變態行為。街坊鄰居說，近幾年，他經常偷看婦女上廁所，夜裡潛入鄰居的院子裡，聽兩口子睡覺的動靜，還爬到醫院婦科的後窗，偷看婦女生孩子。“這個人心術不正，早晚要出事。”一位老街坊這樣評價他。
結合這些情況，專案組分析認為，張盛華的性格特點是“吃軟不吃硬”，而且自尊心極強，想要讓他交代罪行，必須從他的心理入手。袁海泉調整了審訊策略，不再對他進行嚴厲的追問，而是和他聊起了他的童年經曆。“我知道你小時候過得不容易，彆人嘲笑你，欺負你，你心裡肯定不好受。”袁海泉說道。這句話戳中了張盛華的痛處，他的眼睛裡泛起了淚光。
在袁海泉的耐心引導下，張盛華終於開啟了話匣子。他說，因為聽力不好，他從小就很自卑，尤其是看到那些漂亮的姑娘，他既羨慕又嫉妒。他覺得那些姑娘都看不起他，不願意和他說話，甚至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有一次，我在公園裡想和一個姑娘說話，她轉身就走了，還對她同伴說‘離那個聾子遠點’。”張盛華的聲音帶著哭腔，“從那以後，我就恨那些漂亮的姑娘，我要讓她們付出代價。”
聊著聊著，張盛華突然說了一句：“在濱州，我就割了三根耳朵。”這句話讓在場的乾警們精神一振，袁海泉立刻追問道：“哪三根？說說具體情況。”張盛華沉默了一會兒，開始交代他的犯罪事實。他說，1986年1月，他在高家附近轉悠時，看到高秀梅長得很漂亮，就起了歹心。夜裡，他翻牆進入高家院子，摸到東廂房，看到床上躺著一個留長發的人，以為是高秀梅，就用刀割下了對方的耳朵，直到後來看到新聞，才知道割錯了人。
1986年8月，他又盯上了郭大國，因為他覺得郭大國“太傲氣”，不把他放在眼裡。他翻牆進入郭家，從破損的玻璃處開啟門閂，進入西廂房，割下了郭大國的耳朵。1987年3月，他在水利安裝隊附近看到了小穀，覺得小穀“作風不正派”，就趁她後門沒關嚴，進入她的臥室，割下了她的耳朵，還劃了她的臉，順手拿走了她的運動鞋。
在審訊的過程中，乾警們發現張盛華有強烈的自我表現欲和個人英雄主義情結。他說，每次作案後，看到警方大規模排查卻找不到他，他就覺得特彆“威風”，有一種“勝利”的感覺。“我看著你們在街頭轉來轉去，就是抓不到我，我心裡特彆高興。”張盛華的臉上露出了一絲詭異的笑容。
在乾警們的進一步追問下，張盛華又交代了他在壽光和惠民犯下的罪行。他說，1986年5月，他流竄到壽光，看到林英下班後一個人走夜路，就跟在了她的身後，夜裡潛入她的家中，割下了她的耳朵。1986年8月和9月，他在惠民作案時，因為受害人反抗及時，沒有割到耳朵，隻劃傷了她們的臉。
當被問到割下來的耳朵去哪裡了時，張盛華的回答讓乾警們毛骨悚然：“喂狗了。”他說，每次割下耳朵後，他都覺得很“解氣”，把耳朵隨手扔給路邊的野狗，看著野狗爭搶撕咬，他心裡就會湧起一種病態的滿足感。“那些女的不是看不起我嗎？她們的耳朵連狗都不如。”這句話從這個二十歲青年嘴裡說出來，沒有絲毫愧疚，隻有令人脊背發涼的冷漠。
為了核實張盛華的供述，專案組立刻展開了證據固定工作。乾警們根據他的指認，在他經常藏匿的破屋牆角，挖出了一把用布包裹的匕首，刀刃上的鏽跡中還殘留著微量血跡，經技術鑒定，與郭大國、小穀等受害人的血型完全吻合。在他姥姥家的柴房裡，乾警們找到了那雙被他偷走的白運動鞋，鞋麵上的泥土成分與水利安裝隊宿舍周邊的土壤一致。更關鍵的是，張盛華供述的每起案件細節，都與受害人陳述、現場勘察記錄高度吻合，包括高家案中牆頭上的黑色纖維，那正是他當時所穿舊外套的材質，這些鐵證徹底鎖定了他的犯罪事實。
1988年9月，張盛華因涉嫌故意傷害罪、搶劫罪（盜竊運動鞋已構成轉化型搶劫）被濱州市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案件移送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對其進行了司法精神病鑒定，結論為“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他的聽力缺陷並未影響其認知能力，所有犯罪行為均是主觀故意下的清醒選擇。
1989年1月，濱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這起轟動魯北的係列割耳案。法庭上，張盛華麵對受害人及其家屬的哭訴，起初還試圖狡辯，稱自己是“被社會逼的”，但當公訴人出示匕首、血跡鑒定報告、受害人傷情照片等一係列證據時，他終於低下了頭，不再作聲。受害人家屬的代理律師在法庭辯論中說道：“凶手以極端殘忍的手段傷害無辜女性，不僅摧毀了受害者的身體，更在她們心中留下了一生無法磨滅的創傷，其行為已突破社會倫理底線，必須依法嚴懲。”
最終，法院審理認為，張盛華在兩年多時間裡，流竄於濱州、壽光、惠民等地，連續實施7起傷害案件，致5人耳朵被割、2人麵部受傷，手段殘忍、情節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其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且係累犯（此前曾因流氓行為被勞動教養），應依法從重處罰。1989年3月，濱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處張盛華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張盛華當庭表示不上訴，隨後該判決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198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了對張盛華的死刑判決。在執行死刑前，袁海泉隊長最後一次見到了他。此時的張盛華沒了往日的桀驁，眼神空洞，他對袁海泉說：“要是小時候有人管我，要是那些人不笑我聾子，我是不是就不會走到這一步？”這句話讓袁海泉沉默許久，這個扭曲靈魂的墮落，既是個人作惡的必然，也折射出當時社會在特殊群體關愛、青少年教育上的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