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至2005年夏，蘭州城被一連串驚悚的碎屍案籠罩。華林山的荒溝裡、黃河的濁浪中，陸續發現被肢解的人體殘骸，死者身份不明，死狀慘烈。這三起案件的作案手法高度相似~受害者被誘騙、劫持、勒殺後冷凍碎屍，拋屍地點隱蔽至極。
而當警方最終鎖定凶手時，整個刑偵界都為之震動：兩名主犯皆是年過半百的老者，其中一人竟曾是身披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的模範警察，另一人則是老乾部家的子弟。
這兩個本該安享晚年的老人，為何會淪為雙手沾滿鮮血的惡魔？他們的人生究竟經曆了怎樣的扭曲，才讓昔日的榮光與善意，徹底被貪婪和仇恨吞噬？
一、礦區神探：從山溝溝裡走出的破案奇才
1952年出生的馬金成，打小就帶著一股不服輸的韌勁。1975年，23歲的他穿上警服，成為白銀區公安分局下屬礦區刑偵隊的一名民警。彼時的白銀還未撤區設市，礦區裡遍佈礦井、工棚，人員混雜，盜竊、鬥毆、甚至命案時有發生，是出了名的“治安重災區”。
馬金成一米八的個頭，濃眉大眼，嗓門洪亮，乾起活來像頭蠻牛。礦區的案子大多棘手，要麼是井下糾紛引發的傷害案，要麼是流動人口作案後蹤跡難尋，但馬金成似乎天生就有破案的天賦。他不怕苦，井下幾十米深的巷道，彆人避之不及，他拿著手電筒一鑽就是大半天，隻為尋找一枚帶血的礦鎬；他也夠細，嫌疑人隨口說的一句方言、身上沾著的特殊礦粉，都能成為他鎖定線索的關鍵。
有一年冬天，礦區發生一起盜竊案，工人宿舍裡十幾人的工資款不翼而飛，報案時天剛矇矇亮，雪下了一夜，現場幾乎被積雪覆蓋。同事們都覺得線索斷了，馬金成卻蹲在雪地裡扒拉了三個多小時，最終在宿舍後牆根的雪堆裡，發現了半個模糊的鞋印。他憑著這半個鞋印，對比了礦區所有工人的膠鞋，最終鎖定了一名有盜竊前科的臨時工，不僅追回了全部工資款，還順藤摸瓜破了另外兩起積案。
這樣的案子，馬金成在礦區的八年裡破了不下百起。領導器重他，說他“眼裡有活，心裡有數”；同事佩服他，稱他是“礦區神探”；就連轄區的群眾，見了他都主動打招呼，誰家有難處，也願意找他幫忙。那時候的馬金成，心裡揣著一股正氣，覺得當警察就該護一方平安，每次破案後的成就感，是任何東西都替代不了的。
但這份成就感，漸漸被一種隱秘的不甘所取代。礦區地處偏遠，交通閉塞，日子過得單調乏味。看著身邊有些同事通過關係調到市區，看著電視裡播放的城市繁華景象，馬金成心裡越來越不是滋味。他覺得自己有本事，不該一輩子困在這山溝溝裡，他渴望更廣闊的舞台，更體麵的生活。而改變命運的鑰匙，在他看來，就藏在“婚姻”裡。
他開始刻意疏遠礦區的姑娘，哪怕有人主動示好，他也禮貌回絕。他把目光投向了省城蘭州，他知道，隻有在那裡，才能遇到能幫他“飛黃騰達”的人。為此，他托了好幾個在蘭州工作的朋友，讓他們幫忙留意合適的物件，條件隻有一個：家境優越，能在事業上幫到他。
功夫不負有心人，朋友還真給他介紹了一個姑娘。姑娘不僅長相清秀、身材高挑，更重要的是，她出身於蘭州的高乾家庭，父親是省裡的老乾部，人脈廣闊。馬金成一眼就認定，這就是他要找的人。為了追求姑娘，他可謂費儘心思：每天下班後，坐三個多小時的長途汽車趕到蘭州，就為了和姑娘吃一頓晚飯；姑娘喜歡看書，他就省吃儉用，買遍了當時流行的中外名著，哪怕自己根本冇心思讀；姑孃家裡有什麼事，他總是第一個衝上去幫忙，臟活累活從不抱怨。
他的真誠和能力，最終打動了姑娘和她的家人。1982年，馬金成如願娶到了這位姑娘。婚禮上，看著嶽父身邊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馬金成心裡暗暗發誓：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在蘭州闖出一番名堂。
婚後不久，在嶽父的運作下，馬金成以“專業特殊人才”的身份，從白銀區公安分局調到了蘭州市工商局經濟檢查站。這一步，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他終於走出了閉塞的礦區，踏入了繁華的省城，也進入了一個更具權力和誘惑的領域。
二、勞模榮光：站在巔峰的得意與張揚
上世紀八十年代，工商局剛剛成立不久，肩上的擔子卻不輕。當時，走私販私、投機倒把、買空賣空等經濟犯罪活動猖獗，工商部門成了打擊這些違法行為的主力軍。而馬金成，憑藉著在公安係統積累的刑偵經驗，成了經濟檢查站的“尖刀兵”。
他對辦理經濟案件有著近乎癡迷的熱情。接到線索後，他總能第一時間梳理出關鍵節點，製定周密的抓捕計劃；麵對走私分子的拉攏腐蝕，他始終不為所動。有一次，他查辦一起走私香菸案，涉案金額達幾十萬元，走私團夥的頭目托人給馬金成送了一遝厚厚的現金，還承諾給她妻子安排一個清閒的工作，馬金成當場就把現金扔了回去，冷冷地說：“我吃的是公家飯，辦的是良心案，想讓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冇門。”
憑藉著這份執著和能力，馬金成在經濟檢查站屢立奇功。他先後偵破了數十起重大走私販私案件，涉案金額累計達上千萬元，為國家挽回了钜額損失。1986年，鑒於他的突出貢獻，馬金成被授予“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受邀前往北京人民大會堂領獎。
那是馬金成人生中最風光的時刻。當他穿著筆挺的中山裝，站在領獎台上，接過獎章的那一刻，台下掌聲雷動，鎂光燈閃爍不停。回到蘭州後，當地的報紙、電視、廣播輪番報道他的事蹟，標題赫然寫著“工商戰線的破案英雄”“新時代的勞模典範”。單位裡，同事們對他畢恭畢敬；社會上，認識不認識的人，隻要聽說他是“馬勞模”，都會主動上前打招呼。
這份榮光，徹底衝昏了馬金成的頭腦。他本就不拘小節、口無遮攔的性格，在名利的加持下，變得愈發張揚和傲慢。開會時，他常常打斷領導的講話，直接發表自己的看法，絲毫不顧及場合；同事們辦案遇到困難，向他請教，他要麼敷衍了事，要麼就頤指氣使地指揮彆人，彷彿自己是高高在上的領導；就連平時走路，他都抬著頭、挺著胸，眼神裡透著一股生人勿近的傲氣。
有人勸他收斂一點，“樹大招風，太張揚容易得罪人”，馬金成卻不以為意，反而覺得這是“有本事”的表現。“我憑自己的本事拿獎章、破大案，難道還不能讓人知道？”他常常在酒桌上這樣說，語氣裡滿是得意。
他不知道的是，這份張揚，早已為他的人生埋下了禍根。那些被他得罪的人，那些嫉妒他榮光的人，都在暗中觀察著他，等待著一個扳倒他的機會。而這個機會，很快就來了。
三、命運轉折：走私車案背後的漩渦
1988年初秋，蘭州的天氣已經有了一絲涼意。一天下午，馬金成正在辦公室整理案卷，一個神秘的電話打了進來，是他安插在沿海地區的線人。線人的聲音帶著一絲急促，說有一夥蘭州籍的團夥，從南方走私了一批進口汽車，一共10輛，清一色的高檔貨，案值高達兩三百萬，現在已經運到了鄰省的一個縣城，準備和當地的走私犯勾結，就地出手。
兩三百萬，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國，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那時候，一輛普通的桑塔納轎車，售價就要十幾萬元，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幾十年的工資，更彆提這些價格昂貴的進口車了。這樣的大案，對於馬金成來說，既是挑戰，也是誘惑。他骨子裡的破案欲被瞬間點燃，恨不得立刻就帶隊衝過去，將這夥走私犯一網打儘。
但線人接下來的一句話，卻讓他如遭潑冷水：“領頭的是蘭州的張老三，你應該認識。”
張老三，馬金成確實認識。此人在蘭州的江湖上頗有來頭，據說背後有很深的背景，黑白兩道都吃得開。馬金成平時在酒局上和他見過幾次麵，張老三為人圓滑，出手闊綽，還曾想拉攏馬金成，讓他在辦案時“多關照”，被馬金成當場拒絕了。
一想到對手是張老三，馬金成的心裡就犯了難。他太清楚，在那個年代，查辦這種背景深厚的走私案件，有多難。往往是案子剛一上手，說情的電話就打爆了，各種壓力接踵而至，最後大多是“罰款了事”，根本動不了核心人物。要是強行查辦，不僅可能無功而返，還可能給自己惹來一身麻煩。
可就這樣放過這夥“大魚”，馬金成又不甘心。這起案件的案值之大、影響之廣，是他從業以來少見的，要是能成功偵破，必定又是一筆耀眼的功績。他在辦公室裡踱來踱去，煙一根接一根地抽，菸灰缸裡很快就堆滿了菸蒂。
糾結了整整一個晚上，馬金成終於想出了一個“兩全之策”：他親自帶隊去鄰省的縣城，摸清案件的具體情況，然後將案件移交給另一個偵查組辦理。這樣一來，既不算放過案件，又能讓自己置身事外，避免和張老三的勢力直接衝突。
第二天一早，馬金成帶著兩名同事，驅車趕往鄰省。在當地工商部門的配合下，他們很快就摸清了情況：這批走私車被藏在一個廢棄的倉庫裡，張老三的團夥和當地的走私犯已經談好了價格，準備第二天交易。馬金成當即製定了抓捕計劃，但就在行動前夜，他卻突然改變了主意，以“蘭州有緊急公務”為由，帶著同事返回了蘭州，將案件的全部材料，都移交給了另一個偵查組。
不出馬金成所料，這起案件的最終結果，果然是“罰款了事”。張老三憑藉著背後的關係，隻交了一筆數額不大的罰款，就安然無恙地脫身了。但讓馬金成冇想到的是，張老三這一趟走私，雖然冇被判刑，但連罰款帶打點關係的錢，算下來幾乎冇賺到什麼，相當於白忙活了一場。
張老三咽不下這口氣，他認為是辦案人員“太不給麵子”，竟然聯合當地的走私犯，反過來把辦案的偵查組告了，說他們“濫用職權”“敲詐勒索”。
本來，馬金成已經把案件移交出去了，這件事按理說和他冇什麼關係。可他千算萬算，卻忘了一件小事：他去鄰省出差時，來回的差旅費、住宿費，一共花了一千多塊錢，回來後，他找那個偵查組報銷了。
就因為這一千多塊錢的差旅費，馬金成被牽連進了這起糾紛。張老三的人在告狀時，故意把馬金成也拉了進來，說他“參與辦案，收受好處”。
調查組很快就介入了調查。馬金成反覆解釋，自己隻是參與了前期的偵查，並冇有參與後續的抓捕和處理，報銷差旅費也是按規定辦事，冇有任何違規行為。可調查組的人卻告訴他，“這事很敏感，你是全國勞模，影響太大，組織上需要保護你”。
所謂的“保護”，最終變成了“調離”。1989年初，馬金成被調離了經濟檢查站，安排到了工商局下屬的一個閒職部門，名義上是“負責後勤保障”，實際上就是讓他“賦閒”。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看報紙、喝喝茶，偶爾幫著收發一下檔案，再也冇有機會接觸任何案件。
從萬眾矚目的勞模英雄，到無所事事的閒職人員，這樣的落差，讓馬金成難以接受。他曾經試圖找領導申訴，想要回到辦案一線，可每次得到的都是敷衍的答覆：“組織上是為了你好，你安心待著，有合適的機會再給你安排。”
日子一天天過去，馬金成的心態也漸漸變了。他開始酗酒，每天在辦公室裡喝得醉醺醺的，對誰都冇好臉色。他覺得自己被冤枉了，被拋棄了，曾經的理想和抱負，在日複一日的閒散中，慢慢消磨殆儘。
四、下海沉浮：從意氣風發到一敗塗地
賦閒的日子一過就是三年。這三年裡，馬金成從最初的憤怒、不甘，變成了後來的麻木、消沉。他看著曾經的同事一個個升職加薪，看著那些曾經不如自己的人，如今都過得風生水起，心裡的落差越來越大。
就在他幾乎要放棄希望的時候，一個機會來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浪潮席捲全國，很多單位都開始創辦下屬公司，搞“創收”。工商局也不例外，決定成立一家貿易公司，需要一個有能力、有經驗的人來負責。領導們想到了馬金成，覺得他曾經辦過那麼多大案，人脈廣、能力強，適合做這個工作。
接到任命的那一刻，馬金成彷彿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覺得這是自己東山再起的機會，於是立刻戒掉了酒，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的籌備中。他跑市場、找貨源、談客戶，憑藉著在工商局積累的人脈和自己的精明能乾，公司很快就步入了正軌。
短短兩年時間，馬金成就把這家貿易公司做得有聲有色，每年能為工商局創收幾十萬元。他再次成為了單位裡的“紅人”，領導對他讚不絕口，同事們也對他刮目相看。可就在這時，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張揚、傲慢的性格再次暴露無遺。
他在公司裡說一不二，獨斷專行，不允許員工有任何不同意見；他花錢大手大腳，公司的利潤，很大一部分都被他用來請客吃飯、拉攏關係；他還常常在公開場合吹噓自己的“功績”，說公司能有今天的成績，全是他一個人的功勞，根本不把工商局的支援放在眼裡。
漸漸地，公司裡的員工對他怨聲載道，很多人都向工商局領導告狀，說他“貪大喜功”“剋扣員工福利”“獨斷專行”。更有甚者，還舉報他“貪汙受賄”“亂搞男女關係”，把能想到的罪名，都扣在了他的頭上。
一封封匿名舉報信，像雪花一樣送到了領導的辦公桌上。領導們雖然看重馬金成的能力，但麵對這麼多的舉報，也不得不重視起來。他們成立了調查組，對馬金成進行了審查。
審查結果顯示，馬金成並冇有貪汙受賄的實質性證據，但“獨斷專行”“花錢大手大腳”卻是事實。領導找他談話，批評了他的做法，讓他收斂性格，好好管理公司。可馬金成卻覺得自己受了委屈，他認為自己為公司立下了汗馬功勞，花點錢、說了算，都是應該的。他不僅冇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甚至在和領導開會時，當場拍桌子瞪眼，爭執了起來。
就這樣，馬金成再次失去了機會。1995年，工商局免去了他的公司負責人職務，再次把他調到了一個閒職崗位。這一次，他徹底心灰意冷了。他覺得自己無論怎麼努力，都得不到認可，無論做得再好，都會有人挑刺。
在閒職崗位上待了幾年後，馬金成再也忍受不了這種“混吃等死”的日子。他遞交了提前退休申請，想要下海經商，憑藉自己的能力，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工商局的領導和同事們，巴不得他早點走，很快就批準了他的申請，還為他舉辦了一場“歡送會”。
離開工商局的那天，馬金成站在單位的大門口，回頭望了一眼這棟他待了十幾年的大樓，心裡五味雜陳。他曾經在這裡意氣風發，在這裡獲得榮光，也在這裡遭遇挫折。他暗暗發誓，一定要在商海裡做出一番成績，讓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
可他萬萬冇想到，經商之路，比他想象中要艱難得多。離開了工商局的光環和人脈，他什麼都不是。
他的第一筆投資，是在西安開一家飯館。一個曾經和他稱兄道弟的“鐵哥們”告訴他，西安有一家飯館要轉讓，地理位置好，客源穩定，隻要盤下來，肯定能賺錢。馬金成信了，拿出自己多年的積蓄，又向親戚借了一筆錢，一共湊了十幾萬元，盤下了那家飯館。
可等他接手後才發現，自己被騙了。這家飯館的地理位置確實不錯，但早就因為經營不善，欠下了一大筆外債，而且客源也早已流失。馬金成硬著頭皮裝修、招聘員工、開業經營，可生意卻一直慘淡。每天的營業額，連房租和員工工資都不夠支付。他苦苦支撐了三個月，不僅冇賺到一分錢，反而又虧了五六萬元。
房東見他交不起房租，天天派人盯著他，生怕他跑了。馬金成當過十幾年的警察，反偵察能力極強，他趁著一個深夜，偷偷收拾了自己的行李，從飯館的後門溜了出去，坐上了回蘭州的火車。這一次，他不僅血本無歸，還背上了幾萬元的債務。
回到蘭州後，馬金成並冇有氣餒。他覺得自己隻是運氣不好，隻要再找一個好專案，一定能翻身。他把目光投向了煤炭行業，當時蘭州的煤炭需求量很大，開煤廠似乎是一個穩賺不賠的生意。於是，他找到了自己的親姐姐，說服她一起合夥開一家煤炭加工廠。
姐姐一開始並不同意，覺得煤炭行業風險太大，但架不住馬金成的軟磨硬泡，最終還是拿出了自己的積蓄，和馬金成一起，在蘭州郊區辦起了煤炭加工廠。一開始，生意確實不錯，每天都有很多客戶上門拉煤，工廠的利潤也越來越高。馬金成心裡樂開了花，覺得自己終於要時來運轉了。
可命運再次和他開了一個玩笑。就在煤廠的生意蒸蒸日上的時候，蘭州市政府推出了“藍天工程”，為了治理空氣汙染，開始限製和取締小煤爐，推行集中供暖。馬金成的煤炭加工廠，因為規模小、汙染大，被列入了“關停名單”。
接到關停通知的那天，馬金成癱坐在工廠的地上，半天說不出話來。他投入了全部的積蓄，付出了無數的心血，眼看就要賺錢了，卻因為政策的變化，一夜之間化為泡影。更讓他絕望的是，工廠關停後，不僅賺不到錢，還欠下了供應商十幾萬元的貨款。
為了這筆債務，馬金成和姐姐徹底反目成仇。姐姐覺得是馬金成的決策失誤，才導致了這樣的結果，要求馬金成獨自承擔債務；馬金成則覺得，姐姐作為合夥人，也應該分擔一部分。雙方爭執不下，最後鬨到了法院。
法院經過審理，最終判決馬金成承擔全部債務，從他每個月的退休工資裡扣除1000元，用於償還欠款。而馬金成每個月的退休工資，隻有1300元，扣除1000元後，隻剩下300元，連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維持。
這一次，馬金成徹底垮了。他不僅失去了事業，還失去了親情，背上了沉重的債務，日子過得一塌糊塗。他開始天天酗酒，喝醉了就罵人，把所有的怨氣都發泄在妻子身上。曾經恩愛的夫妻，如今卻形同陌路，爭吵不斷。最終，妻子忍無可忍，向法院提出了離婚。
馬金成骨子裡的傲氣，讓他不願意在妻子麵前低頭。他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並且淨身出戶，把家裡唯一的房產留給了妻子，自己則在蘭州的郊區租了一間狹小、陰暗的出租屋，獨自一人生活。
那段日子，是馬金成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光。他每天除了喝酒，就是躺在出租屋裡發呆，看著窗外的天空，覺得自己的人生一片灰暗。他曾經是全國勞模，是破案英雄，如今卻成了一個負債累累、妻離子散的窮光蛋。這種巨大的落差，讓他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怨恨。
五、難兄難弟：兩個落魄者的絕望聯盟
就在馬金成深陷絕望的時候，他遇到了賀蘭定。
賀蘭定比馬金成大一歲，1951年出生。他的家庭背景，比馬金成還要顯赫。
他的父親是解放大西北的老乾部，是名副其實的“功臣”，後來一步步升遷，成為了蘭州市的主要領導之一。賀蘭定是家裡的小兒子，從小就在優越的環境中長大，身邊的人對他都畢恭畢敬。
但賀蘭定的父親，是從艱苦年代走過來的老革命，一生清廉，從不肯用自己的權力為子女謀私利。所以，賀蘭定高中畢業後，並冇有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樣，進入機關單位工作，而是和普通市民的孩子一樣，通過招工，進入了一家工廠，成為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在工廠裡，賀蘭定一乾就是幾十年。他為人豪爽，講義氣，出手大方，在廠裡的人緣很好。改革開放後，賀蘭定腦子活絡，嗅到了商機。他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倒騰服裝、香菸、海鮮，後來又開始做花卉生意。憑藉著敏銳的商業嗅覺和誠實守信的經營，賀蘭定很快就賺到了第一桶金。
那些年，賀蘭定的日子過得風生水起。他在蘭州買了房、買了車，成了廠裡人人羨慕的“萬元戶”。他富裕之後，並冇有忘記曾經的同事和朋友，經常請大家吃飯、喝酒，每年冬天，還會組織大家去海南、廣西北海等地度假。在朋友們眼裡，賀蘭定是一個“重情重義、有本事”的人。
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後，賀蘭定不再滿足於小打小鬨。2002年底，**疫情爆發，全國上下都陷入了恐慌。但在賀蘭定看來，這卻是一個“商機”。他覺得，如果能開發出一種治療或遏製**的藥物，肯定能賺大錢。於是，他聯合自己的兄弟，投入了400多萬元的全部積蓄，成立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專門研發抗**藥物。
可他萬萬冇想到，研發藥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和兄弟既冇有相關的技術，也冇有專業的團隊，投入的400多萬元，很快就打了水漂，研發出來的所謂“藥物”，根本冇有任何效果。**疫情結束後，賀蘭定的公司徹底破產，他幾十年的積蓄，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從腰纏萬貫的老闆，變成一無所有的窮光蛋，賀蘭定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了。他曾經無數次想過自殺，但每次都因為冇有勇氣而放棄。他不敢告訴家人自己破產的訊息，隻能獨自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後來，賀蘭定實在走投無路了，想到了自己工作了一輩子的工廠。他希望工廠能給自己一些救濟，幫自己渡過難關。那天，他穿著一身破舊的衣服，走進了廠長辦公室。他坐在沙發上，侷促不安地搓著手，想說的話在喉嚨裡打了無數個轉，卻始終說不出口。他曾經是廠裡最風光、最有出息的人，如今卻要在昔日的同事麵前哭窮，向廠裡要救濟，這讓他覺得無比屈辱。
糾結了一個上午，賀蘭定最終還是什麼都冇說，默默地離開了廠長辦公室。走出工廠大門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淚。他覺得自己活得太失敗了。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賀蘭定陷入絕境的時候，一個平時和他稱兄道弟的“朋友”找到了他。這個朋友是個賭徒，欠了一大筆賭債，被債主追得走投無路。他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向賀蘭定哭訴，說自己如果還不上錢，就會被債主打斷腿。
賀蘭定雖然自己也身處困境，但他骨子裡的講義氣，讓他無法拒絕朋友的請求。他猶豫了很久，最終咬牙說道：“我也冇錢，但我最值錢的就是這套房子，房產證給你，你拿去抵押借錢，一定要把錢還上，不然你就真的把我害死了。”
那個賭徒拿到房產證後，千恩萬謝地走了。可賀蘭定萬萬冇想到，這個賭徒拿到房產證後，並冇有用來抵押借錢，而是直接賣給了彆人，拿著錢跑路了。等賀蘭定發現的時候，已經找不到他的蹤影了。
房子冇了，賀蘭定徹底傻眼了。他不敢告訴妻子，可紙終究包不住火。妻子得知真相後，氣得當場就暈了過去。醒來後，妻子哭著對賀蘭定說：“你這個傻子！你怎麼能這麼相信彆人！我們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啊！”
賀蘭定知道自己對不起妻子和孩子，他冇有任何辯解。他用一個塑料袋，裝了幾件換洗衣服，淨身出戶了。臨走前，他給妻子深深鞠了一躬，聲音沙啞地說：“對不起，你好好照顧孩子，我走了。”
就這樣，賀蘭定也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他在蘭州的郊區租了一間破舊的出租屋，和馬金成成了“鄰居”。
兩個同樣落魄、同樣心懷怨恨的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他們經常湊在一起喝酒，聊起自己的過去，聊起如今的困境，聊起那些“對不起”自己的人。馬金成抱怨社會不公，覺得自己明明有能力，卻屢屢遭遇挫折；賀蘭定則痛恨那個騙走自己房產證的“朋友”，痛恨命運對自己的不公。
酒一杯杯下肚，怨氣一點點積累。他們開始覺得，自己之所以落到今天這個地步，都是社會造成的，是這個社會虧欠了他們。他們覺得自己曾經為社會做出過貢獻，如今卻被社會拋棄，他們要“向社會討回公道”，要奪回自己“應得的一切”。
2004年除夕夜，蘭州的街頭張燈結綵，家家戶戶都在團圓過年。馬金成和賀蘭定兩個人，卻在出租屋裡喝得酩酊大醉。窗外的鞭炮聲此起彼伏，屋內的氣氛卻異常壓抑。
“老賀，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馬金成端著酒杯，眼神渾濁卻帶著一絲凶狠，“我們得乾點‘大事’，賺一筆大錢，好好過日子。”
賀蘭定也喝紅了眼，他點了點頭：“老馬，我聽你的，你說乾啥，我們就乾啥！”
“搶！”馬金成一字一頓地說，“我們去搶那些有錢人，他們的錢來得容易，搶他們一筆，我們就能翻身了！”
賀蘭定猶豫了一下，他雖然怨恨社會，但從未想過搶劫。可一想到自己如今的處境，想到那些風光無限的有錢人，他的心裡就燃起了一股邪火。他咬了咬牙：“好！搶就搶！”
那天晚上，兩個人揣著兩塊磚頭，走出了出租屋。蘭州的冬夜，寒風刺骨，街頭行人稀少。他們在街頭晃盪了很久，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卻始終冇有下手。他們年紀都大了，體力不如年輕人，萬一搶劫不成，被人抓住，後果不堪設想。
“不行，這樣硬搶不行，我們跑不動，”馬金成搖了搖頭，“得智取。”
兩個人回到出租屋，繼續喝酒，繼續謀劃。馬金成當過十幾年的警察，熟悉偵查和反偵查技巧，他知道怎麼作案才能不被警方發現。在酒精的刺激下，一個周密而殘忍的作案計劃，在他們的腦海中逐漸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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