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他冇有立刻回辦公室，而是轉身走向政策研究室的資料室。
這裡是整個研究室最安靜的地方，高大的書架從地麵延伸到天花板，空氣裡瀰漫著舊紙張和油墨特有的氣味。
“林主任。”資料管理員老宋從櫃檯後抬起頭，“需要什麼資料？”
“宋師傅，幫我調一下近三年所有關於對外貿易、外彙管理、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內部報告和研究資料。”林安將借閱單遞過去
“還有，有冇有關於香港、澳門經濟情況的參考資料？”
老宋接過單子，推了推老花鏡：“對外貿易的資料不少，但係統的研究不多。香港澳門的……”他頓了頓，壓低聲音
“有一些內部編譯的參考資料，但需要呂主任簽字。”
“我去找呂主任批。”林安說。
半小時後，林安抱著一摞厚厚的資料回到了辦公室，便將門關上，將那份《關於在沿海地區試辦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放在辦公桌正中，然後開始整理資料。
對外貿易年度統計報告、外彙管理條例、沿海省份工業發展情況、僑彙政策研究……一份份檔案在他手中翻閱。
有些資料很新，是去年剛整理的；有些則已經發黃，頁邊捲起。他拿起筆，在筆記本上快速記錄著關鍵詞、資料、問題。
敲門聲響起。
“請進。”
陳誌遠推門進來，手裡拿著幾份檔案：“林主任，您要的關於廣東、福建兩省經濟發展情況的綜合報告，我找出來了。還有一些這兩個省報上來的關於擴大外貿自主權的請示。”
“謝謝，放這兒吧。”林安示意他坐下
“陳局長，有個新課題，呂主任交待的，需要你們文化研究局配合。”
“您說。”
林安將那份檔案推過去。陳誌遠看完，神色變得嚴肅起來。
“這……這是要在沿海搞‘租界啊’？”他本能地問，隨即意識到用詞不妥，改口道
“我的意思是，這涉及國家主權和經濟體製的根本問題，太敏感了。”
“不是‘租界’。”林安糾正道
“是‘出口特區’。主權在我們手裡，政策我們定，目的是利用這些地方的地理優勢和僑鄉條件，擴大出口，吸引外資，引進技術。”
林安站起身，走到牆上的全國地圖前，手指劃過漫長的海岸線：
“陳局長，你看。我們國家海岸線這麼長，可對外貿易額隻有世界總量的百分之零點幾。
為什麼？除了國際環境，我們自己的管理體製是不是也有問題？統得太死，卡得太嚴，地方冇有積極性，企業冇有自主權。”
“可這步子是不是邁得太大了？”陳誌遠還是擔憂
“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和內地不一樣，會不會形成‘國中之國’？群眾能理解嗎？其他省市會不會有意見？”
“所以需要深入研究。”林安回到座位，“把所有可能的問題都擺出來，分析透。
特區設在哪兒合適？特殊政策‘特’在哪些方麵？
稅收？外彙？用工？土地？管理權怎麼劃分？
和內地怎麼銜接？會產生什麼經濟效果？又會帶來哪些社會問題和政治風險？”
林安進行一項項列舉，思路清晰：“你們文化研究局的任務，是重點研究特區可能帶來的思想觀念衝擊。
長期封閉的環境下，突然開啟一扇窗，新鮮空氣會進來，蒼蠅蚊子也可能進來。怎麼既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又防止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
怎麼向乾部群眾解釋清楚，這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種新探索？”
陳誌遠聽著，神情從擔憂逐漸轉為專注。他拿起筆記本：“我明白了。這個課題確實重大。我們需要從曆史經驗、思想理論、社會心態多個層麵進行研究。
我建議成立一個小組，抽調局裡懂經濟、熟悉沿海情況、理論功底紮實的同誌。”
“好。”林安點頭，“小組成員你來定，名單報給我。注意保密，現階段隻在小組內部研究。”
“明白。”
接下來的幾天，林安的工作節奏驟然加快。白天，他開始穿梭於各研究局之間，召開小型座談會，與相關領域的專家交流。晚上，他埋首在資料堆裡，閱讀、思考、做筆記。
經濟研究局的孫啟明局長對特區設想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但也提出了最尖銳的問題：
“稅收優惠，優惠到什麼程度？比香港低，還是比內地低？
低了，能吸引外資；太低了，會不會被說是‘賣國’？土地怎麼用？無償劃撥，還是有償使？有償使用，算不算買賣土地？這涉及憲法問題。”
國際研究局的唐文彬局長提供了大量國外經濟特區的資料：愛爾蘭的香農特區、台灣的高雄出口加工區、韓國的馬山自由出口區……
這些地方的政策很靈活，企業所得稅低，進口裝置免稅，外彙自由彙出。但人家是資本主義製度，我們學得來嗎？學哪些？怎麼學？”
社會研究局的趙為民副局長則關注社會影響：“如果特區工資高，內地人才都往那兒跑，怎麼辦？
特區生活水平上去了，和內地差距拉大，會不會引起新的社矛盾？還有，外資企業進來，用工製度、勞資關係怎麼處理？還搞不搞‘鐵飯碗’？”
每個問題都切中要害，每個擔憂都實實在在?
林安將這些問題一一記錄下來，分類整理。
林安自己心裡清楚，一份高質量的研究報告，不是一味鼓吹好處，而是要直麵所有可能的困難和阻力，並提出切實的解決方案。
二月末的一個下午，林安召集了課題核心小組的第一次會議。除了陳誌遠，還有孫啟明、唐文彬、趙為民，以及政治研究局的周國平局長。
小會議室裡煙霧繚繞。孫啟明的菸鬥吧嗒吧嗒響著，周國平眉頭緊鎖，在筆記本上快速記錄。
“同誌們，我們今天敞開談。”林安開揚，“這個課題是總設計師親自交待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說。
但我們研究室的職責，不是簡單附和，而是要把所有問題挖深挖透。好的，壞的，可能的，不可能的，都要想到。”
孫啟明先開口：“我看了資料，覺得最大的突破口可能在稅收和外彙上。內地企業所得稅55%，太高。特區如果能降
到15%，甚至10%，對外資就有吸引力。外彙方麵，如果能讓外資企業利潤按比例彙出，人家才願意來投資。”
“降到10%？”周國平抬起頭，“那會不會有人說，這是犧牲國家利益討好資本家？”
“所以要算賬。”孫啟明敲敲菸鬥，“55%的稅率，但外資不來，一分錢冇有。
10%的稅率，吸引來一百家外資企業，國家實際收入可能更多。這叫‘將欲取之，必先予之’。”
唐文彬插話：“我研究過台灣的高雄加工區，他們不僅稅低，手續也簡便。
一個專案從申請到開工，最快一個月。我們呢？層層審批，冇有半年下不來。時間就是金錢，外資等不起。”
“簡化審批可以研究。”林安記錄，“但怎麼簡化？放權放到哪一級？會不會一放就亂？”
趙為民說：“我擔心的是人。特區要發展，需要人才。可我們的人才都是計劃分配，組織調動。
特區工資高，人才願意去，可原單位不放怎麼辦？戶口、檔案、糧油關係，這些卡脖子的東西不解決，人才流動就是空話。”
討論越來越深入，問題越挖越多。林安聽著，記著，心裡卻漸漸明朗。
問題多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問題。現在把這些難題都擺出來，正是為了將來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