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趙懷安將王鐸、張龜年眾人喊到書房，和他們商量一個重要的事。
窗外春雨淅瀝，書房內煮著茶，備著各色時令點心，氛圍融洽。
趙懷安坐在主位，邊喝著茶，邊吃一口核桃酥，然後咳嗽了聲，對眾人開門見山：
“今日請諸位來，是要議幾件大事。”
說著，趙懷安將秘書們抄錄的條陳遞給了張龜年、袁襲和王溥，三人連忙躬身接過。
見幾人翻閱著，趙懷安就說道：
“這第一件事，是老王前日和我提過的，想要在六州推行社倉之法。”
“來，老王，你先說說。”
王鐸起身點頭，隨後從袖中取出自己準備好的文書，然後脫稿說道：
“大王，社倉之法古已有之。”
“隋文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
“到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
“即委社司，執賬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
“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
聽到這話，王溥下意識點了點頭，顯然對於這項製度也是有瞭解的。
那邊，王鐸頓了頓，繼續道：
“此法本意甚善，且有三利！”
“一利是，可使百姓自儲自救，遇災年不至流離；二利是，幕府不必年年調撥賑濟錢糧；三利是，社倉由本社百姓自管，可防官吏侵吞。”
“如今六州初定，若能在各鄉各裡推行社倉，每歲夏秋兩稅之外，勸民每戶按田畝多寡納糧儲之，由鄉老、裡正共管。”
“如此，三年可積一年之糧，縱有旱澇兵災，民亦有所恃。”
趙懷安微微頷首，他見王溥之前隱隱點頭，直接點了他的名：
“小王以為如何？”
王溥是在場眾人中最年輕的一個，但這人能力實在是出色，不僅自幼熟讀經史，對曆代典章製度瞭如指掌，還早隨家中長輩出入州縣，所以對於庶務還瞭解甚深。
所以彆看人家年紀輕，一上來卻說得冇輕冇重的，絲毫冇顧忌這是左丞王鐸提出的政策。
其人直接起身，對上首的趙懷安緩緩說道：
“大王，社倉之法，確如王長史所言，前朝和本朝皆曾行之。”
“然正因為多行之，所以下吏實曉得其弊尤多，當下至少有三弊！”
“請大王允許我一一道來！”
趙懷安笑了，點頭應允。
而王溥當著眾保義軍核心大佬的麵，意氣風發，侃侃而談：
“其一弊，社倉之法看似百姓自救，實則是官府推卸救濟之責。”
“自古賑災濟民，乃朝廷天職，今將此事轉嫁於民，百姓既要納正稅，又要納社倉糧，無形中多出一筆負擔。”
“若遇豐年尚可，若連年歉收，百姓自家尚不足食，何來餘糧入倉？而無糧入倉，又談何災年自救？此乃變相加稅。”
“其二弊，所謂社司執賬檢校，其實是說起來好聽的。”
“然以下吏在州縣多年所見，凡倉有糧，必有鼠竊。”
“鄉老、裡正亦是凡人，豈能個個清廉？”
“一旦社倉有積，豪強必想方設法挪用、借貸、乃至盜賣。”
“最終倉廩空虛，賬目糊塗，遇災時無糧可放，反成害民之政。”
“而這最後……”
說到這裡，王溥猶豫了下，但還是繼續說道：
“這最後可慮者，乃是我們幕府！”
“幕府見地方社倉有成，往往將其納入正稅。”
“就如左丞所言，隋文帝時期設立社倉，可在他兒子隋煬帝時期，就將社倉之糧全部挪用。要曉得，究其根本，社倉之糧本屬地方百姓，但對於朝廷和官府來說，隻要這個地方有糧，一旦所需，必會侵奪！”
“而在本朝初年，也不例外，當時行租庸調時，義倉本為附加，後漸成常例。”
“到了開元二十一年，玄宗更是直接敕令：‘義倉稅，天下率畝二升。’自此，義倉糧正式變為稅收。”
“所以這百姓出糧自救，到最後反成朝廷財源。”
“大王，下吏以為，此例一開，後患無窮。”
這個時候，張龜年悄悄瞧了一眼上首的趙懷安，心裡琢磨這事的目的。
這事大王冇和他聊過，而這一次小會顯然也是第一次談這個事。
從現在來看，以王鐸的表述，這個社倉之法明顯是對這一次陂塘糧貪腐案的一次亡羊補牢。
但事情卻又不能想得那麼簡單了。
作為同時在軍事和財政都有交接的右丞，張龜年很清楚，保義軍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整合、編練五軍十二衛，合計總兵力五萬兩千眾。
這需要承擔多大的軍費開支，那都是難以想象的。
而大王忽然將王鐸的這個提案拿出來討論，是不是就是想在兩稅之外再加新稅？或者至少也少支出一些賑災錢？
因為看不清目的，張龜年選擇了沉默，看王鐸後麵怎麼說。
而張龜年在沉默，剛從舒州調上來，並且成功營建安慶城的袁襲，顯然是有話說的。
他和王溥不熟，因為王鐸進幕府的時候，他還在舒州安慶收過船費。
今日是他第一次在會上看王溥發言，一下子就覺得這個年紀比他稍微小一些的同僚有經世之才。
於是，他毫不猶豫點頭支援王溥，他也對趙懷安說道：
“王記室所言極是。”
“卑職在舒州時，曾見當年所設義倉，賬簿混亂，倉廩破敗。”
“後問及鄉老，皆言‘官倉尚可偷，社倉誰不偷’？更有甚者，豪強與胥吏勾結，將社倉糧低價貸與貧戶，秋後加息收回，如此貧者愈貧。”
“所以，此法看似惠民，實乃養蠹。”
趙懷安手指輕敲案幾，陷入沉思。
王溥和袁襲說的不是什麼危言聳聽，而是真會這樣發生。
他來自後世，自然知道那個黃宗羲定律。
也就是說，曆代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實際上稅就加重一次。
即便是一些明顯有利於老百姓的政策，他們的負擔也會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回來，而且比改革之前更高！
所以社倉之法，初衷再好，在缺乏有效監督的官僚體係下，最終必然異化為盤剝工具。
這事他想了想，覺得還是不能這樣直接推出，但義倉製帶來的好處也是實實在在的。
想了想，趙懷安問向王鐸，問道：
“老王，你有什麼應對之策？”
王鐸也有點冇想到現在的小年輕這麼厲害，不過他處理保義軍政事多年，早就曆練出來了。
於是他不慌不忙，作揖說道：
“製度之策，有一利就有一害！如因顧慮危害而放棄改變，那是因噎廢食，往後上下也都是因循守舊。”
說完，王鐸直接給出建議：
“不如這樣，可先試行社倉，並規定納糧自願，不得強征；賬目公開，每季由地方州縣的監察覈查；最後就是嚴苛峻法，有敢挪用社倉糧者，無論官民，皆以盜官糧論處，斬立決。”
“如此先在條件最好的光州，選三個鄉試行，這樣如有害，也能控製，如有大利，再行鋪開？”
趙懷安還冇說話，王溥在聽了王鐸這話後，直接就笑了，然後對王鐸道：
“左丞，這話說得是冇錯的。”
“可實際上呢？所謂納糧自願，真就自願嗎？”
“在地方鄉社，本就是地頭說得算，要你交，你敢不交？而糧食交到這些地頭手上，糧食是全社的，還是他們的，就很難說了。”
麵對王溥這個小年輕如此犀利的反問，王鐸絲毫冇有什麼惱羞成怒的樣子，而是淡淡對王溥說道：
“王記室是太原人，北人也！不曉得江淮情況，也情有可原。”
“你剛剛說的某姓把頭一家獨大，那是在北方！北方土地開闊，宗族深厚，所以往往一姓一族，聚落成鄉。”
“如太原王氏，多少族人群居為鄉，地方與其說是國法，不如說是宗法在管！”
“那種情況，當然是把頭說什麼就是什麼，想侵奪就侵奪。”
“可王記室，你曉得我江淮乃至南方是什麼情況？”
“南方自漢末以來，便是小姓聚落成鄉，一個鄉數百口，能有二三十姓。”
“這個情況，非是本官瞎說，你但凡下鄉走訪幾處，真正看一看江淮地區的不同，就知我所言非虛！”
此時，王溥的脖子都有點紅了。
他一時間無法反駁，因為他的確冇在江淮地區下過鄉，所以還真就不敢在這一塊上亂說話。
就這樣，王鐸三言兩語就控製了局勢，還是那句，薑還是老的辣！
到這裡，王鐸轉而麵趙懷安，並將他對社倉的全部考慮說出：
“大王，王、袁二君所慮，下官皆是考慮過的，之所以還提出建此義倉，就是因為我江淮地區的獨特性。”
“我懷西鄉裡，低頭多來自多姓，而姓與姓之間就形成了製衡，哪一家想要一家獨大，自行其是的，那都是非常難的。”
“同時，我保義軍立軍就以兼濟天下為己任，如何會奪義倉之糧？”
“而百年後，此已成祖宗之法，後輩子孫又如何敢不孝？”
“所以，這義倉對其他地方老百姓有三害！可對咱們淮西百姓，隻有三利！”
這邊，趙懷安聽了點了點頭，陷入思考。
說實話，這一次無論是王鐸還是王溥，其實皆不能明白他的心意。
他趙懷安豈是在乎那點義社糧食的廢物？
之所以他在看到王鐸的條陳後，將這事放在小會上講，就是因為，他從這個義倉製度中，看到了一個能解決養老問題的法子。
他在保義軍軍中有義保製度，對廣大老百姓，也想完成老有所依的願望。
前者是軍心，後者是民心。
而這個義社製度，恰恰可以作為一個萌芽去做。
如果可以按照一個鄉社的財富多寡，按不同比例每年交一點糧食到義社中，那困難的時候，就能按照這個比例分得一份糧食來熬過難關。
其實在這漢末就有，當年的五鬥米教就是這樣起家的，本質就是一個比較粗疏的保險製度。
而且要是能執行下去，到時候還能成為一種養老保險。
年輕的時候交糧入社，老的時候，再吃義倉的糧食，甚至隻要子孫存續，就能寅吃卯糧，續到最後。
這種製度也不是趙懷安腦袋一熱，實際上，後世的範仲淹搞了一個家族的義莊，就是這個類似的作用。
所以趙懷安還是覺得可以去嘗試弄一弄的，畢竟要是真能搞成了，甚至隻要搞成個二十年，那也是功德無量！
隻不過，趙懷安現在還不能說是義社是為了防老，因為一說這個，一定會阻力巨大。
為何？因為說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民間老百姓實際上很難自然變老。
一方麵是因為安全差，疾病多，災害頻繁，但另外一個方麵是，你老了，也會為了家庭去山林自殺。
這個現象是趙懷安在光州的時候就看到了。
當時他巡光州下麵的縣，就在一個鄉裡見過，就是這裡麵基本冇有老人，這在概率上是不可能的事件。
後來他才曉得，老人們都是到了歲數後自己上山餓死了。
一開始趙懷安隻是以為這是家庭負擔重，畢竟老人不能生產，多了一嘴，肯定負擔就重了嘛。
可趙懷安真正實地去瞭解這個鄉的情況後，卻發現情況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在孝為普遍道德要求的時代，哪家人因為少老父母一口飯，而讓老人自己去山林自殺，那不僅是社會死亡，更要承受煎熬的道德負罪。
而且老人本來就吃的不多，誰會少了這一口，而短了天倫之樂呢？
實際原因正是現在實行的兩稅製。
雖然兩稅法常被簡化為“按田畝收稅”，但其實它包含兩個部分，分彆是戶稅和地稅。
而這個戶稅在某個程度上來說，就包含了人頭稅。
兩稅法的核心詔令中有一句名言：
“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就是國朝以後再不像過去那樣實行租庸調的製度，去按照人頭收你的固定稅，而是會根據你家產的多少來定稅額。
這裡的關鍵就是根據家產定稅。
也就是說，你家產越多，你分攤到的兩稅就越多。
具體流程是這樣的，就是中央會給某地先定一個總額，然後分攤到州縣，然後州縣將民戶按財產多少分為三等九級，戶等越高，你要交的錢就多。
而且州縣官員為了完成指標，也最喜歡找“大戶”。
因為收稅是有成本的，需要稅吏一家家跑的，那些窮得叮噹響的，就是跑斷腿也不如刮一個大戶多。
但什麼是大戶呢？可不僅僅是有牛、有地、有奴婢，它還包括了人丁多。
如果一個家庭因為老人健在而保持五代同堂，這個家庭的房產、動產積累在一起，極易被評為上等戶。
但實際上呢？這種大戶和那種豪強土地大戶是完全不同的，他們是總量堪堪大，平均卻是窮。
而一旦被評為上等戶，那就是噩夢的開始。
除了你交的稅要比彆人多，你還要承擔州縣吏的雜役。
雖然兩稅法名義上合併了雜役，就是冇有過去征調那個義務了，但實際操作中，差役是依然存在，且專門攤派給高戶等。
比如擔任輸糧隊。
古代糧食交稅是要交到州縣倉庫的，而實際上又不能讓老百姓一家一家跑縣裡交，這倒不是怕老百姓累到了，而是稅吏累到了。
所以在實際中，州縣會委任上等戶去將一地稅糧集中起來，然後統一解運到州縣去，最後完糧。
而這個過程中有任何損耗和閃失，都是要你承擔的！你指望地方州縣承擔損失啊？
所以，一些上戶往往幾次下來，很快就傾家蕩產了。
但事情有意思就有意思在這，同樣是解糧，有些上戶是越乾越發財；而有些就是真破產。
之所以如此，就全看這些上戶的本事，也就是有冇有能力將風險轉嫁到其他老百姓頭上。
你要是真地方土豪，那你收糧不僅虧不了，還能掙大發！可你要是隻是五世同堂，實際上還是窮得叮噹響的，那你就慘了。
而這裡麵五世同堂可不是說五代人都住在一起，那都是莊園，是豪強。
在唐製中，隻要你戶主不死，下麵就算生幾代了，都不能分戶。
換言之，如果一個老人活得久，他的子孫會並在一個戶上，最後被動成為上戶。
如此，一個老人本身就不再能下田勞動，卻因為法令和戶籍限製讓全家維持在高戶等，承擔高額的稅收和攤派。
在這種環境下，如果老人愛子女，他就一定會選擇自殺。
因為隻有他死了，他們的兒子們才能分戶，如此就能從大戶降為小戶。
所以，當時趙懷安曉得兩稅法是這樣一個情況後，是真的倒吸一口涼氣。
這是什麼惡法！
好的製度是用人的善人性去得到一個對全社會都有利的好結果。
但兩稅法呢？這邊是老人對孩子的愛，那邊就得去自殺，這裡冇有一個贏的。
這裡道理很簡單，那就是地方壓根做不到合理判定一個納稅戶的資產，隻要這個情況有偏差，那就是悲劇。
而且說實話，這種還有一個嚴重後果，那就是民間不敢積攢財富，因為富了就被殺豬，這誰敢勞動致富？
所以，趙懷安當時就想過了，他一旦開啟了局麵，一定要改變這種惡劣的稅收製度。
現在，趙懷安為吳王，有局麵，有勢力，正當其時。
他決定將資產多少全部簡化為土地多少，也就是說，以後隻按照土地多少來收稅，隻要幕府拿準了土地資料，就能確定稅額。
如此，實現攤丁入畝，徹底減免人頭稅一項。
這樣做，有兩個麻煩，一個是土地的人會跑路，二個是土地確權是個巨大的技術難題。
不過，現在情況，趙懷安還真就覺得合適。
為何呢？
因為在淮西這片，保義軍實際上和其他藩鎮相比，有一個巨大的優勢，那就是區域霸主，可以提供穩定的安全。
而這個時候，你要跑路到其他地方，那可以，我直接從外麵收流民進來，直接繼續在你土地上種，隻要種滿五年，這地就給你！
然後你跑路到其他地方，一看，乖乖，外麵原來都已經開始吃人啊！
這時候你才曉得，淮西這邊是多好。
試問誰還不曉得該怎麼選呢？
畢竟保義軍隻是要你交稅，而外頭是直接要你命。
所以這個時候，正是開始檢地、確權的絕好時候。
至於在技術這一塊，趙懷安從光州時期就已經為今日做準備了，他建立數院培養能丈量土地的數學人才，引入魚鱗圖冊，整頓吏治，都是為全麵丈量土地做的準備。
而現在，正是他排除萬難，大刀闊斧之時！
是時候，給曆史一個真正的震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