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 完結：歷史的岔路口
2026年，秋。復旦大學光華樓。
一場關於胤礽的專題研討會剛剛結束。
歷史研究會的報告在學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不是因為那些考據，而是因為報告中那句“未被書寫的可能性”。
會後，選修《清史專題研究》的同學們領到了一個特殊的作業：
“假設胤礽時期的改革走向不同分支，論述我們今天的生活會走向何方。
要求：有理有據，不限篇幅，可以大膽想象，但不能脫離歷史邏輯。”
一個月後，五十多篇論文交了上來。
從“紅薯玉米傳播受阻的饑饉推演”到“鐵路技術被保守派封存的工業化延遲”，
從“攤丁入畝失敗的土地兼併加劇”到“君主立憲未能實現的威權路徑”，五花八門。
助教們花了三天讀完，最後挑出四篇，讓作者在最後一堂課上做陳述。
那堂課在光華樓西輔樓的一間小教室裡。
下午三點，陽光從窗戶斜照進來，把課桌切成明暗兩半。
講台上坐著一個年輕的女助教，叫沈若昀，是歷史研究會的前成員。
台下坐著二十多個學生，其中四個被點到名字的，依次走上講台。
第一個站起來的是歷史學係的林嘉文。
他的論文題目很直白——《如果胤礽沒有推行紅薯玉米》。
“各位，我先問一個問題：中國人口在康熙末年到乾元中期從大約一億增長到兩億多，靠的是什麼？
傳統史學認為是‘康乾盛世’的功勞。但如果我們拆開來看，真正支撐人口翻番的，是美洲作物的推廣。
紅薯、玉米、土豆，這些東西不挑地、產量高，能在貧瘠的山坡上生長，讓原本無法耕種的土地養活了額外的人。”
他頓了頓，開啟PPT，上麵是一張清代人口曲線圖。
“在我的假設分支中，胤礽沒有重視這些作物——或者更極端，保守派以‘番薯非五穀、洋物亂華’為由成功阻撓了推廣。
那麼結果是什麼？
第一，人口增長會滯後至少五十年。
第二，沒有多餘的人口去開墾東北、西南邊疆，那些地方可能會被俄國或緬甸蠶食。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沒有人口紅利，手工業規模上不去，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會被扼殺在搖籃裡。”
他翻到下一頁，是一張對比圖。
“到十九世紀，當西方列強來叩門時，我們的人口可能隻有一億出頭，財政收入不到真實歷史的一半，更沒有足夠的人力去建設鐵路、礦山、工廠。
鴉片戰爭的結果，不止會割讓香港，澳門，台灣，甚至割讓整個東南沿海。
今天的中國，可能是一個碎片化的、被多個列強瓜分的半殖民地。”
教室裡安靜了一瞬。
“所以我的結論是：胤礽推廣紅薯玉米，看似是農業技術的小事，實則是近代中國人口基數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沒有這塊牌，後麵的工業化、民族獨立、今天的復興，全都無從談起。”
他坐下。沈若昀點了點頭，沒評論。
第二個站起來的是經濟學係的趙一凡。他的論文是《攤丁入畝夭折後的財富分配推演》。
“林嘉文說的是‘有沒有飯吃’，
我說的是‘飯分給誰吃’。”
他開門見山，語速很快。
“攤丁入畝的核心，是把人頭稅改成土地稅。
窮人沒地或少地，負擔大大減輕；大地主地多，交得多。
這個邏輯，本質上是財富再分配。
在我的假設分支中，攤丁入畝因為大地主的聯合抵製而失敗，人頭稅一直保留到清末。”
他在黑板上畫了一個簡單的模型。
“結果是什麼？窮人為了逃避人頭稅，要麼逃亡成為流民，要麼賣身為奴依附於大地主。
流民多了，社會不穩定；依附關係強了，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就發育不出來。
沒有自由勞動力，江南的紡織業就永遠停留在家庭副業階段，不可能出現工廠。
沒有工廠，就沒有工人階級。
沒有工人階級，就沒有後來的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
他轉過身，看著大家。
“這個分支的終點，是中國長期停留在‘地主-佃農’的封建經濟結構中。
即使後來被迫開放口岸，也隻是淪為西方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永遠不會成為工業國。
今天的中產階級、城市白領、工程師階層——這些人，都不會存在。”
他頓了頓，補了一句：
“或者存在，但他們是洋人工廠裡的打工仔，不是自己國家的主人。”
教室裡有人輕輕吸了一口氣。
第三個站起來的是政治學係的周晚亭。
她的論文題目最長——《從胤礽禪讓到君主立憲：一條未完成的政治現代化道路》。
“前麵的同學談的是經濟和人口。我談的是製度。”
她聲音不大，但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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