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張浩騎著三輪車去郵局寄包裹。蛇票三十版，用牛皮紙包好，外麵纏了四五圈透明膠帶，纏得跟木乃伊似的。胖大姐在櫃台後麵稱重，稱完說超重了，得加錢。張浩說加就加，別廢話。胖大姐白了他一眼，在包裹上貼了張郵票，扔進郵袋裏。從郵局出來，他蹬著三輪車又去了批發市場。筆記本進了一百本，圓珠筆進了二百支，墨水進了二十瓶，把三輪車裝得滿滿當當。回來的路上，三輪車鏈條掉了，他蹲在路邊修了半個鍾頭，弄得滿手油汙，鏈條裝上了，但褲腿上蹭了一片黑，跟胎記似的。
到店門口的時候，看見一個老頭在跟孫曉麗吵架。老頭六十來歲，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工裝，頭上戴著一頂草帽，帽簷都耷拉了。他手裏攥著一遝糧票，臉紅脖子粗地喊著：“我這糧票是全國通用的！憑啥不收？”孫曉麗站在櫃台後麵，雙手叉腰，毫不示弱：“大爺，糧票已經廢止了！七月一號就廢止了！現在全國通用也不好使了！您就是拿著聯合國通用的也不好使！”老頭不信，說糧票是國家發的，咋能說廢就廢。孫曉麗從櫃台底下翻出一張報紙，啪地拍在櫃台上，指著上麵的新聞標題：“您自己看！國務院發的檔案！”老頭戴上老花鏡，湊近看了半天，臉從紅變白，從白變灰，最後把糧票往兜裏一揣，嘟囔了一句“這世道變了”，轉身走了。
張浩把三輪車上的貨卸下來，搬進店裏。孫曉麗接過筆記本，一本一本往貨架上碼，碼得整整齊齊，強迫症看了都得豎大拇指。“老闆，你說這糧票廢了，老百姓手裏的票咋辦？就成廢紙了？”張浩用抹布擦著手上的油汙，“留紀念唄。以後跟孫子說，你爺爺當年也是有過糧票的人。”孫曉麗噗嗤笑了，“你淨瞎扯。”
下午，店裏來了個中年婦女，燙著卷發，穿著一件花裙子，腳上是白色高跟鞋，鞋跟細得像筷子，走路咯噔咯噔的。她在店裏轉了一圈，拿起一本筆記本翻了翻，放下；又拿起一支圓珠筆在紙上畫了兩道，放下；最後走到郵票櫃台前，指著那張猴票問多少錢。張浩說三百。婦女的眼睛瞪得像銅鈴，“三百？一張破郵票三百？你搶錢呢？”張浩不緊不慢地解釋：“大姐，這不是普通郵票，這是猴票，1980年發行的，第一輪生肖郵票的龍頭。現在市麵上品相好的已經漲到三百多了，過幾年還要漲。”婦女將信將疑，又看了看那張郵票，咬了咬牙，“二百五行不行？”張浩搖頭。“二百八？”張浩還是搖頭。婦女哼了一聲，轉身走了，走到門口又回頭看了一眼那張猴票，眼神裏滿是不捨。
孫曉麗湊過來小聲說：“老闆，剛才那女的，是咱對麵理發店的老闆娘。她老公上次來剪頭發，跟我嘮嗑，說她媳婦在家啥也不幹，天天打麻將。她買郵票回去，估計又得跟老公吵架。”張浩把猴票鎖進鐵盒子裏，鑰匙掛在腰上。“吵不吵架跟咱沒關係。咱賣的是郵票，不是婚姻諮詢。”
傍晚，老馬又過來了。這次沒拿烤紅薯，拿了兩根冰棍，一根遞給張浩，一根遞給孫曉麗。孫曉麗接過冰棍，不好意思吃，張浩咬了一口，奶油的，甜得齁嗓子。“馬叔，今兒個咋這麽大方？”老馬嘿嘿一笑，“今天發工資了。廠裏補發了上半年的獎金，不多，三百塊。”張浩愣了一下，“您在哪個廠？”老馬說，“省棉紡廠，退休了，但廠裏還給補發。說是效益不好，以前欠的，現在慢慢補。”張浩看著老馬那張被炭火燻黑的臉，忽然覺得這人挺有意思。退休了不閑著，出來烤紅薯，掙點零花錢，還給廠裏補發獎金高興成這樣。要是擱他，補發三千他也不一定笑，因為他想要的不隻是錢，是尊重。
冰棍吃完了，老馬回攤上去了。孫曉麗把冰棍棍兒扔進垃圾桶，看著張浩說：“老闆，你以後想幹啥？就一直開店？”張浩想了想，“先開店，後開公司，再後來……再說。”孫曉麗沒再問，轉身去整理貨架了。張浩看著她的背影，馬尾辮一甩一甩的，忽然覺得這姑娘不光是能幹、虎，還挺有想法。她問他以後想幹啥，說明她也在想自己以後該幹啥。一個初中畢業的農村姑娘，在省城看店，一個月掙幾十塊錢，她不甘心。不甘心就對了，甘心的人一輩子都出不了頭。
晚上，孫曉麗下班走了。張浩一個人坐在店裏，把今天的賬算了一遍。收入郵票三百多，支出進貨一百多，淨賺二百多。他把錢鎖進抽屜裏，鑰匙掛在腰上，又掏出那本英語單詞本，翻了幾頁。暑假作業還剩最後一篇作文，他已經寫完了，但總覺得寫得不好。他把作文又看了一遍，改了幾個字，覺得還是不好，幹脆不改了。反正英語老師也不會仔細看，看也是看個字數夠不夠，字跡工不工整。他的字跡不算工整，但能認得出來，湊合了。
夜深了，他躺在折疊床上，電風扇對著臉吹。窗外的街上很安靜，路燈昏黃黃的，照著空蕩蕩的馬路。他閉上眼睛，想著明天的事。明天得去收藏協會找錢學文，把上個月的賬結了；明天還得去糧油公司找劉主任喝茶，聯絡聯絡感情；明天還得給沈國強打個電話，問問他下個月還要不要貨。事情一件一件排著隊，等著他去做。他翻了個身，把被子蹬到一邊，電風扇吱呀吱呀轉著，像是替他數完了今天最後幾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