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組果然來了。
四個人，領頭的是公社副主任姓馬，四十來歲，瘦高個兒，戴一副黑框眼鏡，鏡片厚得像酒瓶底。他走在村裏的時候，背著手，下巴微微揚起，看什麽都帶著一股審查的勁兒。身後跟著三個年輕人，夾著公文包，拿著筆記本，馬副主任說一句他們就記一句。
白滿倉全程陪同，臉上堆著笑，腰微微彎著，把靠山屯的困難說得比實際還嚴重三分。
“馬主任，您看咱這冬儲糧，滿打滿算撐不到開春。社員們一天兩頓稀的，壯勞力都開始浮腫了……”
馬副主任推了推眼鏡，看了看糧倉，在筆記本上記了幾筆，說了句“情況我們會反映上去的”，就沒下文了。
陳望秋遠遠看了一眼，就縮回了自家院子。白支書說過，工作組在的時候消停點。他懂。不是怕，是沒必要惹麻煩。這種時候，當孫子比當爺爺活得長。
工作組在村裏轉悠了三天，把各家的糧缸看了個遍，把生產隊的賬本翻了個底朝天，找了幾戶貧農開了座談會，臨走時拍了拍白滿倉的肩膀說“靠山屯的情況我們心裏有數了”，然後坐著吉普車一溜煙走了。
有沒有數，天知道。
白滿倉站在村口目送吉普車消失在雪路盡頭，轉身朝地上啐了一口。
“有數個屁。”
當天晚上，白滿倉就讓趙大叔給陳望秋帶了話：可以動了。
於是第四天，陳望秋天不亮就出了門。這回不是上山，是去縣城。
靠山屯到青石縣城四十裏山路，平時走一趟得大半天。現在大雪封山，路更不好走。好在生產隊有頭騾子，白滿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陳望秋“順路”牽走了。用白支書的話說：“騾子閑著也是閑著，你拉出去遛遛，別遛丟了就行。”
陳望秋趕著騾車，車板上鋪了一層幹草，幹草底下藏著這幾天的積攢——從係統裏秒殺來的粗糧票六十斤、黃豆二十斤、鹹魚幹五斤，還有一隻昨天剛從空間拿出來的凍野兔。
這些東西，要去縣城黑市換成更實用的物資。
黑市在哪兒？
上輩子他聽說過。青石縣城北關，老澡堂子後頭那條窄巷子裏。說是巷子，其實就是兩排舊磚房之間的一條夾道，寬的地方能並排走兩個人，窄的地方側著身子才能擠過去。巷子兩邊的牆上糊滿了各種褪色的標語和大字報，風吹雨淋，字跡斑駁得認不全。
天不亮就有人在那兒蹲著。揣著糧票的、兜著雞蛋的、拎著老母雞的、抱著棉布的——一個個縮著脖子抄著手，像冬天裏蹲在電線上的麻雀。看見生人就低下頭，確認安全了才湊過來，壓著嗓子問一句：“換啥？”
這是那個年代特有的交易方式。沒有吆喝，沒有攤位，沒有招牌。全靠眼神、暗號和默契。一樁買賣三句話談成，錢貨兩清，各走各的，全程不超過兩分鍾。
陳望秋趕著騾車到縣城的時候，天剛矇矇亮。
他把騾子拴在老澡堂子後門的一根電線杆上，背上背簍，把東西用麻袋裹好扛在肩上，縮著脖子鑽進了窄巷子。
巷子裏已經有五六個人了。看見他進來，齊刷刷抬起頭，眼神像野貓似的警惕。確認他不是市管會的，又齊刷刷低下頭去。
陳望秋找了個牆根蹲下，把麻袋放在腳邊，也不說話。上輩子他開了二十年小超市，太懂做生意的門道了——這種地方，誰先開口誰就輸了。你得等，等那個真正想買東西的人來問你。
蹲了大約一炷香的工夫，一個穿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的中年男人湊了過來。他戴著一頂舊棉帽，帽簷壓得很低，幾乎遮住半張臉。兩隻手抄在袖筒裏，走路沒聲，像隻貓。
“兄弟，有糧票嗎？”
聲音壓得很低，像是從喉嚨縫裏擠出來的。
“有。”陳望秋同樣壓著嗓子，“粗糧票，六十斤。”
中年男人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恢複了平靜。他蹲下來，假裝係鞋帶。
“咋換？”
“一斤粗糧票換一斤半細糧票。或者直接換錢也行，一塊二一斤。”
中年男人倒吸一口涼氣，帽簷底下的眼睛瞪得溜圓：“一塊二？你也太黑了！供銷社才一毛二一斤！”
陳望秋麵不改色：“那你上供銷社買去唄。”
中年男人：“……”
供銷社有糧票也得排隊，排隊還不一定能買著。何況一個人一個月就那點定量，買完了就沒了。黑市為啥存在？就是因為正規渠道買不著。這道理大家都懂。
“一塊。”中年男人咬咬牙。
“一塊一。”
“一塊零五分。”
“成交。”
兩人迅速交換。中年男人從內衣兜裏掏出一遝皺巴巴的票子，數了六十三塊錢遞過來。陳望秋接過錢，順手把粗糧票塞進他手裏。整個過程不超過二十秒，比2024年掃碼支付還快。
中年男人揣好糧票，站起來就走了，腳步匆匆，轉眼消失在巷子那頭。
陳望秋繼續蹲著。
接下來一個小時，他又出手了黃豆和鹹魚幹。黃豆賣給了一個戴眼鏡的瘦高個兒，說是家裏有病人需要補營養，磨豆漿喝。鹹魚幹賣給了一個穿藍布棉襖的大姐，她說她家男人在廠子裏幹活，一個月才二兩肉票，嘴裏淡出鳥來了，聞見鹹魚味兒就走不動道。
最後是那隻凍野兔。
一個穿著油漬麻花工裝的男人蹲下來，翻了翻兔子的皮毛，又捏了捏後腿的肉。他手指粗糙，指甲縫裏全是黑泥，一看就是在廠子裏幹活的。
“多少錢？”
“五塊。”
“太貴了。豬肉才八毛一斤。”
“那你買豬肉去。”陳望秋還是那句話。這是他上輩子開超市練出來的本事——永遠不主動降價。先開口還價的人已經輸了一半。
工裝男人嘴角抽了抽，大概沒見過這麽不好說話的賣家。
“四塊。”
“四塊八。”
“四塊五。”
“成交。”
工裝男人掏出一把零錢，鋼鏰兒和毛票混在一起，油膩膩的，數了半天數出四塊五，遞過來的時候手指都在抖——不是心疼錢，是天太冷凍的。
陳望秋接過錢，把兔子遞過去。工裝男人拎著兔子走了，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
“兄弟，下回還有野物，給我留著。我在農機廠上班，姓牛，你去廠門口說找老牛就行。”
陳望秋點了點頭，把這個名字記在心裏。
農機廠，老牛。這算是他在縣城發展的第一個“客戶”。
太陽升起來的時候，陳望秋收拾東西準備走人。就在這時，巷子口忽然傳來一聲低喝——
“市管會來了！”
嘩——
巷子裏的人像受驚的麻雀一樣四散奔逃。揣東西的揣東西，鑽牆洞的鑽牆洞，翻牆頭的翻牆頭。一個賣雞蛋的老太太動作慢了半拍，籃子差點被撞翻，陳望秋一把扶住她，把她拽到牆根底下的一個凹處躲起來。
“別出聲。”
老太太緊緊抱著雞蛋籃子，嘴唇發抖，眼眶裏全是淚。陳望秋按住她的肩膀，示意她別慌。
巷子外麵傳來腳步聲和吆喝聲，由遠及近，又由近及遠。大概過了五六分鍾，外麵徹底安靜下來，陳望秋才探出頭去看了一眼——巷子裏空空蕩蕩，隻剩幾片被踩爛的白菜葉子粘在雪地上。市管會的人追著人跑遠了。
“大娘，沒事了。”
老太太拉著他的手，哆嗦著說：“小夥子，謝謝你。你是哪個屯的？”
“靠山屯的。”
“好人呐……”老太太從籃子裏摸出兩個雞蛋往他手裏塞，“拿著，大娘謝你的。”
“不用不用，大娘您自己留著。”
“拿著！”老太太的態度忽然強硬起來，硬把雞蛋塞進他兜裏，“不拿就是看不起大娘。”
陳望秋隻好收下。他目送老太太佝僂著背消失在巷子盡頭，摸了摸兜裏兩個還帶著體溫的雞蛋，心裏說不出什麽滋味。
這就是1959年。為了一口吃的，大家像做賊一樣偷偷摸摸。賣個雞蛋都得提心吊膽，生怕被抓住。可越是這樣，人和人之間那點樸素的善意，反而越顯得珍貴。
他趕著騾車往回走的時候，太陽已經升得老高了。雪地被照得刺眼，騾子的蹄子踩在雪裏，嘎吱嘎吱響。車板上的麻袋空了，兜裏的錢沉了。他數了數，這一趟淨賺了小一百塊錢。
一百塊，在1959年的農村，一個壯勞力在生產隊幹一年也就掙這個數。他一個早上就掙出來了。
不過他也知道，這錢不能亂花。
得攢著。攢到開春，攢到明年，攢到能用的時候。
路過鎮上的時候，他在供銷社門口停了一下。透過玻璃窗，看見櫃台裏擺著的東西——暖水壺、搪瓷盆、膠鞋、手電筒、水果糖、餅幹……每一樣都標著價格，每一樣都要票。
他摸了摸兜裏的錢，猶豫了一下，還是推門進去了。
“同誌，來一斤水果糖。”
供銷社大姐看了他一眼：“糖票呢？”
“沒票。”
“沒票買啥糖？”
“高價。”
大姐愣了一下，左右看了看，壓低聲音：“一斤三塊。”
“來一斤。”
大姐稱了一斤水果糖，用黃草紙包好，麻繩紮緊，遞過來的時候又補了一句：“別說是從我這兒買的。”
“放心。”
陳望秋揣著糖出了供銷社，剝了一顆塞進嘴裏。甜味在舌尖上炸開，從喉嚨一直甜到胃裏。上輩子他從來不覺得水果糖有多好吃，現在他覺得這是他吃過最甜的東西。
剩下的糖，他要帶回去給家裏人。
給媳婦一顆，給爹孃一人一顆，給爺奶姥爺姥姥一人一顆，給大哥大嫂一人一顆，給小侄子一顆，給三個姐姐一人一顆。
一斤糖，分給全家人，剛剛好。
他嚼著糖，趕著騾車，走在白茫茫的雪路上。頭頂的天灰濛濛的，太陽像一枚模糊的銀幣掛在天上。北風從背後吹過來，灌進領口，冷得他縮了縮脖子。
可心裏是熱的。
騾車慢悠悠地晃著，車輪碾過積雪，留下兩道深深的車轍。遠處的靠山屯漸漸出現在視野裏——一片低矮的土坯房，被雪蓋著，煙囪裏冒著細細的炊煙。灰色的、彎曲的、細細瘦瘦的炊煙，在北風裏一吹就散，像一群想往上飛又飛不動的鳥。
那就是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