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的一個傍晚，陳崢又收到了父親的來信。
這已經是父親寫來的第四封信了。郵遞員老趙在教室門口喊他名字的時候，全班同學都習以為常了——“陳小崢又收信了，他爸從深圳寄來的。”
陳崢接過信，沒有當場拆開。他把信揣進口袋，熬過了最後一堂課，然後一路小跑回家，鑽進堂屋，才小心翼翼地撕開信封。
信紙還是水泥袋子的內襯，但這一次，字跡明顯比以前工整了一些。父親在深圳待了兩個月，似乎連寫字都有了些進步。
“小崢，爸這個月賣汽水和香煙，刨去成本，凈掙了四百三十八塊。你說的話爸都照著做了——貨從批發市場進，價格比供銷社便宜一毛，嘴甜一點跟工友們搞好關係，賬也一筆一筆記清楚了。現在不搬磚了，專門做生意。老周也來幫忙，我倆合夥，他負責跑路子，我負責進貨和賣貨。李國強也加入了，他是本地人，門路多。生意越來越好，爸心裡踏實了。”
陳崢讀到這裡，嘴角翹了起來。
四百三十八塊。一個月。父親在深圳，一個月掙的錢，比村裡一家人一年的收入還多。
他繼續往下讀。
“隨信寄了一百塊錢，給你買好吃的。別捨不得花。爺爺奶奶那邊我也寄了五十塊。你在家好好念書，聽爺爺的話。等爸再攢些錢，就把你接過來。”
信的末尾，父親又加了一行字，字跡有些歪，像是在猶豫了很久之後才寫上去的：
“小崢，你說的都對。爸謝謝你。”
陳崢把信摺好，放回信封裡，塞進枕頭底下的鐵盒子。
鐵盒子旁邊，是他寫給父親的那些信的草稿。一封一封，按日期排好，從最初那張歪歪扭扭的紙條，到後來詳細的分析和建議。他拿起最上麵那封——是半個月前寄出的，上麵寫著：
“爸，汽水賣好了可以加香煙。工地上人多，抽煙的人也多。香煙利潤高，但要注意別進到假貨。批發市場有正規渠道，多花點錢買個放心。”
他不知道自己這些建議父親有沒有照做，但從信裡看，效果不錯。
一百塊錢。
他把信封裡的錢掏出來，數了數。十張十塊的，嶄新的，票子硬邦邦的，發出清脆的聲響。
他拿著那些錢，在堂屋裡站了一會兒。陽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那些錢上，亮得晃眼。
然後他把錢放回信封，塞進鐵盒子，蓋上蓋子。
他不想花這些錢。至少現在不想。
第二天上學，陳崢注意到了一個以前沒太在意的事。
同桌劉小花的鉛筆，隻剩兩厘米長了，短得幾乎捏不住。她用兩根手指小心翼翼地捏著，在作業本上一筆一畫地寫字，寫幾個字就要停下來，把手活動活動，免得抽筋。
坐在前排的劉大牛，作業本正麵寫滿了，翻過來在背麵繼續寫。背麵也寫滿了，就用橡皮把前麵的字擦掉，重新寫。橡皮擦得本子都破了，一個個小洞像被蟲蛀過似的。
後排的幾個女生，共用一個鉛筆盒。鉛筆盒是鐵皮的，銹跡斑斑，蓋子合不上了，用橡皮筋箍著。裡麵的鉛筆都是些短得不能再短的筆頭，用紙捲了個筒套在上麵，勉強能握住。
陳崢看著這些，心裡說不清是什麼滋味。
前世的他，雖然撲街，雖然窮，但從來沒有缺過紙筆。想買什麼書就買什麼書，想用什麼文具就用什麼文具。這些東西對他來說，便宜得不值一提。但對這些孩子來說，一支鉛筆、一個本子，都是要省著用的寶貝。
他想起父親寄來的一百塊錢。他本來打算攢著當路費的。
但現在，他有了另一個想法。
他不能直接給錢。給錢是害了他們——大人的錢會被大人拿走，小孩的錢也保不住。他見過村裡有人給劉小花家捐了兩塊錢，第二天就被她爸拿去買了酒。
他需要一個辦法，既能幫到這些孩子，又不會讓他們大人把錢拿走。
他想到了以物易物。
當天晚上，他給父親寫了一封信。
“爸，錢收到了。但我沒花。我想讓你幫我一個忙——從深圳進一批文具寄過來。鉛筆、橡皮、作業本、尺子，什麼都行。要便宜的，質量好就行。”
他在信裡詳細地解釋了自己的計劃：在學校裡用文具換農產品，農產品寄到深圳讓父親賣，賺了錢再買文具，迴圈往複。
“爸，這不是為了掙錢。村裡的孩子太窮了，連鉛筆都買不起。我想幫幫他們。直接給錢不行，會被大人拿走。用東西換，東西到了孩子手裡，大人拿不走。”
寫到最後，他又加了一句：
“爸，你在深圳也要注意身體。別太累了。”
信寄出去後，陳崢開始做準備工作。
他跟趙鐵柱打了招呼，讓他幫忙留意村裡誰家有雞蛋、臘肉、幹蘑菇要換東西。趙鐵柱一聽要用文具換農產品，眼睛瞪得溜圓。
“你不是在做生意嗎？怎麼又搞起這個來了？”
“這也是生意。”陳崢說，“但不一樣。這個是幫同學的。”
趙鐵柱撓了撓頭，沒太聽懂，但還是點了點頭。
“行。你說了算。”
半個月後，一個包裹寄到了村裡。
包裹很大，用麻繩捆著，外麵貼著深圳的郵戳。收件人寫的是爺爺陳德厚的名字——陳崢特意交代父親這麼寫的，免得惹人注意。
陳德厚看著那個包裹，愣了半晌。
“這是啥？”
“文具。我爸從深圳寄來的。”
“文具？寄這麼多文具幹啥？”
“有用。”陳崢笑嘻嘻地說，“爺爺，你別管了，我有安排。”
陳德厚瞪了他一眼，但沒有追問。他現在已經習慣了孫子時不時搞出點出人意料的事來。
包裹裡麵是五十支鉛筆、三十個作業本、二十塊橡皮、十把尺子，還有一盒彩色蠟筆。陳崢一樣一樣地清點，在紙上記下來。鉛筆八分一支，本子一毛一個，橡皮五分一塊——父親在信裡寫了進價，比供銷社便宜將近一半。
他把東西分門別類地碼好，裝在一個竹籃裡，第二天提著去了學校。
課間休息的時候，陳崢站在教室前麵，拍了拍手。
“同學們，看這裡！”
大家圍過來，看到竹籃裡的東西，眼睛都亮了。
“這是深圳來的文具！”陳崢拿起一支鉛筆，“質量特別好，寫起來順滑，不斷芯。不用錢買，用東西換！”
“換啥？”劉大牛第一個問。
“雞蛋、臘肉、幹辣椒、幹蘑菇、核桃、闆栗——什麼都行。你們家裡有的，拿來換。”
“咋換法？”
陳崢拿出一張事先寫好的“價目表”，貼在黑闆上。
“一個雞蛋換一支鉛筆。兩個雞蛋換一個本子。一塊臘肉換五支鉛筆加兩個本子。一斤幹蘑菇換十支鉛筆加五個本子。核桃闆栗啥的，拿來我看著給。”
孩子們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真的假的？一個雞蛋就能換一支鉛筆？”
“真的。”陳崢說，“但有一條——得是你們自己的東西。不能從家裡偷，要跟大人說清楚。大人同意了才能換。”
劉小花站在旁邊，看著那籃文具，眼睛裡亮晶晶的。她從口袋裡掏出那截兩厘米長的鉛筆頭，看了看，又看了看籃子裡嶄新的鉛筆，嚥了口口水。
“陳小崢，”她小聲說，“我家有雞蛋。我媽昨天還說雞蛋太多了，吃不完。我回去跟她說，她能同意不？”
“能。你就說用雞蛋換文具，省得去供銷社買了。供銷社一支鉛筆一毛五，咱們一個雞蛋就換，劃算。”
劉小花點了點頭，眼睛裡有了光。
第二天，劉小花帶了兩個雞蛋來。
她把雞蛋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裡，像捧著什麼寶貝似的。雞蛋還是溫熱的，是早上母雞剛下的。
“給。”她把雞蛋遞給陳崢。
陳崢接過雞蛋，從籃子裡拿出兩支鉛筆，遞給她。
“給。深圳來的，好用。”
劉小花接過鉛筆，翻來覆去地看。鉛筆是綠色的，上麵印著“中華牌”三個字，還有一個小太陽的圖案。她用指甲輕輕颳了刮，沒有掉漆。
“真好看。”她小聲說。
當天下午，她用新鉛筆寫作業，寫出來的字又黑又清楚，不像以前那截鉛筆頭，寫出來灰撲撲的，看都看不清。
“陳小崢，”她扭頭看著同桌，“你這鉛筆真好用。”
“那當然。深圳來的嘛。”
訊息傳開了。
第二天，又有三個同學帶了雞蛋來換鉛筆。第三天，五個。第五天，連三年級的同學都跑來找他換東西。
有人拿幹蘑菇來，有人拿核桃來，有人拿臘肉來——一個同學的媽媽甚至拿了一串幹辣椒來，紅彤彤的，掛在教室牆上，像一串小燈籠。
陳崢來者不拒，照單全收。他把換來的東西分門別類地裝好——雞蛋放在陰涼處，臘肉掛在通風的地方，幹蘑菇和幹辣椒用紙包好，核桃和闆栗裝在麻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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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下來，他換出去三十支鉛筆、二十個本子、十塊橡皮，收進來四十多個雞蛋、五塊臘肉、兩斤幹蘑菇、一堆核桃闆栗，還有一串紅彤彤的幹辣椒。
他把這些東西打包好，分成兩個包裹，寄給父親。隨包裹附了一封信：
“爸，這些東西在深圳能賣多少錢，你看著辦。賣了錢再買文具寄回來。咱們來個迴圈。掙的錢，一半當路費，一半繼續買文具。”
信寄出去後，他又想起一件事，追了一封：
“爸，雞蛋路上可能會碎，你在包裹裡塞點稻草。臘肉用油紙包好，別漏油。”
一個月後，父親回信了。
信裡說，雞蛋在路上碎了幾個，但大部分完好。臘肉和幹蘑菇賣了好價錢——深圳那邊的人稀罕這些山貨，一斤幹蘑菇賣到了四塊錢。核桃和闆栗也賣了不少。
扣除成本，凈賺八十塊。
八十塊！在村裡能買兩頭小豬崽了！
陳崢拿著信，在堂屋裡轉了三圈。不是因為掙了錢高興——八十塊對他來說已經不是大數目了——而是因為這件事成了。
他幫到了那些同學，而且沒有傷到任何人的自尊。沒有施捨，沒有憐憫，隻有交換——你有的東西，換你需要的東西。公平的、體麵的、讓雙方都舒服的交換。
他把信摺好，放回鐵盒子裡。
然後他拿出賬本，把這一筆賬記下來：收雞蛋、幹蘑菇等支出——摺合價值約四十塊。文具成本——約三十塊。深圳銷售收入——一百五十塊。凈利八十塊。其中四十塊留作下一批文具的本金，四十塊攢著當路費。
他在“路費”兩個字下麵畫了一道橫線。
快了。再攢幾個月，就夠了。
訊息越傳越廣。
不光學生來找他換東西，連村裡的大人都來找他了。
劉嬸拎著一籃子雞蛋來了。“小崢，聽說你用文具換雞蛋？我家攢了一籃子，你看看能換多少？”
陳崢看了看那籃子雞蛋，又看了看劉嬸。“劉嬸，您家孩子不是已經畢業了嗎？換文具幹啥？”
“換了拿到集市上去賣唄。你這不是比供銷社便宜嗎？”
陳崢搖了搖頭。“劉嬸，文具隻換給上學的小孩。大人來換，我不換。”
“為啥？”
“因為我這是幫同學的，不是做生意。”
劉嬸撇了撇嘴，拎著雞蛋走了。
趙鐵柱在旁邊看著，不解地問：“你為啥不換給她？送上門的買賣不做？”
“不是買賣。”陳崢說，“鐵柱，這件事我不是為了掙錢。我是為了讓那些用不起文具的同學能用上文具。大人來換，拿去倒賣，那就變味了。”
趙鐵柱想了想，好像懂了，又好像沒懂。
“你這娃，”他說，“做事總跟別人不一樣。”
“不一樣就對了。”陳崢笑了笑。
村裡小賣部的老闆王扒皮不幹了。
他的小賣部就在村口，賣些油鹽醬醋、煙酒糖茶，還有文具。以前村裡人買文具都去他那兒，一支鉛筆一毛五，一個本子兩毛，愛買不買。現在好了，陳崢用雞蛋換文具，一個雞蛋換一支鉛筆——雞蛋在村裡不值錢，家家戶戶都有，等於鉛筆不要錢。
王扒皮的文具賣不出去了。
他氣沖沖地找到陳德厚，一進門就開始嚷嚷。
“老支書，你孫子這事你得管管！他在學校裡做生意，搶我的買賣！我這小賣部開了十幾年了，一家老小就指著它吃飯呢！”
陳德厚正在院子裡編竹筐，頭也沒擡。“他做什麼生意了？”
“他用文具換雞蛋！這不是生意是啥？”
“換雞蛋？換回去的雞蛋呢？”
“寄到深圳去賣了！”
陳德厚擡起頭，看了王扒皮一眼。“他賣他的，你賣你的，礙著你啥事了？”
“怎麼沒礙著？他把我的生意都搶了！現在村裡人都不來我這兒買文具了，都去找他換！”
“那你也可以換嘛。”陳德厚不緊不慢地說。
王扒皮被噎住了。“我……我又沒有深圳的貨！”
“那就沒辦法了。”陳德厚低下頭，繼續編竹筐，“小崢的事，我管不了。他沒犯法，沒耽誤學習，我也沒理由管他。你要是覺得他不對，你去大隊告我。大隊不管，你去公社告。公社不管，你去縣裡告。”
王扒皮站在那裡，臉漲得通紅，半天說不出話來。
他知道自己理虧。陳崢沒有擺攤，沒有賣貨，隻是“換”。而且換的都是自家用的東西，不是倒賣。這年頭，“投機倒把”四個字雖然還沒完全消失，但上麵已經有檔案了，說農村可以搞副業、可以搞多種經營。他拿陳崢沒辦法。
“老支書，”他換了個語氣，“我不是要告他。我就是覺得……這孩子太精了，不像個娃。你就不怕他學壞了？”
陳德厚停下手裡的活，擡起頭，看著王扒皮。
“學壞？”他的聲音很平，“他用自己掙的錢買文具，換給買不起文具的同學。這叫學壞？”
王扒皮不說話了。
“老王，”陳德厚說，“你的小賣部開了十幾年，村裡人沒少照顧你生意。但你的東西賣得貴，大家都知道。小崢的東西便宜，大家自然去找他。這是市場的事，不是我能管的。”
王扒皮張了張嘴，最後什麼也沒說，轉身走了。
晚上，陳德厚把陳崢叫到堂屋裡。
“王扒皮今天來找我了。”
“我知道。”陳崢說，“趙鐵柱跟我說了。”
“你咋想的？”
“爺爺，我沒做錯事。”陳崢擡起頭，看著爺爺，“我的貨是從深圳正規批發市場進的，有發票。我沒在學校賣，我是換。同學們自願的，我沒強迫任何人。王扒皮賣得貴，大家不願意去他那兒買，不是我的錯。”
陳德厚沉默了一會兒。
“你那些文具，”他說，“成本多少？”
“鉛筆八分一支，本子一毛一個。”
“你一個雞蛋換一支鉛筆，雞蛋在深圳能賣一毛五。等於你一支鉛筆掙了七分？”
“不是掙。”陳崢說，“是差價。差價我攢著當路費，不是自己花。”
陳德厚看著孫子。這個九歲的娃，坐在凳子上，兩隻腳夠不著地，晃蕩著，說話的語氣卻像個大人。
“你攢路費幹啥？”
“去深圳。找爸。”
陳德厚不說話了。他端起桌上的酒杯，抿了一口。
“你爸在那邊還沒站穩。”他說。
“快了。”陳崢說，“他信裡說了，現在一個月掙四百多塊。再過幾個月，就能接我過去了。”
陳德厚沉默了很久。他看著窗外的月亮，月亮很圓，很亮，照在院子裡，照在那堆棕櫚葉上。
“去就去吧。”他最終說，“別耽誤學習就行。”
“放心吧爺爺，期末考試我拿第一給您看。”
陳德厚哼了一聲。“口氣不小。”
“不是口氣，是本事。”
陳德厚看了孫子一眼，想罵他兩句，但嘴角忍不住翹了起來。
“行了，去睡吧。”
陳崢從凳子上跳下來，走到門口的時候，回過頭。
“爺爺。”
“嗯。”
“王扒皮要是再來找你麻煩，你讓他來找我。我自己跟他說。”
陳德厚被逗笑了。“你一個娃，跟人家說什麼？”
“講道理唄。”陳崢說，“道理講不通，就用事實說話。我的文具比他的便宜，質量比他的好，同學們願意來找我換，這是事實。他能拿出更好的東西來，同學們自然會去找他。拿不出來，就別怪別人。”
陳德厚搖了搖頭，沒有說話。
陳崢轉身出了堂屋，跑到院子裡，仰頭看了看天。月亮很亮，星星很少。山村的夜，安靜得像一潭死水。
但他知道，這潭死水下麵，已經起了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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