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夏天來得特別早。剛進六月，太陽就毒得像下了火，曬得泥巴操場裂了縫，曬得教室裡的孩子們昏昏欲睡。
期末考試就在這樣的天氣裡來了。
李德厚站在講台上，手裡拿著一遝試卷，看了看全班，最後把目光落在最後一排的陳崢身上。
“陳小崢，”他說，“你考二年級的卷子，還是四年級的？”
“都考。”陳崢說。
“都考？”李德厚皺了皺眉，“二年級的卷子你肯定沒問題，四年級的你確定？”
“試試唄。反正又不要錢。”
有幾個同學笑了。李德厚沒有笑。這半年多來，他已經見識過這個娃的本事。三年級的數學課陳崢上了不到一個月就學完了，現在已經在看五年級的教材。語文更不用說，他的作文李德厚拿去給學區校長看，校長問這是哪個老師寫的。
“行。你先做二年級的，做完了做四年級的。”
考試進行了整整一個上午。陳崢先做二年級的卷子——數學、語文各一張，用了不到四十分鐘。然後做四年級的卷子——數學、語文各一張，用了一個多小時。
他把卷子交上去的時候，李德厚正在批其他同學的卷子。
“放那兒吧。”李德厚頭也沒擡。
三天後，成績出來了。
李德厚把成績單貼在教室門口的牆上，全班同學都圍過去看。
二年級：數學100，語文98，年級第一。
四年級：數學100，語文95，年級第一。
全校炸了。
“這不可能！”三年級的數學老師——也是李德厚，他身兼數職——第一個表示懷疑。他拿著四年級的數學卷子翻來覆去地看，試圖找出批改的漏洞。
“老李，你是不是批錯了？這道應用題，四年級的學生都不一定做得出來，他一個二年級的——”
“我沒批錯。”李德厚打斷他，“你自己看。”
他把陳崢的卷子遞過去。三年級的數學老師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不說話了。卷子上每一道題都做對了，步驟清晰，字跡工整。最後一道附加題，用兩種方法解的，一種算術法，一種方程法。
“這娃……”他搖了搖頭，“什麼腦子？”
訊息傳到了校長耳朵裡。校長姓劉，是公社派來的公辦教師，一個月來村裡視察一次。他聽說有個二年級的學生考了四年級的第一名，專門跑到學校來看。
“就是這個？”劉校長指了指坐在最後一排的陳崢。
“就是他。”李德厚說。
劉校長走到陳崢麵前，上下打量了一番。九歲的娃，瘦瘦小小的，坐在那裡仰著頭看他，眼睛亮亮的。
“你叫陳小崢？”
“嗯。”
“四年級的卷子，你考了第一？”
“嗯。”
“你作弊了沒有？”
“沒有。”陳崢的回答乾脆利落。
劉校長看了看李德厚，李德厚搖了搖頭。“我親自監考的，他坐最後一排，前後左右都沒人。作弊不可能。”
劉校長想了想，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上麵寫著一道題。他把紙放在陳崢桌上。
“做一下。”
陳崢低頭一看，是一道四年級的奧數題：雞兔同籠，頭共20個，腳共56隻，問雞兔各幾隻。
他拿起鉛筆，在紙上刷刷刷地寫。
解法一：設雞x隻，兔y隻，x y=20，2x 4y=56，解得x=12，y=8。
解法二：假設全是雞，40隻腳，少16隻，每換一隻兔子多2隻腳，所以兔子8隻，雞12隻。
解法三：假設全是兔，80隻腳，多24隻，每換一隻雞少2隻腳，所以雞12隻，兔子8隻。
他把紙遞迴去。
劉校長看了三遍，擡頭看著陳崢，目光變了。
“三種解法？”
“嗯。”
“誰教你的？”
“自己想的。第一種是方程，第二種和第三種是假設法。”
劉校長沉默了一會兒，把紙摺好放進口袋裡。
“好好培養。”他對李德厚說，“這個娃，是個人才。”
劉校長走了之後，李德厚把陳崢叫到辦公室。
“你坐下。”他指了指凳子。
陳崢坐上去，腳還是夠不著地，晃蕩著。
李德厚沒有急著說話。他點了一根煙，吸了兩口，看著窗外的操場。操場上幾個孩子在跑，笑聲傳過來，脆生生的。
“二年級的課，”他終於開口了，“你是不是早就不想上了？”
陳崢想了想，決定說實話。“嗯。”
“多久了？”
“上學期就覺得沒什麼意思了。”
李德厚吸了一口煙，吐出來。“那你為什麼不說？”
“說了怕您不同意。而且……”陳崢猶豫了一下，“我不想跟別的同學不一樣。”
李德厚沉默了一會兒。他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那時候他也是個民辦教師，一個月拿十幾塊錢工資，在講台上一站就是二十年。他見過聰明的娃，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九歲，四年級的卷子考第一，奧數題三種解法。他應該高興，應該激動，但他心裡更多的是一種說不清的東西。
這個娃太特殊了。特殊到讓他這個當老師的，都覺得不知道該怎麼教。
“李老師，”陳崢打破沉默，“我想直接上四年級。”
“四年級……你確定？”
“確定。不過有個小要求。”
“啥要求？”
“我想繼續學英語。四年級沒開英語課。”
“英語？”李德厚皺了皺眉，“村裡沒人會啊。”
“我自己學。您幫我訂一套英語教材就行。”
“教材？那得去縣裡新華書店。”
“錢不是問題。”陳崢說完就後悔了。
李德厚狐疑地看著他。“你家條件啥時候這麼好了？”
陳崢腦子轉得飛快。“我爸在深圳打工，寄了點錢回來。他說讓我好好念書，想學啥就學啥，別心疼錢。”
這個理由勉強說得過去。李德厚知道陳大勇在深圳，也知道那邊掙錢比村裡多。但他心裡還是犯嘀咕——一個打工的，能掙多少錢？不過他沒有追問。
“行。我去縣裡開會的時候，幫你看看。”
“謝謝李老師！”
“別謝我。”李德厚擺了擺手，“你先把四年級的課跟上。數學你沒問題，語文還得下點功夫。四年級的作文比二年級難多了，不能光靠聰明。”
“我知道。”
“還有，”李德厚看著他，“別太顯擺。你聰明是你的事，別讓別人覺得你在瞧不起他們。”
陳崢愣了一下。這句話，戳中了他心裡某個地方。
“我知道了，李老師。”
一週後，李德厚從縣裡帶回來一套《英語入門》和幾盤磁帶。教材是薄薄的一本，封麵印著幾個英文字母和一個大大的“1”。磁帶裝在塑料盒裡，上麵寫著“英語教學，第一冊”。
“書店的人說，這套教材是北京編的，最新的。”李德厚把東西放在桌上，“磁帶要用錄音機放，你有錄音機？”
“還沒有。我讓我爸寄一個來。”
“錄音機可不便宜。”
“沒事。”陳崢說，“我爸說了，該花的錢要花。”
李德厚看著他，欲言又止，最後隻是點了點頭。
當天晚上，陳崢給父親寫了一封信：
“爸，我需要一台錄音機。二手的就行，能放磁帶就可以。我要學英語。李老師說英語很重要，以後考大學要考。你在深圳幫我找一台，錢從我的那份裡扣。”
設定
繁體簡體
信寄出去後，他又追了一封：
“爸，錄音機要小一點的，能帶在身上最好。我在學校也能用。”
半個月後，一個包裹寄到了村裡。
包裹很大，用麻繩捆著，外麵貼著深圳的郵戳。陳崢拆開一看，是一台三洋牌收錄機，銀灰色的外殼，上麵有幾個旋鈕和按鍵，還有一個把手，可以提著走。
收錄機旁邊放著一封信：
“小崢，錄音機買到了。二手的，花了八十塊。賣給我的人說這是日本貨，質量好，能用很久。磁帶我也試過了，聲音清楚。你在家好好學，爸支援你。需要什麼再寫信來。”
陳崢把錄音機抱在懷裡，沉甸甸的。八十塊，在村裡夠一家人吃好幾個月的了。父親二話沒說就買了。
他把錄音機放在桌上，插上電源，把磁帶放進去，按下播放鍵。
“Lesson One。My name is Li Lei。I am a student……”
一個清晰的女聲從錄音機裡傳出來，帶著一點沙沙的底噪。陳崢跟著唸了一遍，又唸了一遍。
發音不算標準，帶著前世的底子，但比村裡任何人說的都像英語。
奶奶從竈房探出頭來，聽到那些“嘰裡咕嚕”的聲音，愣住了。
“這是啥？”
“英語。”
“學這玩意兒幹啥？”
“以後用得上。”
奶奶搖了搖頭，縮回竈房去了。她搞不懂這個孫子在想什麼。紮掃帚、收雞蛋、換文具、學英語——哪一樣都不像一個九歲的農村娃該乾的事。但她不說什麼。這娃主意正，說了也沒用。
從那天起，陳崢每天早上五點起床，跟著錄音機學英語。
天還沒亮，山村的清晨安靜得隻有鳥叫聲。他坐在堂屋裡，把錄音機的聲音調小，怕吵醒爺爺奶奶。跟著磁帶一句一句地念，唸完了倒回去，再念一遍。
一個小時後，磁帶的一麵放完了，他把磁帶翻過來，繼續念。
奶奶起來做早飯的時候，他已經唸了一個多小時了。
“你天天起這麼早，不困？”
“不困。”
“不困纔怪。你看看你眼睛，都是紅的。”
陳崢揉了揉眼睛，笑了笑。“奶奶，我沒事。”
他吃完早飯，提著錄音機去學校。路上碰到趙鐵柱，趙鐵柱看到他手裡的錄音機，眼睛瞪得溜圓。
“這是啥？”
“錄音機。”
“幹啥用的？”
“學英語。”
趙鐵柱湊過來，盯著錄音機看了半天。“這玩意兒得多少錢？”
“不便宜。”
“你爸買的？”
“嗯。”
趙鐵柱沉默了一會兒。“你爸對你真好。”
陳崢沒有接話。他知道父親對他好，但這種好，不是用錢來衡量的。
到了學校，陳崢把錄音機放在桌上，全班同學都圍過來看。
“這是啥？”
“錄音機。”
“幹啥用的？”
“放英語磁帶。”
陳崢按下播放鍵，磁帶開始轉，一個女聲從喇叭裡傳出來：“Lesson One。My name is Li Lei……”
全班安靜了。
然後鬨堂大笑。
“這是啥鳥語？”
“嘰裡咕嚕的，跟老母雞叫似的。”
“陳小崢，你學這玩意兒幹啥？”
陳崢沒有生氣。他把錄音機關掉，轉過身，看著那些笑得前仰後合的同學。
“以後外國人會來咱們這兒做生意，會說英語能賺大錢。”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纔不信。”
“不信拉倒。等我賺了大錢你別眼紅。”
“我纔不眼紅。你賺了錢請我吃糖。”
“行，一言為定。”
笑聲漸漸小了。同學們散了，各自回座位。劉小花沒有走，她站在陳崢旁邊，看著那台錄音機。
“你真能賺大錢？”她小聲問。
“能。”
“那……你賺了大錢以後，還回村裡嗎？”
陳崢愣了一下。他沒想到劉小花會問這個問題。
“回。”他說，“回來給學校蓋新教室。”
劉小花笑了，露出兩顆缺了的門牙。
“那說定了。”
“說定了。”
陳崢學英語的事在村裡傳開了。
有人覺得新鮮，有人覺得奇怪，也有人覺得這娃腦子有問題。“學那玩意兒有啥用？又不跟外國人打交道。”
陳德厚聽到了這些議論，沒有說什麼。有一天晚上，他坐在堂屋裡抽煙，突然問了一句：“你那個英語，學得咋樣了？”
“還行。基本的對話能聽懂了。”
“能聽懂啥？”
陳崢想了想，用英語說了一句：“Good morning, grandpa. How are you today？”
陳德厚愣住了。“你說啥？”
“早上好，爺爺。你今天怎麼樣？”
陳德厚沉默了一會兒。“你再說一遍。”
陳崢又說了一遍。這次慢了一點，一個字一個字地。
陳德厚聽完，把煙頭在鞋底上磕了磕。
“行。”他說，“好好學。”
就這兩個字。但陳崢聽出了裡麵的東西——不是支援，不是反對，是一種“我搞不懂你在幹什麼，但我信你”的沉默。
這就夠了。
暑假的時候，陳崢收到了父親的來信。信裡說，深圳那邊的生意越來越好了。除了賣汽水和香煙，現在又開始賣盒飯。老周從工地食堂搞到了一批便宜的食材，陳大勇自己炒菜，湖南口味，工人們愛吃得很。
“一個月能掙七八百了。”父親在信裡寫道，“小崢，你再等等，爸攢夠了錢，就來接你。”
陳崢把信摺好，放回鐵盒子裡。
鐵盒子旁邊，是他攢的那些錢。父親寄來的、賣掃帚掙的、換文具賺的，加起來快三百塊了。
路費夠了。
但他不著急。父親在那邊還沒完全站穩，他在這邊也還有事沒做完。
他拿出英語課本，翻到第十二課。磁帶已經聽完了第一冊，李德厚又從縣裡給他帶了第二冊和第三冊。
他按下播放鍵，跟著念：
“My father is a worker. He works in Shenzhen……”
窗外的陽光照進來，照在那台銀灰色的錄音機上，亮得晃眼。
設定
繁體簡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