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後，陳崢收到了父親的來信。
那天下午，他正在教室裡上自習。說是自習，其實就是李德厚在黑闆上寫了幾道算術題，讓大家自己做。陳崢早就做完了，正趴在桌上，拿鉛筆頭在紙上畫掃帚的改進圖紙——他想設計一種更省材料、更結實的紮法。
“陳小崢！你家的信！”
郵遞員老趙在教室門口喊了一嗓子。老趙騎著那輛綠色的自行車，車架上掛著一個帆布包，每個月來村裡送一兩次信。他的嗓門大得像喇叭，整個教室都聽得見。
陳崢從凳子上彈起來，三步並作兩步衝到門口。
“謝謝趙叔！”
他從老趙手裡接過信，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的，但他一眼就認出來了——是父親的筆跡。
他沒有當場拆開。他把信攥在手裡，回到座位上，深呼吸了兩次，才小心翼翼地撕開信封口。
信紙是水泥袋子的內襯，背麵是空白的，邊角有些皺。鉛筆寫的字歪歪扭扭的，好多地方有錯別字，有些字寫錯了又塗掉重寫，黑糊糊的一團。但陳崢看得懂。
“小崢，爸到深圳了。這邊到處是工地，人很多。爸找了個活幹，一天兩塊錢，包住不包吃。住的地方是工棚，十幾個人擠在一塊，還行。你別惦記。好好念書，聽爺爺的話。等爸站穩了，就來接你。”
這是第一段。字跡還算工整，像是在平靜的時候寫的。
但下麵還有一段，字跡明顯潦草了許多，像是寫的時候手在抖：
“今天爸試著賣汽水，掙了四塊四毛八，比搬磚強。你說的那些話，爸都記著呢。多跟人聊天，打聽訊息，有機會做點小生意。你說的都對。爸想辭了搬磚的活專門賣汽水，但又怕不穩當。你說爸該咋辦？”
陳崢把這封信讀了三遍。
第一遍，他注意到父親說“掙了四塊四毛八”的時候，那個“四”字寫得很重，鉛筆都快把紙戳破了。他能想象父親蹲在工棚裡，借著月光數錢的樣子——那雙粗糙的大手，一張一張地數著毛票，手指頭都在抖。
第二遍，他注意到父親說“你說的都對”這幾個字。字寫得很小，縮在行尾，像是猶豫了很久才加上去的。一個父親，對九歲的兒子說“你說的都對”，那裡麵有多少東西——有信任，有佩服，可能還有一點點不好意思。
第三遍，他把信紙貼在胸口，閉上眼睛。
“爸，”他在心裡說，“你太厲害了。一個月就找到了門路。”
然後他睜開眼睛，嘴角翹了起來。
他需要寫回信。
放學後，陳崢沒有像往常一樣去找趙鐵柱紮掃帚。他直接回了家，鑽進堂屋，趴在桌上開始寫信。
爺爺陳德厚還沒從生產隊回來，奶奶在竈台前忙活，堂屋裡很安靜。陽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桌麵上，照得那張白紙亮晃晃的。
他從書包裡掏出一截鉛筆——那是他用得最短的一截，隻剩兩寸來長，但筆尖削得很尖。他深吸了一口氣，開始寫。
“爸，信收到了。你在那邊好好的，我就放心了。”
寫到這裡，他停了一下。他想寫“我想你了”，但覺得太肉麻，劃掉了。又想寫“你別太累”，也劃掉了。最後他隻寫了：
“你說賣汽水掙錢了，我替你高興。”
然後他想了想，開始寫正事：
“爸，辭了搬磚吧。賣汽水隻是開始，以後可以賣香煙、零食、盒飯。工地上人多，啥都有人要。”
他咬著鉛筆頭想了想，又寫：
“記住幾點：第一，貨要從批發市場進，別從別人手裡拿，中間商賺差價。第二，價格定得比供銷社便宜一點，薄利多銷。第三，嘴甜一點，跟工友們搞好關係。第四，賬要記清楚，每天花了多少、掙了多少，一筆一筆記。賺錢了別亂花，攢著當本錢。”
寫完之後，他看了一遍。字跡歪歪扭扭的，有些字他還不會寫，用的是拚音。但他覺得父親應該能看懂。
他正準備把信折起來，又覺得不放心。一個農民父親，能看懂這些嗎？“中間商賺差價”、“薄利多銷”——這些詞，父親能明白是什麼意思嗎？
他又拿起筆，重新拿了一張紙。這次他寫得簡單多了：
“爸，你就記住三件事：進貨找便宜的、賣貨別太貴、對人要客氣。”
寫完了，他把兩張紙都摺好，塞進信封裡。
“奶奶，”他朝竈房喊了一聲，“有糨糊嗎？”
奶奶從竈房裡探出頭來。“你要糨糊幹啥？”
“糊信封。”
奶奶在圍裙上擦了擦手，走進堂屋，從櫃子裡翻出一小碗糨糊。那是她用麵粉自己熬的，稠稠的，裝在碗裡像一坨豬油。
“你爸來信了？”她問。
“嗯。”陳崢把信封糊好，在封口上按了按，確保粘牢了。
“他咋樣？”
“挺好的。找到活了，一天掙兩塊錢。還試著賣汽水，一天掙了四塊多。”
奶奶的手抖了一下，糨糊碗差點掉在地上。
“四塊多？”她的聲音有些發顫，“一天？”
“嗯。爸說想辭了搬磚專門做生意。”
奶奶沉默了一會兒，把糨糊碗放在桌上，在圍裙上擦了擦手。
“你爸小時候，”她說，“趕集賣過雞蛋。被人逮住了，說他是投機倒把，差點沒給抓起來。他怕了，後來再也不敢做生意了。”
陳崢愣了一下。
這件事，父親從來沒有跟他說過。
“奶奶，那是啥時候的事？”
“他十五六歲的時候吧。那時候還是文革，啥都不讓賣。現在不一樣了，國家讓搞改革開放了。但你爸心裡那道坎，不知道過去了沒有。”
陳崢沉默了。
他想起父親信裡寫的“怕不穩當”。原來不是怕賠錢，是怕被抓。
“奶奶，”他說，“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國家政策變了，做小買賣是允許的。深圳是特區，更開放。爸在那邊，不會有事的。”
奶奶看著他，欲言又止，最後隻是點了點頭。
“你寫信跟他說說。他聽你的。”
第二天一早，陳崢去學校之前，先跑到村口，把信塞進了郵筒裡。
郵筒是綠色的，漆皮掉了大半，露出下麵生鏽的鐵皮。它豎在村口的老槐樹下，像個站了很多年的哨兵。郵遞員老趙每三天來開一次筒，把信收走。
陳崢把信塞進去的時候，聽到“咚”的一聲，信落在了筒底。
他站在郵筒前麵，突然想起奶奶說的話。
“投機倒把”。
這個詞在1981年，還沒有完全成為歷史。雖然國家已經開始搞改革開放，雖然個體戶已經合法化了，但在很多人的心裡，尤其是在農村人的心裡，“做生意”還是跟“投機倒把”連在一起的。那種恐懼，是刻在骨頭裡的。
父親十五六歲的時候因為賣雞蛋被逮過。那個年代，一個農村娃想掙點錢，比什麼都難。現在政策變了，但人心裡的坎，不是一天兩天就能邁過去的。
他需要讓父親知道：現在不一樣了。深圳不一樣。特區不一樣。
他在心裡把那封信又默唸了一遍，確認自己寫清楚了。
“爸，現在政策變了，國家允許做小生意了。深圳是特區，更開放。你不用擔心，大膽幹。有事給我寫信。”
他站在郵筒前麵，對著那個綠色的鐵疙瘩說：
“快點開筒啊，趙叔。”
然後他轉身往學校走去。
信寄出去之後，陳崢的生活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
上學。紮掃帚。收山貨。收雞蛋。等信。
每天早上他路過村口的時候，都要往郵筒裡看一眼——當然什麼都看不到，郵筒的投信口是封死的，隻能往裡塞，不能往外看。但他還是忍不住要多看一眼，好像多看一眼，回信就能早一天到似的。
趙鐵柱注意到了他的異常。
“陳小崢，你咋老往郵筒那邊看？等誰的信呢？”
“我爸的。”
“你爸又來信了？”
“不是。是我給他寫了回信，在等他回信。”
趙鐵柱撓了撓頭。“一封信要走那麼久，多耽誤事。要是能直接說話就好了。”
“以後能的。”陳崢說。
“以後？啥時候？”
“再過十幾年。到時候不光能說話，還能看到人呢。”
趙鐵柱瞪大眼睛。“看到人？咋看？鑽到信裡去？”
陳崢被他的話逗笑了。“不是。是電話。以後會有一種東西叫視訊電話，對著一個螢幕說話，就能看到對方。”
“螢幕？啥螢幕？像電影那樣？”
“差不多。”
趙鐵柱想了半天，搖了搖頭。“你這娃，整天說些我聽不懂的話。”
“以後你就懂了。”陳崢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吧，紮掃帚去。”
等待回信的日子裡，陳崢沒有閑著。
設定
繁體簡體
紮掃帚的進度比預期的快。趙鐵柱的手越來越巧了，一天能紮四五把，而且紮得越來越結實。兩個人加起來，一天能紮十來把。牆根的掃帚已經堆了六十多把了。
山貨也收了不少。村裡的小孩們知道蘑菇能換東西，漫山遍野地找。曬乾的野蘑菇攢了快兩斤，野木耳一斤多，野核桃二十來斤。
雞蛋也在收。村裡的嬸子大娘們現在都樂意把雞蛋賣給他——五分錢一個，比供銷社多一分。攢了快兩百個了。
但他遇到了一個新問題：這些東西怎麼賣？
縣城離村子有四十多裡路，走路要半天。他沒有自行車，一個人背不了那麼多東西。而且他還要上學，總不能請了假去賣東西。
更重要的是，他一個九歲的娃，跑到縣城去賣東西，萬一被人當成“投機倒把”抓起來怎麼辦？雖然政策變了，但下麵的執行沒那麼快。市管會的人還在，工商局的人也在，他們管不管、怎麼管，誰也說不清楚。
他想到了一個人。
趙鐵柱的哥哥，趙鐵軍。二十齣頭，在縣城建築工地當小工，每個週末騎自行車回村。他是成年人，在縣城也待了幾年，知道哪些地方能賣、哪些地方不能賣，知道哪些人能惹、哪些人不能惹。
如果能讓他幫忙帶貨……
“鐵柱，”有一天紮掃帚的時候，陳崢問，“你哥是不是每個週末都回村？”
“是啊。咋了？”
“他願不願意幫個忙？幫我們把掃帚、山貨帶到縣城去賣。給他跑腿費。但不能在集市上擺攤，得找那些熟人介紹，或者直接賣給單位、學校。”
趙鐵柱眼睛一亮。“多少錢？”
“一趟一塊。”
“一塊！”趙鐵柱放下手裡的棕櫚葉，“我哥在工地幹一天才一塊五。幫他問問，他肯定樂意！”
“那你幫我問問。他要是願意，這週六我去找他。還有，讓你哥打聽打聽，縣城哪個學校需要掃帚，哪個單位食堂需要山貨。咱們不擺攤，直接送貨上門，安全。”
“行！”
週六下午，趙鐵柱帶著他哥來了。
趙鐵軍比趙鐵柱高半個頭，長得更像他爸——方臉，濃眉，厚嘴唇。他穿著一件藍色的工裝，膝蓋上打了補丁，手上全是繭子。
“你就是陳小崢？”趙鐵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鐵柱跟我說你是個做生意的小老闆，我還以為多大呢。”
“趙哥好。”陳崢笑了笑，“不大，九歲。”
趙鐵軍被逗樂了。“九歲的老闆，頭一回見。你說吧，啥事？”
陳崢沒有直接說賣東西的事，而是先問：“趙哥，你在縣城待了幾年了？”
“三年了。”
“那你應該認識不少人吧？學校、單位、工廠，有沒有熟人？”
趙鐵軍想了想。“我在縣建築公司幹過，跟縣城一中的後勤老劉吃過幾次飯。咋了？”
“趙哥，我想讓你幫個忙。這些東西——”他指了指牆根的掃帚和屋裡的山貨，“我想賣到縣城去，但不能在集市上擺攤。擺攤太顯眼，萬一被市管會的人盯上，麻煩。我想讓你幫忙找找門路，直接賣給學校、單位、工廠。他們用量大，而且不會惹麻煩。”
趙鐵軍蹲下來，拿起一把掃帚看了看。
“紮得挺結實。多少錢一把？”
“零售六毛。批給單位五毛。”
“五毛？”趙鐵軍算了算，“縣城一中有幾百個學生，一個教室一把，再加上辦公室、宿舍，少說也要五六十把。要是能談下來……”
“所以想請趙哥幫忙牽線。”陳崢說，“成了，每把給你提一毛的跑腿費。山貨也一樣，按賣價的百分之十給你提成。”
趙鐵軍看了看掃帚，又看了看陳崢。
“這些東西，哪來的？”
“自己紮的。山貨也是村裡人上山採的，我收來的。”
“你一個九歲的娃，咋想到這些的？”
“我爸教的。他在深圳做生意。”
趙鐵軍沉默了一會兒，點了點頭。
“行。我幫你問問。但有一條——不能出事。出了事我可擔不起。”
“放心吧趙哥。咱們不擺攤，不跟市管會的人打交道，直接送貨上門，收錢走人。合法合規。”
趙鐵軍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土。
“你這娃，說話跟個大人似的。行，我下週去問問。有訊息了讓鐵柱告訴你。”
“謝謝趙哥！”
趙鐵軍走的時候，沒有帶貨。陳崢讓他先去找門路，談好了再送貨。他不著急，安全第一。
五天後，趙鐵軍回來了。這次他是專門回來的，自行車後座上沒有帶貨，但臉上帶著笑。
“談成了！”他還沒下車就喊。
陳崢從院子裡跑出來。
“縣城一中，後勤老劉答應了。先要三十把掃帚，五毛一把。要是用得好，以後每個月都要。”
“太好了！”陳崢差點跳起來，“山貨呢？”
“山貨還沒找到門路。我問了幾個單位食堂，人家都有固定的供應商，不好進。但老劉說，縣城一中食堂說不定能要，他幫我問問。”
“沒事，慢慢來。先把掃帚的生意做起來。”
陳崢從屋裡搬出三十把掃帚，用麻繩捆成三捆，搭在趙鐵軍自行車後座上。
“趙哥，價格你記住了？五毛一把，三十把十五塊。你的跑腿費三塊，拿回來十二塊。”
“記住了。”趙鐵軍拍了拍車座，“你這娃，賬算得比我還清楚。”
“趙哥，還有一件事。”陳崢壓低聲音，“賣的時候低調點，別聲張。錢拿到手了，直接給我。別讓外人知道。”
趙鐵軍看了他一眼，點了點頭。
“放心，我懂。”
兩天後，趙鐵軍回來了。這次他是專門來送錢的。
“全賣了！”他從口袋裡掏出一遝票子，遞給陳崢，“三十把，十五塊。扣掉跑腿費三塊，這是十二塊。你數數。”
陳崢接過錢，沒有數。他把錢攥在手裡，感受著那些紙的溫度。
十二塊。
加上之前攢的，他現在手上有將近六十塊了。
“趙哥，老劉說下次還要嗎？”
“要。他說掃帚質量不錯，比供銷社賣的好。下個月還要三十把。”
“行。下個月我再給他紮。”
趙鐵軍猶豫了一下，說：“小崢，有件事我得跟你說。”
“啥事？”
“老劉問這東西是哪來的。我說是村裡人紮的，自家用的，多了拿出來賣。他說沒事，隻要質量好，價格便宜，他不管來路。但他提醒我一句——別搞大了。搞大了有人眼紅，會出事。”
陳崢點了點頭。
“我知道。趙哥，你放心，我不會搞大的。就咱們幾個人知道，不聲張。”
“那就好。”
趙鐵軍騎著自行車走了。陳崢站在村口，看著他消失在土路的盡頭。
他低頭看了看手裡的錢，十二塊，不多，但這是安全的十二塊。
奶奶說得對，做生意的坎，不是一天兩天能邁過去的。政策變了，但人心還沒變。在這個山村裡，“做生意”三個字，還是跟“投機倒把”連在一起的。他不能急，不能貪，不能聲張。
慢慢來。
那天晚上，陳崢坐在堂屋裡，把錢一張一張地鋪在桌上。
十塊的，一張。兩塊的，一張。加起來十二塊。
他把錢疊好，塞進枕頭底下的鐵盒子裡。鐵盒子是以前裝餅乾的，上麵印著一朵褪色的牡丹花。裡麵放著父親寄回來的信、他寫出去的信的草稿，還有那張寫滿計劃的紙。
他躺在床上，看著窗外的月亮。
信寄出去已經十五天了。按日子算，父親應該已經收到了。
他在想，父親收到信的時候，會是什麼表情？
那個老實巴交的農民，蹲在工棚裡，借著月光看兒子寫給他的信。信上有拚音，有錯別字，有塗改的痕跡。但每一句話，都是兒子想了很久才寫出來的。
他會不會笑？會不會罵一句“這娃，到底誰是爹”？會不會把那封信疊好，放在內衣口袋裡，和兒子寫給他的第一張紙條放在一起？
“爸，”他在心裡說，“你放心幹吧。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
窗外的月亮沒有回答。山村的夜，安靜得像一潭死水。
但在千裡之外的深圳，在那個用竹竿和油毛氈搭成的工棚裡，一個父親正從內衣口袋裡掏出一封信，展開，借著月光，一個字一個字地讀。
讀完，他把信疊好，放回口袋。
然後他翻了個身，閉上眼睛，嘴角微微翹起。
“這娃。”他輕聲說。
設定
繁體簡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