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深圳。
陳大勇到深圳快一個月了。
他是跟著一個叫老周的四川人進來的。老週四十齣頭，黑瘦黑瘦的，臉上有道疤，從眉梢一直延伸到鬢角，像是被什麼利器劃過。他說自己是基建工程兵的轉業幹部，在深圳混了半年，門路多。
“跟著我走，別出聲。”老周在東莞一個叫布吉的小站帶他下了火車，七拐八拐走了一整天山路，繞過檢查站，從一條沒人管的小路進了深圳。
陳大勇第一次看到深圳的時候，愣住了。
這不是他想象中的城市。沒有高樓，沒有大馬路，到處都是工地、農田、簡易工棚。推土機在泥地裡轟隆隆地跑，打樁機咚咚咚地砸，塵土飛揚，空氣中瀰漫著水泥和柴油的味道。但那種熱火朝天的勁兒，是他這輩子沒見過的東西。到處都是人——年輕人、中年人、男的、女的，背著鋪蓋卷，拎著蛇皮袋，從四麵八方湧來，像河流匯入大海。
“這就是特區。”老周指著遠處一片正在打地基的工地，“看見沒？三個月前那裡還是塊荒地。再過三個月，樓就起來了。”
陳大勇看著那片工地，說不出話來。
老周給他介紹了一個工地。在羅湖區，一個正在建的六層樓房，框架已經搭好了，正在砌牆。包工頭是個潮汕人，姓林，四十來歲，戴著安全帽，手裡拿著一遝圖紙，在工地上走來走去，嗓門大得像喇叭。
“哪裡人？”林老闆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湖南。”
“幹過工地沒？”
“幹過。在我們那邊修過水渠、蓋過倉庫。”
林老闆點了點頭。“一天兩塊，包住不包吃。住的地方在那邊——”他指了指工地邊上的一排棚子，“竹竿搭的，油毛氈蓋頂。擠是擠了點，能住。幹不幹？”
“幹。”陳大勇沒有猶豫。
住的地方確實擠。十幾個人擠在一間棚子裡，地上鋪著木闆，木闆上鋪著草蓆，一個挨一個，翻個身都要碰到旁邊的人。棚子裡什麼味兒都有——汗臭、腳臭、煙味、劣質白酒的味道，混在一起，濃得化不開。
陳大勇沒抱怨。比這苦的日子他過多了。當年修水渠的時候，他在河灘上睡了三個月，蚊子多得能把他擡走。
但他一直記著兒子的話。
走之前那個晚上，陳崢坐在床邊，仰著頭看他，眼睛亮亮的，說了一堆話。他記得最清楚的是這幾句：
“爸，到了深圳先找工地幹活，別怕吃苦。多跟本地人聊天，打聽訊息。有機會就做點小生意，別光靠賣力氣。”
一個八歲的娃，說出來的話比他這個當爹的還老成。他不知道兒子是從哪裡學來的這些東西，但他信。這娃從小就聰明，比他聰明。跟著他說的走，不會錯。
所以工餘時間，他開始主動和人聊天。
工友們來自五湖四海——四川的、湖南的、江西的、河南的。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故事。有的是在家鄉種地吃不飽飯跑出來的，有的是聽說深圳能掙錢來的，有的是跟著老鄉來的。他們晚上躺在棚子裡，天南海北地聊，聊老家、聊女人、聊工頭有多黑、聊以後想幹啥。
陳大勇話不多，但他聽。他把聽到的都記在心裡。
他還和工地外麵的小販搭話。那些小販推著闆車，在工地門口賣東西——汽水、涼茶、香煙、花生、瓜子。生意好得不得了，一到下班時間，闆車前就圍滿了人。
“生意不錯啊。”有一次他幫一個賣涼茶的老頭扶了一下闆車，順口搭話。
老頭看了他一眼，用帶著廣東口音的普通話問：“你也想賣？”
“想是想，不知道咋入門。”
“有錢就行。”老頭指了指遠處的批發市場，“那邊，汽水八分一瓶，拿過來賣兩毛五。一天賣個三五十瓶，比你搬磚強。”
陳大勇把這話記在了心裡。
他的粵語學得很快。雖然帶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說出來的話怪腔怪調的，但本地人能聽懂。他發現，會說粵語跟不會說粵語，待遇完全不一樣。你跟人家說普通話，人家愛答不理；你用粵語打招呼，人家態度立馬就好多了。
一個月後，他發現自己攢了將近五十塊錢。
搬磚一天兩塊，一個月六十塊。吃飯一天花五六毛，一個月不到二十塊。再加上偶爾買包煙、買碗涼茶，剩下的就是這些。五十塊，在老家是一筆大錢，夠爺爺奶奶花好幾個月了。但在深圳，這點錢不算什麼。
他想起兒子說的“做點小生意”。
他觀察過了。工地周邊沒有像樣的商店，最近的供銷社要走半小時。那些推闆車的小販，賣的東西又貴又少，還經常斷貨。工人們下班後想買瓶汽水、買包煙，有時候要走老遠。
如果他也能搞一輛闆車……
他咬了咬牙，從攢下的錢裡拿出二十塊，批發了兩箱汽水、一箱涼茶，又從工地上撿了幾塊廢木闆，釘了個簡易的箱子，把汽水碼在裡麵。沒有闆車，他就用肩膀扛著箱子，下班後在工地門口賣。
第一天，他站在工地門口，把箱子放在地上，不知道該說什麼。他從來沒做過生意，不會吆喝，不知道該怎麼招呼人。他就那麼站著，像個木樁子一樣，臉漲得通紅。
第一個顧客是個四川工友，下工後渴得不行，看到他的箱子，走過來問：“有啥喝的？”
“汽水。涼茶。”
“汽水咋賣？”
“兩毛五。”
工友掏出錢，買了一瓶。仰頭灌了半瓶，長出了一口氣。
“舒服！”他拍了拍陳大勇的肩膀，“明天還來不？”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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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明天還找你買。”
有了第一個，就有第二個、第三個。工友們下工後渴得厲害，看到有人賣汽水，紛紛圍過來。兩毛五一瓶，比供銷社便宜五分錢，比小賣部便宜一毛，劃算。
一個小時後，兩箱汽水賣光了。涼茶也賣了大半箱。
陳大勇蹲在地上，把口袋裡的錢掏出來數了一遍。
成本：汽水兩箱，每箱十二瓶，八分一瓶，一共一塊九毛二。涼茶一箱，一毛一瓶，一共一塊二。總計三塊一毛二。
賣出去的錢：汽水二十四瓶，兩毛五一瓶，六塊。涼茶八瓶，兩毛一瓶，一塊六。總計七塊六。
凈賺四塊四毛八。
四塊四毛八。
他搬一天磚才掙兩塊。賣一個小時的汽水，掙了他兩天的工錢。
他的手在抖。不是因為累，是因為激動。他把錢數了三遍，沒錯，四塊四毛八。
當天晚上，他躺在棚子裡，翻來覆去睡不著。旁邊鋪位的工友老吳被他吵醒了，嘟囔了一句：“大勇，你咋了？身上長虱子了？”
“老吳，”陳大勇壓低聲音，“你說，要是我不搬磚了，專門賣汽水，能行不？”
老吳翻了個身，迷迷糊糊地說：“行不行的，試試唄。反正你搬磚也掙不了幾個錢。”
陳大勇想了想，覺得有道理。
他翻身坐起來，從鋪蓋卷裡摸出一截鉛筆頭和一張皺巴巴的紙。紙是水泥袋子的內襯，背麵是空白的。他把紙鋪在膝蓋上，借著棚子外麵透進來的月光，開始寫信。
“小崢，爸到深圳了。這邊到處是工地，人很多。爸找了個活幹，一天兩塊錢，包住不包吃。住的地方是工棚，十幾個人擠一塊，還行。你別惦記。好好念書，聽爺爺的話。等爸站穩了，就來接你。”
寫到這裡，他停了一下。想了想，又在後麵加了幾行：
“今天爸試著賣汽水，掙了四塊四毛八，比搬磚強。你說的那些話，爸都記著呢。多跟人聊天，打聽訊息，有機會做點小生意。你說的都對。你在家也照顧好自己，別讓爺爺奶奶操心。”
他把信摺好，塞進枕頭底下。
第二天一早，他去郵局寄信。郵局在羅湖區的街上，一間不大的門麵，門口掛著一個綠色的郵筒。他把信交給櫃檯後麵的工作人員，付了八分錢的郵票錢。
“寄到湖南，要多久？”他問。
“一個星期吧。”
一個星期。陳大勇點了點頭，走出了郵局。
站在街上的時候，他回頭看了一眼郵局的綠色招牌，心裡想著兒子收到信時的樣子。那娃一定會把信看很多遍，就像他看兒子寫給他的那張紙條一樣。
他從口袋裡摸出那張紙條，展開看了一眼。紙已經有些皺了，邊角都捲起來了，但上麵的字還是清清楚楚的。
“爸，到了深圳先找工地幹活，別怕吃苦。多跟本地人聊天，打聽訊息。有機會就做點小生意，別光靠賣力氣。安全第一。”
他把紙條疊好，放回口袋裡。
然後他深吸了一口氣，往批發市場的方向走去。
今天要多進幾箱汽水。
與此同時，千裡之外的湘西山村。
陳崢坐在教室裡，窗外的陽光照進來，在課桌上畫出一塊明亮的光斑。劉小花在旁邊小聲讀課文，聲音像小鳥一樣嘰嘰喳喳的。
陳崢手裡拿著鉛筆，在紙上寫寫畫畫。
他在算賬。
紮掃帚的計劃已經開始了。趙鐵柱每天放學後來他家，跟他學紮掃帚。趙鐵柱手笨，一開始紮得歪歪扭扭的，但練了幾天就好多了。現在兩個人一天能紮七八把，攢了快三十把了。
山貨也在收。他跟村裡的小孩說好了，野蘑菇、野木耳、野核桃，曬乾了拿來換錢。一把蘑菇換一支鉛筆，或者換兩分錢。小孩們樂壞了——這些東西山上到處都是，撿回來就能換東西，比啥都劃算。
雞蛋也在收。他跟村裡的嬸子大娘們說好了，雞蛋五分錢一個收，比供銷社給的多一分。她們樂意把雞蛋賣給他。
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
但他在想另一件事。
父親的信應該快到了吧？
他算著日子。父親走了快一個月了，按說應該已經安頓下來了。以父親的性格，一定會第一時間給他寫信。
他等著那封信。
窗外的陽光很暖，教室裡讀書聲此起彼伏。陳崢把鉛筆放下，看著窗外那片藍得透明的天空。
深圳，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但他的父親在那裡。
總有一天，他也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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