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春天來得比往年早。
剛出正月，山上的雪就化乾淨了，枯黃的草根下麵冒出星星點點的綠意。風也不那麼紮人了，吹在臉上軟綿綿的，帶著泥土化凍後的腥氣。
但陳大勇沒有心思看這些。
他在院子裡翻箱倒櫃，把能賣的東西一樣一樣地找出來。
那台縫紉機是沈靜秋的嫁妝，上海牌的，當年花了三百多塊，在整個公社都是頭一份。沈靜秋走的時候沒帶走，留在了堂屋角落裡，落了一層灰。陳大勇拿抹布擦乾淨了，又給轉軸上了點油，踩了兩腳，還能用。
“這個能賣多少錢？”他問。
陳德厚蹲在門檻上抽煙，看了一眼。
“一百二三十吧。牌子貨，值錢。”
陳大勇點了點頭，又去翻別的。
兩隻老母雞，正在下蛋的當口，拿到集市上能賣八塊一隻。一副新打的竹筐，還沒用過，賣三塊。兩捆曬乾的棕櫚葉，紮掃帚用的，賣兩塊。還有幾件半新的衣裳、一個搪瓷盆、一把砍柴刀。
他把這些東西一樣一樣地擺在院子裡，像擺地攤似的。
陳崢站在旁邊，幫著父親把東西擦乾淨、擺整齊。他的手指碰到那台縫紉機的時候，停了一下。他記得母親坐在縫紉機前的樣子——腳踩著踏闆，手扶著布料，縫紉機發出嗡嗡的聲響，像一隻大蜜蜂。她給他做過一條褲子，藍色的，膝蓋上打了個補丁，他穿了兩年，直到短得沒法穿了。
“別愣著，幫我把那捆棕櫚葉搬過來。”陳大勇說。
陳崢回過神，搬起棕櫚葉，放在縫紉機旁邊。
“爸，縫紉機也賣？”
“嗯。”
“你不留個念想？”
陳大勇的手停了一下。他沒擡頭，聲音很平：“留著幹啥？又不會用。”
陳崢沒再說什麼。
下午，陳大勇借了生產隊的闆車，把東西裝上車，拉到縣城去賣。陳崢跟著去了。
縣城不大，就一條主街，供銷社、郵局、國營飯店、照相館，都在這條街上。集市在街尾的空地上，每逢單日開市，人不多，稀稀拉拉的。
陳大勇找了個空位，把東西擺開。他不會吆喝，就蹲在攤子後麵，悶著頭抽煙。
陳崢蹲在他旁邊，看著來來往往的人。
一個穿中山裝的中年男人走過來，看了一眼縫紉機，蹲下來摸了摸。
“上海牌的？”
“嗯。”陳大勇說。
“多少錢？”
“一百三。”
“太貴了。一百。”
“一百二。”
“一百一。”
“一百一十五。”
“成交。”
男人從口袋裡掏出一遝皺巴巴的票子，數了十五張十塊的，又找了五塊零錢，遞給陳大勇。陳大勇接過來，數了兩遍，揣進內衣口袋裡。
縫紉機賣了。最快的一筆。
接下來就慢了。老母雞賣了三隻，留了一隻沒捨得賣。竹筐賣了兩塊五，棕櫚葉賣了一塊五。衣裳和搪瓷盆一共賣了四塊錢。砍柴刀沒人要，又揹回去了。
太陽落山的時候，陳大勇把錢數了一遍。加上之前攢的，一共一百八十七塊六毛。
“還差一點。”他說。
陳崢知道他說的是什麼。路費夠了，但到了深圳要租房、吃飯、買工具，一百八十多塊撐不了太久。
“爺爺不是說——”
“你爺爺的錢不能動。”陳大勇打斷他，“那是他的養老錢。”
陳崢不說話了。
回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黑透了。陳德厚坐在堂屋裡，麵前的桌上擺著一遝錢——十塊的、五塊的、兩塊的、一塊的，碼得整整齊齊。
“五十塊。”陳德厚說，“我攢了大半年的煙錢。拿去。”
陳大勇站在門口，沒動。
“爸，這錢——”
“拿著。”陳德厚的語氣不容置疑，“你出去闖，我幫不了別的，這點錢你帶著。到了那邊別捨不得花，該吃吃，該喝喝，身子要緊。”
陳大勇走過去，把錢拿起來，攥在手心裡。他的手在抖。
“爸，我——”
“行了。”陳德厚站起來，背著手往裡屋走，“早點睡，明天還要趕路。”
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停了一下。
“大勇。”
“嗯。”
“去了那邊，先站穩腳跟。站穩了再把小崢接過去。”
陳大勇點了點頭。
“我知道。”
陳德厚掀開門簾，進去了。
陳崢站在堂屋裡，張了張嘴。他想說自己想跟父親一起去，但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他知道爺爺說得對——深圳那邊情況不明，父親一個人去都摸不清狀況，帶上他隻會更麻煩。
那天晚上，陳大勇把兩百三十七塊六毛錢縫在內衣口袋裡，又把五十塊零錢塞在鞋墊底下。陳崢坐在床邊，看著父親做這些事，心裡說不清是什麼滋味。
“爸，”他開口了，“你真不帶上我？”
陳大勇擡起頭，看著兒子。
“不帶。”他說，語氣很堅決，“那邊啥情況我都不知道，帶著你去，萬一有個閃失咋辦？我先去安頓好，站穩了，再來接你。”
“可是——”
“沒有可是。”陳大勇伸手摸了摸兒子的頭，“你在家好好念書，聽爺爺的話。爸不會讓你等太久的。”
陳崢不說話了。他低下頭，手指絞著衣角。
他有一肚子的話想說——他知道深圳的發展方向，他知道去了該怎麼做生意，他知道哪些坑不能踩。但他不能說。一個八歲的娃，說得越多，越顯得不正常。
“爸，”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疊得整整齊齊的紙，遞給父親，“這個給你。”
陳大勇接過來，展開一看，上麵歪歪扭扭寫了幾行字：
“爸，到了深圳先找工地幹活，別怕吃苦。多跟本地人聊天，打聽訊息。有機會就做點小生意，別光靠賣力氣。安全第一。”
陳大勇看了三遍。
第一遍覺得好笑。一個八歲的娃，教他怎麼做人做事，到底誰是爹？
第二遍覺得心酸。這娃太懂事了，懂事得讓人心疼。
第三遍，他把紙條疊好，小心翼翼地放進口袋裡，放在那些錢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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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他說，聲音有點啞，“爸記住了。”
第二天天沒亮，陳崢就醒了。
他沒有睡好，翻來覆去地想著父親要走的事。他聽到隔壁房間有動靜——父親起來了，在收拾東西。竈台那邊傳來奶奶生火的聲音，柴火劈裡啪啦地響。
他穿好衣服，走到堂屋。
父親已經把鋪蓋卷捆好了，放在桌上。奶奶在竈台前熱粥，背對著他，肩膀微微聳動著。
“吃了再走。”奶奶說，聲音發顫。
陳大勇坐在桌前，端起碗喝粥。紅薯粥，甜絲絲的，和平時一樣。但他喝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像是在品什麼了不得的東西。
陳崢坐在父親對麵，也端起一碗。
“爸，你到了就給家裡寫信。”
“嗯。”
“找不到活幹別著急，慢慢來。”
“嗯。”
“別捨不得花錢，該吃的要吃，該喝的要喝。”
陳大勇擡起頭，看著兒子。這娃坐在對麵，捧著碗，小口小口地喝粥，說的話卻像個大人。他的眼眶突然熱了一下，趕緊低下頭，假裝喝粥。
“知道了。”他說，聲音悶悶的。
陳德厚從裡屋出來，站在門口。他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和沈靜秋走那天陳大勇穿的是同一件。他的頭髮全白了，背也駝了，但站在那兒，還是有一種讓人安心的穩重。
“走吧。”他說，“別耽誤了車。”
陳大勇站起來，背上鋪蓋卷，拎起奶奶準備好的布包。布包裡煮了十個雞蛋，烙了幾張餅，還有一壺水。
他走到門口，回頭看了一眼。
堂屋裡，奶奶站在竈台前，用手背擦著眼睛。陳德厚站在門口，手扶著門框，嘴唇動了動，想說什麼，最終隻是點了點頭。
陳崢站在爺爺旁邊，手裡攥著那張寫滿計劃的紙——掃帚、山貨、春聯、雞蛋。那是他準備了一個冬天的東西，現在父親一個人走了，這些計劃都得重新來過。
但他不慌。
父親先去探路，他留在家裡攢錢。兩條腿走路，誰都不耽誤。
“爸，”他說，“你到了深圳，記得給我寫信。我收到信就給你回。”
陳大勇點了點頭。
“好好念書。”他說，“別讓你爺爺操心。”
“我知道。”
陳大勇轉身，走進了晨霧裡。
村口，拖拉機已經等著了。
開拖拉機的老劉頭裹著軍大衣，縮在駕駛座上，嘴裡叼著一根煙。
“大勇，真要走？”
“嗯。”
“不帶小崢？”
“先不帶。等我安頓好了再說。”
老劉頭看了看站在院子門口的陳崢，又看了看陳大勇，搖了搖頭。
“你這娃，跟你一樣，倔。”
陳大勇沒說話，把鋪蓋卷扔上車廂，爬了上去。
拖拉機開動了，突突突地往前拱。晨霧很大，陳大勇的身影在霧裡模模糊糊的，像隔著一層毛玻璃。
陳崢站在院子門口，看著那個身影越來越小、越來越淡。
他沒有追出去。
不像母親走的那天，他追了二裡地，站在石頭上喊破了嗓子。
他隻是站在那兒，安安靜靜地看著。
霧很大，村子模模糊糊的，像一幅被水浸過的畫。那棵歪脖子樹、那排土坯房、那條他追著母親跑過的山路，一點一點地變小、變淡。
但這次不一樣。
這次離開的人，會回來。
陳崢站在晨霧裡，看著拖拉機消失在山路的拐彎處。他想起前世在網上看到的一句話，不知道是誰說的，就那麼突然地從腦子裡冒出來：
“所有的偉大，都源於一個勇敢的開始。”
他在心裡默唸了一遍。
然後他轉身走回了院子。
與此同時，村口。
陳德厚站在那棵歪脖子樹下，手扶著樹榦，看著兒子離開的方向。他的手在抖，不知道是因為冷，還是因為別的什麼。
“走了。”他自言自語。
沒有人回答。霧很大，什麼都看不清。
他站了很久，直到拖拉機的突突聲徹底消失在風裡。
然後他轉過身，慢慢地往家走。
走到院子門口的時候，他看到陳崢蹲在牆根底下，麵前擺著一堆棕櫚葉和木棍。
“你幹啥？”他問。
“紮掃帚。”陳崢頭也沒擡，“爸走了，路費還得攢。他在那邊要用錢，我在這邊也得想辦法。”
陳德厚看著孫子的背影，沉默了很久。
八歲的娃，蹲在冬天的晨光裡，小手凍得通紅，一根一根地擺弄著棕櫚葉。他的動作已經很熟練了——先把葉子理順，根對齊，用鐵絲綁在木棍上，擰緊，紮牢。一把掃帚，從生疏到熟練，他隻用了一個冬天。
“你爸說了，讓你好好念書。”陳德厚說。
“我知道。”陳崢擡起頭，沖爺爺笑了一下，“掃帚放學後紮，不耽誤念書。”
陳德厚沒再說什麼。他走進院子，搬了把椅子出來，坐在孫子旁邊。他從口袋裡掏出煙袋，裝了一鍋煙，點上。
煙霧在冷空氣裡散開，很快被風吹沒了。
祖孫倆一個紮掃帚，一個抽煙，誰都沒說話。
太陽從山樑那邊升起來，照在他們身上，暖洋洋的。
陳大勇坐在拖拉機上，鋪蓋卷靠在身邊，布包抱在懷裡。
風很大，吹得他睜不開眼睛。他從口袋裡摸出那張紙條，展開看了一眼。
“爸，到了深圳先找工地幹活，別怕吃苦。多跟本地人聊天，打聽訊息。有機會就做點小生意，別光靠賣力氣。安全第一。”
他把紙條疊好，放回口袋。
然後他回過頭，看了一眼來時的路。霧很大，村子已經看不見了。但他知道，在那個村子裡，有他的父親、母親，還有他的兒子。
“小崢，”他在心裡說，“爸先去探路。等爸站穩了，就來接你。”
拖拉機突突突地響著，顛簸在崎嶇的山路上。
往縣城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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