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
剛進臘月，山上就落了一層薄雪。不是那種鋪天蓋地的大雪，是細細碎碎的、像鹽粒子一樣的東西，撒在枯黃的草葉上，太陽一出來就化沒了。但風是實實在在的冷，從山穀裡灌進來，鑽過土牆的裂縫，鑽進人的骨頭縫裡。
陳大勇在院子裡編竹筐，手指頭凍得通紅，篾條在手裡打滑。他把手湊到嘴邊哈了口氣，搓了搓，繼續編。
陳崢搬了個小闆凳坐在旁邊，手裡也拿著一根篾條，學著父親的樣子在擺弄。他的手太小，力氣也不夠，篾條在他手裡根本不聽話，彎來彎去就是不成形。
“不是那樣。”陳大勇看了他一眼，把篾條從兒子手裡抽出來，“起頭的時候要壓緊，不然就散了。”
“爸，你教我。”
“你學這個幹啥？好好念你的書。”
“念書要念，手藝也得學。萬一以後用得上呢？”
陳大勇沒接話。他低頭編了一會兒，突然說：“你最近老說‘以後’，‘以後’是啥時候？”
“就是以後啊。”陳崢笑了笑，“爸，你不想知道以後的事？”
“不想。知道了也管不了。”
“那要是能管呢？要是你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提前做準備，就能過上好日子呢？”
陳大勇停下手裡的活，看著兒子。這娃最近說話越來越奇怪了，總是冒出一些讓人接不住的話。
“你又想說你那個深圳？”
“對。”陳崢沒有否認，“爸，我跟你說的事，你考慮得怎麼樣了？”
“啥事？”
“去深圳。”
陳大勇沒說話。他把編了一半的筐子放在地上，掏出旱煙袋，裝了一鍋煙，劃了根火柴點上。煙霧在冷空氣裡散開，很快被風吹沒了。
“你爺爺不同意。”他說。
“你問過了？”
“問過了。他說我走了地沒人種，家裡沒勞力。”
“那他自己怎麼說？他同意你去嗎？”
陳大勇吸了一口煙，沒回答。
陳崢知道，爺爺沒有一口回絕，就說明有商量的餘地。這些天他一直在觀察家裡的氣氛——父親比以前沉默了，爺爺吃飯的時候會多喝兩杯酒，奶奶總是嘆氣。這個家因為母親的離開，已經散了半邊。如果再不想辦法，剩下的半邊也會慢慢垮掉。
“爸，”陳崢說，“你知道媽為什麼要走嗎？”
陳大勇的手抖了一下，煙灰掉在褲腿上，他也沒拍。
“因為她不屬於這兒。”陳崢自己回答了，“你也是這麼說的。但你知道為什麼她不屬於這兒嗎？”
“她是城裡人。”
“不光是這個。”陳崢搖了搖頭，“是因為這個地方太窮了。沒有電，沒有路，沒有工廠，沒有學校。種一年地掙的錢，還不如城裡人一個月工資多。留在這兒，一輩子都看不到頭。”
陳大勇沉默著。
“但深圳不一樣。”陳崢繼續說，“深圳是特區，國家要給政策，要搞建設。以後那裡會有工廠、有高樓、有大馬路。去了那裡，隻要肯幹，就能掙錢。”
“你一個八歲的娃，咋知道這些？”陳大勇的語氣裡有了些動搖。
“收音機裡天天講。”陳崢指了指屋裡那台破收音機，“爸，你不信我的話，你總該信國家的話吧？廣播裡說，改革開放是國家的政策，經濟特區是國家的試點。跟著國家走，不會錯。”
陳大勇把煙抽完了，在鞋底上磕了磕煙灰。
“就算你說的是真的，”他說，“咱們去了能幹啥？人生地不熟的，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
“去了再說。”陳崢說，“先在工地幹活，攢點錢，再做點小生意。爸，你不怕吃苦，我也不怕。咱們有手有腳，餓不死。”
陳大勇看著兒子。這個八歲的娃坐在小闆凳上，兩隻腳夠不著地，懸在半空晃蕩著。但他的眼神不像一個孩子——那種沉穩，那種篤定，像一個見過世麵的大人。
“你讓我想想。”陳大勇說。
“你已經想了很久了。”陳崢說，“爸，冬天過了就是春天。開春了地要翻，秧要育，到時候你又走不了了。要決定就得趁現在。”
陳大勇沒說話，站起來拿起扁擔去挑水了。
陳崢看著父親的背影消失在院門口，嘆了口氣。他知道不能急。這個年代的人，尤其是農民，對“離開”這件事有一種本能的恐懼。土地是根，房子是命，走出去意味著失去一切。父親能坐在這裡聽他說這麼多，已經不容易了。
但時間不等人。深圳特區已經成立了，第一批去的人正在搶佔先機。晚一年去，就晚一年起步。
他需要一個突破口。
臘月二十三，小年。
按照村裡的規矩，這天要祭竈、掃塵、吃糖瓜。奶奶蒸了一鍋紅薯麵饅頭，爺爺從櫃子裡翻出一瓶放了很久的散裝白酒，擺在桌上。
一家人圍坐在堂屋裡，煤油燈的火苗被風吹得搖搖晃晃，影子在牆上跳來跳去。
陳德厚喝了一口酒，咂了咂嘴。
“大勇，”他突然開口，“你那個事，想好了沒有？”
陳大勇正在夾菜，筷子停在半空。
“啥事？”
“去深圳的事。”
桌上安靜了。奶奶放下筷子，看了看兒子，又看了看孫子。
陳大勇沉默了一會兒，把筷子放下。
“爸，你覺得呢？”
“我問你。”陳德厚說，“你自己咋想的？”
“我……”陳大勇張了張嘴，“我也不知道。走了吧，地沒人種，你跟媽年紀大了，家裡沒個勞力。不走吧，小崢……”
他看了一眼兒子，沒往下說。
陳德厚又喝了一口酒。
“小崢，你過來。”他說。
陳崢從凳子上跳下來，走到爺爺麵前。
陳德厚看著這個孫子。八歲的娃，個頭不高，瘦瘦的，但站得很直。那雙眼睛亮得很，不像村裡其他孩子那樣渾渾噩噩的。
“你爸說你想去深圳。”陳德厚說，“為啥？”
“因為那裡有機會。”陳崢說。
“啥機會？”
“掙錢的機會，過好日子的機會。”
陳德厚哼了一聲：“你纔多大，就知道啥叫好日子？”
陳崢想了想，說：“爺爺，你知道媽為啥要走嗎？”
桌上又安靜了。奶奶低下頭，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陳德厚沒說話，等著孫子往下說。
“不是因為她不愛我爸，”陳崢說，“是因為這個地方留不住人。太窮了，太偏了，待在這兒一輩子都看不到頭。媽走了，以後還會有別人走。村裡的人會一個一個地走，出去打工，出去做生意，出去找活路。留在這兒的，隻會越來越窮。”
陳德厚的眉頭皺了起來。
“你這些話，從哪學來的？”
“收音機裡聽的，還有我自己想的。”陳崢說，“爺爺，我不是瞎說。你想想，現在跟十年前比，是不是不一樣了？十年前還在搞運動，現在搞改革開放了。國家的政策變了，咱們不能還按老法子過日子。”
陳德厚把酒杯放下，靠在椅背上，看著屋頂的橫樑。那根梁是他爺爺那輩人蓋房子時架的，少說也有七八十年了。樑上掛著一串紅辣椒，被竈煙熏得發黑。
“你這些話，”他慢慢地說，“不像一個娃說的。”
“爺爺，你別管像不像，你就說有沒有道理。”
陳德厚沒回答。他轉過頭看著兒子。
“大勇，你說。”
陳大勇低著頭，手指在膝蓋上搓來搓去。
“我……我是覺得，小崢說的有幾分道理。但咱家的情況你也知道，地要種，你跟媽要人照顧……”
“我們還沒老到動不了。”陳德厚打斷他，“地的事你不用操心，我還能幹幾年。我問的是你——你想不想去？”
陳大勇擡起頭，看了看父親，又看了看兒子。
“我……”他頓了頓，“我不想讓小崢長大了被人叫‘那個被媽丟下的娃’。我想讓人叫他‘陳大勇的兒子’。”
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他的聲音有些發抖，但每個字都很清楚。
陳崢站在旁邊，鼻子突然酸了一下。
這是他對父親說過的話。父親記住了。
陳德厚沉默了很久。
他重新拿起酒杯，把剩下的酒一口悶了。酒辣得他眯了眯眼睛，臉上的皺紋擠在一起，像一把摺扇。
“去試試吧。”他說。
聲音不大，但在安靜的堂屋裡，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奶奶張了張嘴，想說什麼，被陳德厚一個眼神壓了回去。
“但有一條，”陳德厚看著孫子，豎起一根手指，“別丟了老陳家的臉。出去是闖蕩的，不是去討飯的。混不出個人樣來，別回來見我。”
陳崢站得筆直。
“爺爺，你放心。”他說，“我不會給你丟人的。”
陳德厚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他站起來，背著手走進了裡屋。走到門口的時候，停了一下，像是想回頭，但最終還是沒回頭。
門簾落下來，擋住了他的背影。
那天晚上，陳崢躺在床上，睡不著。
隔壁房間傳來父親和奶奶說話的聲音，斷斷續續的，聽不清楚。風從窗戶紙的破洞裡鑽進來，涼颼颼的。
他翻了個身，把被子裹緊了一些。
爺爺同意了。這是第一步。但接下來的路還很長。
去深圳需要路費。從湘西到廣東，坐火車要經過省城，再轉車。兩個人的路費，加上路上的吃住，少說也要五六十塊。到了深圳還要找地方住，還要吃飯，還要買工具——沒有一兩百塊下不來。
家裡沒有這麼多錢。
爺爺雖然是村支書，但工資不高，一個月也就十幾塊，還要養活一大家子。父親在生產隊掙工分，一年到頭分到的糧食剛夠吃，手裡根本沒有餘錢。
他需要一個辦法，在離開之前攢夠路費。
陳崢閉上眼睛，腦子裡開始盤算。
村子後麵山坡上的野棕櫚樹，他去看過了。那些葉子又長又韌，紮掃帚再好不過。一把掃帚在供銷社賣八毛到一塊，成本幾乎為零。如果能紮一百把，就是**十塊。
但光靠他一個人不行。他需要人手。
村裡的孩子有的是。冬天沒什麼事幹，整天在村裡瘋跑，不如把他們組織起來。不用給工錢，給點糖塊、給幾支鉛筆，他們就樂意幹了。
還有山貨。後山的野蘑菇、野木耳、野核桃，摘回來曬乾了，拿到縣城去賣。這些東西在村裡不值錢，但在城裡能賣出價。
他越算越清醒，乾脆坐起來，從床底下摸出一截鉛筆頭和一張皺巴巴的紙——那是他從父親櫃子裡翻出來的，背麵印著“農業學大寨”的字樣。
他在紙上寫寫畫畫，把能想到的都列出來。
紮掃帚：一百把，每把成本五分（鐵絲和木棍），賣八毛，利潤七毛五，總利潤七十五塊。
山貨：野蘑菇五斤，曬乾後大概一斤半，每斤賣三塊，能賣四塊五；野木耳三斤，曬乾後一斤，每斤賣四塊，能賣四塊；野核桃十斤，每斤賣五毛，能賣五塊。
加起來不到九十塊。
不夠。兩個人的路費就要五六十，到了深圳還要租房、吃飯、買工具。至少需要一百五十塊。
還需要別的辦法。
陳崢咬著鉛筆頭想了很久，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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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裡人過年要貼春聯。供銷社賣的春聯又貴又不好看，如果他能搞到紅紙，自己寫春聯來賣……
前世的他雖然不是書法家，但寫了十年字，毛筆字還算工整。而且他腦子裡裝著幾百副春聯，隨便寫寫都比供銷社賣的那些強。
紅紙不貴，一毛錢能買一大張，裁成十來副春聯。每副賣兩毛錢，利潤能翻十幾倍。
他興奮地在紙上算了一筆賬：買十張紅紙，花一塊錢，裁成一百二十副春聯。每副賣兩毛，能賣二十四塊。減去成本，凈賺二十三塊。
不多，但加上掃帚和山貨，差不多能湊夠一百二三十塊。
還差一點。
還有什麼？
他想了很久，想到了最後一樣——雞蛋。
村裡家家戶戶都養雞，雞蛋多得吃不完。拿到供銷社去賣，一個雞蛋才幾分錢。但如果他能把這些雞蛋收集起來，帶到縣城去賣……
縣城裡的人吃不到這麼好的土雞蛋。一個雞蛋在縣城能賣到一毛五到兩毛。翻倍的利潤。
他可以在村裡低價收購雞蛋，湊夠一定數量，帶到縣城去賣。不用多，三百個雞蛋就夠了。村裡收五分錢一個，成本十五塊，到縣城賣一毛五，能賣四十五塊，凈賺三十塊。
夠了。
陳崢把所有的數字加了一遍：掃帚七十五，山貨十三塊五，春聯二十三，雞蛋三十。加起來一百四十一塊五。
加上家裡能湊出來的幾十塊，應該夠了。
他把那張紙摺好，塞進枕頭底下，躺了下來。
窗外的月亮已經偏西了，月光從窗戶紙的破洞裡照進來，在地上畫了一個小小的光斑。
陳崢盯著那個光斑，心裡默默算著日子。
離過年還有二十多天。過了年，開春之前，必須出發。
時間很緊。
他閉上眼睛，嘴角微微翹起。
前世的他，一事無成，死在出租屋裡，連個收屍的人都沒有。
這輩子，他要從這座大山裡走出去。去深圳，去闖，去掙一份家業。
他要讓所有人知道——那個被母親拋棄的孩子，不是廢物。
第二天一早，陳崢起了個大早。
天還沒亮透，他就穿好衣服，摸黑出了門。院子裡結了薄冰，踩上去咯吱咯吱響。他小心地繞過水缸，推開院門，往後山走去。
冬天的後山光禿禿的，樹木都落了葉，隻剩下灰濛濛的枝幹。風從山坳裡灌進來，冷得他縮了縮脖子。
他找到了那片野棕櫚樹。葉子已經枯黃了，但韌性還在。他試著扯了一片，葉子很硬，邊緣有細密的鋸齒，差點劃破他的手。
他小心地把葉子摺好，抱在懷裡，又去找木棍。
木棍好找。山坡上到處都是枯樹枝，挑直溜的、粗細合適的撿了幾根，用棕櫚葉捆成一捆，扛在肩上往回走。
到家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父親站在院子裡，看著他扛著一捆樹枝和棕櫚葉回來，愣住了。
“你幹啥去了？”
“撿東西。”陳崢把東西放下，拍了拍身上的土，“爸，你教我紮掃帚吧。”
陳大勇看了看那堆棕櫚葉和木棍，又看了看兒子。
“你紮掃帚幹啥？”
“賣錢。”
“賣錢？”陳大勇的眉頭皺了起來，“你不好好念書，琢磨這些幹啥？”
“爸，”陳崢擡起頭看著父親，“咱們要去深圳，得有錢。家裡沒有錢，我想辦法掙。”
陳大勇沉默了。
他看著兒子凍得通紅的小手，手背上被棕櫚葉劃了幾道紅印子，指甲縫裡塞滿了泥。這個八歲的娃，站在冬天的晨光裡，瘦瘦小小的，但眼神裡的東西讓他這個當爹的心疼。
“你……”他張了張嘴，想說點什麼，但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
“爸，教我吧。”陳崢又說了一遍。
陳大勇蹲下來，把棕櫚葉從兒子手裡接過來。
“看好了，”他說，“先把葉子理順了，根對齊。然後用鐵絲綁在木棍上，要綁緊，鬆了不結實。”
他的手很大，指節粗糲，但動作很輕。棕櫚葉在他手裡像聽話的絲線，一根一根地排好，紮緊，固定。
陳崢蹲在旁邊，看得認真。
“記住了？”
“記住了。”
“那你試試。”
陳崢接過棕櫚葉，學著父親的樣子，把葉子理順了，用鐵絲綁在木棍上。他的小手力氣不夠，鐵絲總是綁不緊，葉子滑來滑去的。
“使勁。”陳大勇說，“用巧勁，不是蠻力。”
陳崢咬著牙，把鐵絲繞了兩圈，用鉗子擰緊。這次好多了，葉子雖然還是有點鬆，但至少不會掉下來。
“行了，”陳大勇說，“多練幾把就好了。”
陳崢擡起頭，沖父親笑了一下。
“爸，謝謝你。”
陳大勇沒說話。他伸手摸了摸兒子的頭，粗糙的掌心覆在柔軟的頭髮上，停留了一會兒。
然後他站起來，拿起扁擔，去挑水了。
陳崢蹲在院子裡，繼續紮他的第一把掃帚。
冬天的陽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遠處有人在喊牛，聲音在山穀裡蕩來蕩去。院子裡很安靜，隻有棕櫚葉摩擦的沙沙聲，和鐵絲擰緊時的咯吱聲。
他紮得很慢，一把掃帚紮了快半個小時。紮好了，舉起來看了看，歪歪扭扭的，醜得他自己都想笑。
但他沒有拆掉重來。
這是他的第一把掃帚。醜是醜了點，但能用。
他把掃帚靠在牆根，又開始紮第二把。
這一次快了一些，也好看了一些。
第三把，更快了。
第四把，已經像模像樣了。
到中午的時候，他已經紮了六把掃帚，整整齊齊地靠在牆根，像一排小士兵。
奶奶從屋裡出來，看到那些掃帚，愣了一下。
“這是你紮的？”
“嗯。”
奶奶走過去，拿起一把看了看，又掂了掂。
“還行。”她說，語氣裡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誇獎，也不是心疼，更像是一種認命。“跟你爸小時候一樣，手巧。”
陳崢笑了笑，沒說話。
奶奶轉身回屋了。過了一會兒，她端著一碗紅薯粥出來，遞給他。
“吃了再幹。”
陳崢接過碗，大口大口地喝。紅薯很甜，粥很稠，暖到胃裡，整個人都熱乎起來。
他喝完粥，把碗還給奶奶，繼續紮掃帚。
太陽從東邊走到頭頂，又從頭頂走到西邊。牆根的掃帚從六把變成了十二把，又從十二把變成了二十把。
傍晚的時候，陳大勇從生產隊回來，看到牆根那一排掃帚，站在那兒看了很久。
“二十把。”陳崢說，語氣裡有點得意，“爸，你說拿到縣城去賣，一把能賣多少錢？”
陳大勇走過去，拿起一把掃帚看了看。紮得不算精緻，但結實，能用。
“供銷社賣八毛。咱們拿到集市上去賣，五毛一把，應該有人要。”
“五毛太便宜了。”陳崢說，“六毛。比供銷社便宜兩毛，人家覺得劃算，咱們也不少掙。”
陳大勇看了兒子一眼。
“行，六毛。”
“還有，”陳崢說，“咱們不光賣掃帚。後山的野蘑菇、野木耳，摘回來曬乾了，也能賣錢。還有雞蛋，在村裡收五分錢一個，拿到縣城賣一毛五。還有春聯，過年了家家戶戶都要貼……”
陳大勇聽著兒子一樣一樣地數，嘴巴越張越大。
“這些，”他打斷陳崢，“你啥時候想的？”
“這幾天。”陳崢說，“爸，咱們要去深圳，得有錢。光靠種地不行，得想辦法。”
陳大勇沉默了。
他看著牆根那二十把掃帚，又看了看兒子凍紅的手。手背上有幾道被棕櫚葉劃破的口子，已經結了痂。
“你坐下。”他說。
陳崢愣了一下，在小闆凳上坐下來。
陳大勇蹲在他麵前，把他的手拉過來，看了看那些口子。他沒說話，站起來走進屋裡，過了一會兒拿著一小瓶紅藥水和幾根布條出來。
他擰開瓶蓋，用棉簽蘸了紅藥水，輕輕塗在陳崢手背的傷口上。
“疼不疼？”
“不疼。”陳崢說。其實有點疼，紅藥水滲進傷口裡，火辣辣的。但他咬著牙沒吭聲。
陳大勇把傷口塗好了，用布條纏了兩圈，打了個結。
“以後小心點。”他說，“別把手弄壞了。”
“知道了，爸。”
陳大勇站起來，看了看天。太陽已經落到山樑後麵去了，天邊燒著一片紅霞，把整個村子都染成了橘紅色。
“明天，”他說，“我去縣城一趟，把這些掃帚賣了。”
“我跟你一起去。”陳崢說。
“你去幹啥？好好在家念書。帶著你，目標太大，容易被發現，舉報投機倒把。”
“爸，我去看看行情。看看什麼東西好賣，什麼東西不好賣。下次就知道該帶什麼去了。”
陳大勇想了想，點了點頭。
“行。但你得聽我的話，不許亂跑。”
“知道了。”
那天晚上，陳崢躺在床上，把枕頭底下那張紙拿出來，又算了一遍。
二十把掃帚，一把六毛，十二塊。再有二十把，二十四塊。紮一百把，就是六十塊。
加上山貨、雞蛋、春聯，湊夠一百五十塊不成問題。
他把紙摺好，塞回枕頭底下，閉上眼睛。
陳崢並不知道，沒有這麼容易，現在都是試水階段，沒有人敢大麵積售賣，都是熟人兌一下。
窗外的月亮很圓，很亮。山村的夜很安靜，隻有風聲和偶爾的狗吠。
他想起前世那個死在出租屋裡的自己。三十三歲，一事無成，銀行卡裡不到五千塊。
這輩子，他不會再讓那種事發生。
他要走出去。從這座大山開始，一步一步，走到深圳，走到他該去的地方。
他翻了個身，把被子裹緊。
明天，去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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