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崢“病癒”後做的第一件事，是翻箱倒櫃。
他趁著父親去上工、爺爺奶奶下地的空當，把堂屋那個黑漆漆的櫃子翻了個底朝天。戶口本、糧票、布票、幾封皺巴巴的信、一張發黃的結婚證——他要找的東西不在這些裡麵。
他找了半天，終於在櫃子最底層的一個鐵盒子裡找到了。
離婚證。
大紅的“離婚證”三個字，蓋著公社的章。簽發日期是1980年8月，就在母親離開前一個月。
沈靜秋提出，陳大勇簽字。
陳崢拿著那張紙，手有點抖。不是傷心，是憤怒。那種從骨頭縫裡滲出來的、涼颼颼的憤怒。
一個月前就離了。也就是說，母親在他麵前演了整整一個月的戲。每天早上給他梳頭、晚上給他講故事、笑著叫他“小崢”——那些都是假的。她早就打定了主意要走，隻是沒找到合適的時機開口。
陳崢把離婚證放回鐵盒子裡，把櫃子復原，坐在門檻上發獃。
母親走的那天，他追出去二裡地，站在那塊大石頭上喊她。她停了一下，但沒有回頭。那個背影，像一把刀，一直插在他八歲的心裡。
雖然是穿越過來的，不知道為什麼，恨意並沒有減少，或許是這個八歲孩子的執念。
默默對陳崢說，他要讓那個拋棄他的女人知道，她的兒子不是她隨手丟掉的一件舊衣裳。他要把這份恨變成燃料，燒出一條路來。
下午，陳大勇從生產隊回來，坐在院子裡編竹筐。
篾條在他手裡翻飛，發出沙沙的聲響。他的手很巧，編出來的筐子比村裡任何人都結實耐用。但這門手藝換不了幾個錢——一個竹筐拿到集市上賣，頂多五毛錢，還要被供銷社的人挑三揀四。
陳崢搬了個小闆凳，坐在父親旁邊。
“爸。”
“嗯。”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媽要走？”
陳大勇的手停了一下，篾條從指縫裡滑出去。
“誰跟你說的？”
“我自己看到的。離婚證，在櫃子裡的鐵盒子裡。”
陳大勇沉默了很久。他的手又開始動起來，篾條一根一根地穿插，編織出細密的紋路。
“你翻那些幹啥？”他的聲音很低，沒有責怪的意思，更像是一種無奈的嘆息。
“我想知道。”陳崢說，“我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陳大勇沒說話。他低著頭編筐，手指的動作比平時慢了一些。
“你媽……”他開口了，又停住了。篾條在他手裡彎成一個弧度，他把它壓下去，用另一根篾條壓住。“她本來就不該待在這兒。”
“什麼意思？”
“她是城裡人。她爸是大學教授，她媽也是讀書人。要不是那幾年……運動，她不會到咱們這山溝裡來。”
陳大勇說的“那幾年”，陳崢知道。文革，上山下鄉。外公沈鴻遠是大學教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下放到湘西農村。沈靜秋隨父下鄉，從大城市來到這個連電都不通的山村。
她受不了。
一個從小在城市裡長大的女孩，突然要下地幹活、挑糞、插秧、割稻。她的手從白嫩變得粗糙，臉從白皙曬得黝黑，十個手指頭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結痂，結了痂又磨破。
她哭過、鬧過、絕望過。
然後她做了一個選擇——嫁給村裡條件最好的男人。
陳大勇，村支書的兒子，一米八五的個子，相貌堂堂，家裡有三間瓦房，在生產隊拿的工分最多。在當時的農村，這已經是頂配了。
“她嫁給我，”陳大勇說，“不是因為喜歡我。是因為……待在這兒太苦了。”
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一件跟自己無關的事。
陳崢看著父親的手。那雙手上全是繭子和裂紋，指甲縫裡嵌著永遠洗不掉的泥。這雙手在地裡刨了三十年，在竹篾上磨了三十年，在生活的泥濘裡掙紮了三十年。
“爸，你不恨她嗎？”陳崢問。
陳大勇沉默了一會兒。
“恨啥？”他把編好的筐底放在地上，又拿起一根篾條，“她本來就不屬於這兒。就像一隻鳥，你不能因為它落在你窗台上，就把它關進籠子裡。它遲早要飛走的。”
陳崢愣住了。
他沒想到父親會說出這樣的話。這個沒讀過幾天書的農民，這個一輩子沒出過縣城的老實人，嘴裡說出來的話，比他在前世任何一本書裡讀到的都通透。
“那你也太……”陳崢想說“窩囊”，但話到嘴邊嚥了回去。不是窩囊，是豁達。是那種真正愛過一個人之後，纔能有的豁達。
“你媽她不容易。”陳大勇又說，“你不知道她剛來的時候，在地裡哭成什麼樣。手磨破了，血順著手指頭往下滴，她還咬著牙插秧。我看著心疼，但幫不了她。我能做的，就是讓她少幹點活，多歇歇。”
“所以你替她幹？”
“嗯。她的工分，一半是我掙的。”
陳崢不說話了。
他突然想起前世的一件事。大概是他十歲那年，有一天晚上，父親喝醉了酒，坐在院子裡對著月亮說話。他說的什麼陳崢記不清了，隻記得最後一句：“我對不住她，沒能讓她過上好日子。”
一個被拋棄的男人，喝醉了酒，說的不是“她對不住我”，而是“我對不住她”。
陳崢的眼眶熱了一下。他別過頭去，假裝看遠處的山。
“爸，你太老實了。”他說，聲音有點啞。
陳大勇笑了一下，那笑容裡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苦澀，也不是自嘲，更像是……釋然。
“老實人有老實人的活法。”他說，“不爭不搶，不怨不恨，日子反倒好過些。”
“可我不行。”陳崢轉過頭，看著父親的眼睛，“爸，我恨她。”
陳大勇的手停住了。
“我不是恨她改嫁，”陳崢說，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我是恨她拋棄我。一個當媽的，怎麼能不要自己的孩子？”
陳大勇張了張嘴，沒說出話。
“她走的那天，我追出去二裡地。我站在那塊石頭上喊她，她聽見了，她停了一下，但她沒有回頭。她走了，走得乾乾淨淨，連頭都不回一下。”
陳崢的聲音在發抖，但他沒有哭。他前世已經為這件事哭夠了。
“一個八歲的娃，追著媽跑了二裡地，摔倒了，爬起來，再跑，再摔倒。她就不能回頭看一眼？看一眼能耽誤她多少時間？”
陳大勇放下手裡的竹筐，伸手摸了摸兒子的頭。他的手很大，粗糙的掌心覆在陳崢的頭頂上，帶著竹篾的清香和泥土的氣息。
“小崢，”他說，“你媽她……不是不心疼你。她是怕。怕一回頭，就走不了了。”
“那就別走啊。”
“她得走。她不屬於這兒。你也不屬於這兒。”
陳崢擡起頭，看著父親。
陳大勇的眼睛裡有淚光，但沒有落下來。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在妻子離開的時候沒有哭，在兒子昏迷的時候差點哭出來，現在又被兒子逼到了牆角。
“你媽走了，但你還有爸。”他說，“爸可能沒啥本事，但爸不會扔下你。”
這句話像一根針，紮在陳崢心裡最柔軟的地方。
前世，他死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的父親，這個坐在院子裡編竹筐的男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已經不在人世了。
這輩子，他要讓父親過上好日子。不是那種“吃飽穿暖”的好日子，是那種“我兒子有出息了”的好日子。他要讓所有人看到，陳大勇的兒子，不是被母親拋棄的可憐蟲，是能站在山頂上的人。
“爸，”陳崢說，“你說得對，我不屬於這兒。”
陳大勇看著他。
“我要出去。”陳崢說，“去深圳。去闖。去掙一份家業。我要讓媽知道，她當年扔掉的那個兒子，不是廢物。”
陳大勇沉默了很久。
“你還在恨她。”他說。不是疑問，是陳述。
“對。”陳崢沒有否認，“我恨她。但我不打算讓這份恨把我壓垮。我要把它變成——變成往前走的力氣。”
陳大勇看著兒子的眼睛。那雙眼睛裡沒有八歲孩子該有的天真，有一種讓他心疼的東西——太早了。這個孩子懂事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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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崢，”他說，“恨一個人，太累了。”
“我知道。”陳崢說，“但現在的我，需要這份恨。等我有一天不需要了，我會放下的。但不是現在。”
陳大勇沒有再說什麼。他低下頭，繼續編他的竹筐。
篾條在他手裡翻飛，發出沙沙的聲響。那聲音像一種古老的歌謠，在這片土地上唱了幾千年。編筐、種地、生老病死，一代一代，迴圈往複。
但陳崢不想再迴圈了。
他要打破這個迴圈。他要走出去，走到那個父親連名字都沒聽過的城市裡去。他要站在最高的地方，回頭看這座大山。
而那份恨，就是他腳下第一塊墊腳石。
晚上，陳崢躺在床上一動不動。
他沒有睡，他在想事情。
前世他讀了那麼多書，記住了那麼多東西，但從來沒有真正用過。他像一台隻進不出的機器，往腦子裡灌了海量的資訊，卻不知道怎麼輸出。
這輩子不一樣了。
他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知道深圳會從一個邊陲小鎮變成世界級都市，知道八十年代“下海”的人隻要不是太蠢都能發財，知道股票認購證、房地產浪潮、網際網路革命。
他知道——但他現在隻是一個八歲的農村娃，口袋裡沒有一分錢。
父親還沒有動身去深圳。事實上，父親連深圳在哪兒都不知道，更別提去那邊打工做生意了。所有的路，都要從腳下這片土地開始。
所以他需要一個計劃。
第一步，說服父親去深圳。這一步正在進行中，父親沒有拒絕，但也沒有答應。需要時間。
第二步，攢錢。去深圳需要路費，到了深圳需要本錢。錢從哪裡來？靠種地？靠編竹筐？那點錢連路費都不夠。
陳崢想到了一個辦法——在學校裡做生意。
但做什麼生意？沒有深圳的貨源，沒有外麵的渠道，隻有這座大山，這個村子，和身邊這些人。
他想了很久，把腦子裡所有的商業案例翻了一遍，最後鎖定了一個模式：以物易物，低買高賣，就地取材。
他需要找到一種東西——在村裡不值錢，但在別處能賣出價；或者，在村裡有人需要，但供銷社賣得貴、質量差。
什麼東西？
他想了很久，想到了兩樣。
第一樣：棕櫚葉。
村子後麵的山坡上長著大片野棕櫚樹，葉子又長又韌，是紮掃帚的好材料。村裡人偶爾砍幾片葉子回來紮掃帚自己用，但從來沒人想過拿它賣錢——因為這東西到處都是，誰稀罕？
但陳崢知道，縣城的學校裡需要掃帚。縣城裡住樓房的人家也需要掃帚。一把好掃帚在供銷社賣八毛到一塊錢，而紮一把掃帚隻需要五六片棕櫚葉，再加上一根木棍和幾根鐵絲。成本幾乎為零，全是人工。
如果他能組織村裡的孩子一起紮掃帚，然後拿到縣城去賣……
第二樣：山貨。
村子後麵的深山裡有野蘑菇、野木耳、野核桃、野闆栗。這些東西在村裡不值錢，摘回來曬乾了，拿到縣城去，能賣個好價錢。縣城裡的人吃不到這麼好的山貨，供銷社賣的那些又貴又不新鮮。
這兩樣生意，不需要本錢，不需要外麵的貨源，隻需要力氣和時間。
而力氣和時間，是農村孩子最不缺的東西。
陳崢在腦子裡把這個計劃過了三遍，確認沒有什麼大的漏洞。
他翻了個身，看著窗外的月亮。山裡的月亮格外亮，照得窗台上的灰塵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想起前世的一個夜晚。那時候他大概二十齣頭，剛大學畢業，在出租屋裡寫了一篇小說，發到網上，然後重新整理了一整夜，一條評論都沒有。
那天晚上的月亮，和今天一樣亮。
但今天不一樣了。今天他手裡握著的不是鍵盤，是命運。
“陳崢，”他對自己說，“你前世欠自己的，這輩子都要拿回來。”
他閉上眼睛，嘴角微微翹起。
窗外的月亮慢慢移到了山樑那邊，山村的夜，靜得像一潭死水。但在這潭死水下麵，有一顆種子正在發芽。
第二天一早，陳崢起床的時候，父親已經去生產隊上工了。
竈台上溫著一碗紅薯粥，旁邊放著一個煮雞蛋。陳崢端起碗喝了一口，粥已經涼了，但他喝得很快。紅薯很甜，是那種帶著土腥味的甜。
他把雞蛋揣進口袋裡，沒捨得吃。
出門的時候，他在院子裡看到了爺爺陳德厚。
陳德厚坐在屋簷下抽煙，麵前擺著一把破舊的藤椅，椅麵上放著一張報紙。他戴著老花鏡，湊得很近在看什麼。
“爺爺。”陳崢走過去。
“嗯。”陳德厚頭也沒擡，“身體好了？”
“好了。”
“好了就去上學。你李老師說了，再不去就不等你了。”
“爺爺，我想問你一件事。”
陳德厚放下報紙，摘下老花鏡，看著孫子。
“啥事？”
“我爸想去深圳的事，你知道嗎？”
陳德厚的眉毛動了一下。他把煙桿在椅子腿上磕了磕，磕出一堆煙灰。
“你爸跟你說的？”
“嗯。”
“你咋想？”
“我想去。”
陳德厚沉默了一會兒。他看著院子外麵的山，山上的樹還是綠的，但再過一個月就要變黃了。
“你知道深圳在哪兒嗎？”他問。
“南邊。廣東。”
“你知道有多遠？”
“不知道。但再遠也遠不到天邊去。”
陳德厚看了孫子一眼。這個八歲的娃，說話越來越不像個娃了。
“你爸是個老實人，”陳德厚說，“他這輩子沒出過遠門。讓他一個人去那麼遠的地方，我不放心。”
“所以我想跟他一起去。”
“你一個娃，去了能幹啥？”
“我能幫他。”陳崢說，“爺爺，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懂的事情比你以為的多。”
陳德厚看著孫子的眼睛。那雙眼睛裡有一種讓他陌生的東西——不是早熟，是篤定。是一個知道自己要去哪裡的人才會有的篤定。
陳德厚說，“你爸的事，我會考慮的。”
陳崢知道，爺爺說的“考慮”，其實就是“不反對”。在陳德厚的字典裡，“考慮”是最大的讓步。
“謝謝爺爺。”他說。
“別謝我。”陳德厚重新戴上老花鏡，“你先把書念好。別的都是虛的，讀書纔是實的。”
“我會的。”
陳崢轉身往外走。
“小崢。”陳德厚叫住他。
陳崢回過頭。
陳德厚看著他，嘴巴張了張，想說什麼，最終隻是擺了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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