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暑假，陳崢終於踏上了南下的火車。
爺爺陳德厚本來不同意。陳崢期末考試考了全縣第一——數學100，語文98，英語95——這個成績在全縣小學生裡排第一，比縣城那些專門請了老師輔導的孩子還高出十幾分。訊息傳到村裡的時候，陳德厚正蹲在院子裡編竹筐，聽到郵遞員老趙報信，手裡的篾條“啪”地斷了。
“全縣第一？”他擡起頭，眼睛裡有光，“真的？”
“真的！縣教育局的人說的，還能有假？”老趙的嗓門大得像喇叭，“老支書，你家出狀元了！”
陳德厚沒有說話。他把斷了的篾條抽出來，換了一根新的，繼續編。但他的手指在發抖，編出來的紋路歪歪扭扭的，他也沒有返工。
當天晚上，陳崢小心翼翼地問：“爺爺，那我能不能去深圳了？”
陳德厚端著酒杯，沉默了很久。酒杯裡的酒晃了晃，灑出來幾滴。
“去就去吧。”他說。
就這麼簡單。沒有追問，沒有叮囑。就四個字。
陳崢在村口等長途汽車的時候，趙小龍跑來送他。趙小龍比去年又長高了一些，已經快一米七了，站在陳崢麵前像一堵牆。他手裡拎著一個布包，鼓鼓囊囊的。
“給你。”他把布包塞過來，“我媽烙的餅，路上吃。還有幾個雞蛋，別壓碎了。”
陳崢接過來，布包還溫熱的。
“小龍哥，你作業別忘了寫。我給你的複習計劃，每天照著做就行。”
“知道了知道了，你都說一百遍了。”趙小龍撓了撓頭，“你啥時候回來？”
“開學前。”
“那你快點回來。”趙小龍的聲音突然低了，“你不在這一個多月，我作業咋辦？”
陳崢笑了。“你自己做。做不出來留著，我回來教你。”
趙小龍的臉垮了，但還是點了點頭。
長途汽車來了，陳崢背上帆布包——還是母親留下的那個，已經洗得發白了——爬上了車。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朝趙小龍揮了揮手。
“小龍哥，幫我盯著點村裡的生意！”
“知道了！”趙小龍的聲音從車外傳進來，悶悶的。
汽車開動了，揚起一片塵土。趙小龍站在路邊，越來越小，越來越遠，最後變成了一個黑點。
陳崢靠在座位上，把布包抱在懷裡。餅還是熱的，雞蛋的香味從布裡滲出來，混著柴油和塵土的味道。他閉上眼睛，聽著發動機的轟鳴聲，心裡想著即將看到的深圳。
兩天一夜的火車。綠皮車廂裡擠滿了人，過道上都是站著的，空氣裡瀰漫著煙味、汗味和泡麵的味道。陳崢坐在硬座上，把帆布包墊在背後，半靠著窗戶。窗外從山變成了丘陵，從丘陵變成了平原，從平原變成了工廠和樓房。
火車進入廣東境內的時候，他坐直了身體。
窗外開始出現工地。打樁機、推土機、塔吊，一片連著一片，像雨後冒出來的蘑菇。紅色的泥土被翻起來，堆成小山；鋼筋從地基裡伸出來，指向天空；工人們在腳手架上爬來爬去，像螞蟻一樣。
這就是1982年的深圳。
沒有後來的繁華都市，沒有摩天大樓，沒有車水馬龍。到處是工地、農田、簡易工棚，空氣中瀰漫著泥土和汗水的味道。但有一種東西，是陳崢在湘西從來沒有感受過的——一種蓬勃的、躁動的、按捺不住的力量。
他趴在車窗上，看著那些工地，眼睛亮亮的。
旁邊的乘客看他看得入神，笑著問：“小朋友，第一次來深圳？”
“嗯。”
“來找你爸？”
“嗯。我爸在深圳做生意。”
乘客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爸是做什麼生意的？”
“賣東西。汽水、香煙、盒飯。”
乘客點了點頭，沒有再問。但陳崢注意到，他的眼神裡有一種東西——不是羨慕，不是佩服，而是一種複雜的、說不清的情緒。這個年代，從農村出來做生意的人，在很多人眼裡還是不務正業。
陳崢不在乎。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知道父親在做什麼。
火車到站了。陳崢背著帆布包，跟著人流走出車站。
深圳火車站不大，但人很多。出站口擠滿了接站的人，舉著牌子，喊著名字，吵吵嚷嚷的。陳崢踮起腳尖，在人堆裡找父親。
“小崢！這裡！這裡！”
陳大勇站在出站口外麵的欄杆旁邊，使勁揮著手。他穿著一件藍色的工裝，袖子挽到手肘，露出兩條曬得黝黑的胳膊。臉比去年更黑了，但精神頭好得不得了——眼睛亮亮的，腰闆直直的，站在那兒，跟一年前那個縮在門框上抽煙的農民，簡直不是同一個人。
陳崢擠過人群，跑到父親麵前。
“爸！”
“小崢！你長高了不少！”陳大勇一把把兒子抱起來，掂了掂，“也重了！你奶奶給你吃啥好東西了？”
“你放我下來！”陳崢被抱得不好意思，臉都紅了，“我都十歲了，不是小孩子了！”
陳大勇哈哈大笑，把他放下來。“在爸麵前，你永遠是小孩子。走，爸帶你去看咱們的生意！”
他牽著陳崢的手，走出了火車站。
陳大勇的“生意”在羅湖區的一片工地邊上。說是生意，其實就是三輛改裝過的闆車，加上幾間用竹竿和油毛氈搭的棚子。一輛闆車賣汽水和香煙，一輛賣日用品，還有一輛專門賣盒飯。
盒飯那輛闆車前排著長隊。工人們端著搪瓷碗，等著打飯。掌勺的是個四川女人，胖墩墩的，手腳麻利，一勺菜一勺飯，嘩嘩地往碗裡扣。
“這是老周找來的。”陳大勇說，“四川人，做菜好吃。工人們都愛吃她做的飯。”
“你做的湘菜呢？”陳崢問。
“也做。晚上做。白天忙不過來，讓她幫忙。”
陳崢點了點頭，沒有說話。他跟在父親後麵，把三輛闆車都看了一遍，又去看了棚子。棚子裡堆著成箱的汽水、香煙、肥皂、毛巾，碼得整整齊齊。牆上貼著一張紙，上麵歪歪扭扭地寫著一些數字——進貨價、賣價、數量。
“這是你記的賬？”陳崢指著那張紙。
“嗯。你說了要記賬，我就記了。”
陳崢看了那張紙幾分鐘，沒有說話。
他發現了一個問題。賬記得太亂了。進貨和賣出的數字混在一起，沒有分類；日期不連貫，有時候一週記一次，有時候半個月記一次；成本和利潤算不清楚，有些東西明明賣得便宜，父親還以為賺了。
他沒有當場說。他跟著父親在工地上轉了一整天，看了所有的生意，見了所有的人。
老周還是那個樣子，黑瘦黑瘦的，臉上有道疤，但眼睛很亮。他看到陳崢的時候，愣了一下。“這是你兒子？”
“嗯。小崢，叫周叔。”
“周叔好。”陳崢規規矩矩地叫了一聲。
老週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兒子跟你不一樣。眼睛裡有東西。”
陳大勇沒有聽懂。“啥東西？”
“機靈勁兒。”老周笑了笑，“這小子，以後比你強。”
還有一個年輕人，十**歲，本地口音，瘦高個，笑起來露出一口白牙。他就是李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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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小崢？”李國強蹲下來，平視著他，“你爸老跟我說你，說你啥都懂。我還不信。現在看到了，眼睛確實不一樣。”
“李哥好。”陳崢笑了笑。
“李哥？”李國強樂了，“叫國強哥就行。”
“國強哥。”
李國強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哥帶你去轉轉。這邊我熟。”
陳崢跟著李國強在工地上轉了一圈。李國強是本地人，家在附近村子裡，對這片地界瞭如指掌。他指著遠處的幾片空地，說這裡要蓋樓，那裡要修路，哪個工地的包工頭是哪裡人，哪個批發市場的貨最便宜。
陳崢把這些都記在心裡。
晚上，陳大勇在棚子裡支了一張小桌子，擺了幾個菜——炒臘肉、炒雞蛋、炒青菜，還有一瓶汽水。父子倆麵對麵坐著。
“吃。”陳大勇夾了一塊臘肉放到陳崢碗裡，“多吃點。你太瘦了。”
陳崢咬了一口臘肉。是家鄉的味道，奶奶熏的那種，帶著柴火的香氣。
“爸，”他放下筷子，“我想跟你說幾件事。”
“啥事？”
“第一，你的賬記得太亂了。”
陳大勇愣了一下。“亂嗎？我覺得挺好的啊。”
“好什麼好。”陳崢從書包裡掏出一個本子，翻到空白頁，“進貨和賣出的錢混在一起，日期對不上，成本和利潤分不清。你知道上個月到底賺了多少錢嗎？”
陳大勇想了想。“大概七八百？”
“準確數字是八百三十七塊六毛。”陳崢說，“我幫你算過了。但你要是不記賬，下個月可能就虧了都不知道。”
“虧？不可能吧？生意這麼好……”
“怎麼不可能？”陳崢翻開本子，拿起筆，“你賣汽水，一瓶賺一毛七。但你從批發市場進的貨，有時候貴有時候便宜，你不記下來，怎麼知道哪批貨賺得多？”
陳大勇不說話了。
陳崢花了三天時間，幫父親重新整理了賬目。他把進貨和賣出分開，按日期排列，每一筆都寫得清清楚楚。他又教父親怎麼記流水賬——每天花了多少、掙了多少，晚上對一遍，月底匯總一次。
“這也太麻煩了吧？”陳大勇看著那個本子，頭都大了。
“不麻煩。習慣了就好。”陳崢說，“爸，你知道做生意的關鍵是什麼嗎？”
“啥？”
“不是進多少貨，不是賣多少錢。是知道自己在賺什麼錢。”
陳大勇看著兒子，沒有說話。
“你賣汽水賺錢，你知道一瓶賺多少。但你有沒有想過，哪些東西賺得多，哪些東西賺得少？哪些東西好賣，哪些東西不好賣？哪些工地上的人有錢，哪些工地上的人沒錢？”陳崢一口氣說了很多，“這些東西，賬本上都能看出來。”
陳大勇沉默了很久。他把本子拿起來，翻了幾頁，又放下了。
“行。我學。”
“還有第二件事。”陳崢說，“你的盒飯可以分檔次。”
“分檔次？”
“普通的五毛一份，加肉的一塊，加肉加蛋的一塊二。有錢的工人吃好的，沒錢的吃便宜的。工地上不缺有錢人，缺的是好東西。你弄點好的，他們願意花錢。”
陳大勇猶豫了。“這能行嗎？都是一樣的工人，搞區別對待，人家會不會有意見？”
“不是區別對待。是給選擇。”陳崢說，“你想吃好的就多花錢，想吃便宜的就少花錢。各取所需。”
“試試唄。”老周在旁邊聽了半天，插嘴道，“我覺得你兒子說得有道理。工地上那些包工頭、技術員，兜裡有錢，想吃好的找不到地方。你弄點好的，他們肯定買。”
陳大勇咬了咬牙。“行。試試。”
試了一週，效果顯著。高檔盒飯賣得比普通盒飯還好——那些包工頭、技術員、從香港來的工程師，一頓飯花一塊二根本不心疼。普通工人大部分還是吃五毛的，但偶爾也會買一次好的犒勞自己。
一週下來，盒飯的總收入翻了一倍。
陳大勇看著賬本上的數字，嘴巴張得能塞進一個雞蛋。
“你……你怎麼知道的？”他看著兒子。
“想的。”陳崢說，“做生意就是琢磨人。你琢磨透了，錢就來了。”
在深圳的一個月，陳崢每天都跟著父親轉悠。
他看工地的進度，看工人的消費習慣，看小販們的生意。他發現父親雖然能幹，但商業思維還是太“土”了——進貨隻盯著便宜的，從不考慮品質差異化；定價永遠是最低價，不敢賣貴的東西；客戶維護基本沒有，賣了就賣了，從不跟人多聊幾句。
他一條一條地跟父親說。有些父親聽懂了，有些沒聽懂，但都記下了。
“爸，你記住三件事。”臨走前那天晚上，陳崢說，“第一，別隻盯著便宜的貨。便宜的東西利潤低，賣一百件不如賣一件貴的。第二，對工人好一點。他們下工了累得要死，你跟他們聊兩句，遞根煙，他們下次還來你這兒買。第三，賬要記清楚。這個最重要。”
陳大勇坐在棚子裡，麵前攤著那個賬本，一頁一頁地翻。上麵的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還有錯別字，但每一筆都記得清清楚楚。這是他這輩子寫過的字最多的一次。
“小崢，”他擡起頭，“你說爸是不是特別笨？這些事，你一個十歲的娃都懂，爸活了大半輩子才學會。”
“你不笨。”陳崢說，“你隻是沒有學過。沒學過和學不會，是兩回事。”
這句話，他對趙小龍說過，現在對父親也說了一遍。
陳大勇看著兒子，眼眶突然紅了。他低下頭，假裝在翻賬本，不讓兒子看到。
“爸，”陳崢輕聲說，“你做得已經很好了。比我見過的任何人都好。”
這句話是真的。前世那個撲街寫手，見過太多聰明人——那些寫書月入十萬的大神，那些抓住風口一夜暴富的幸運兒。但他們都沒有父親身上的一種東西——那種從泥地裡長出來的、紮紮實實的、不怕吃苦的勁兒。
這種勁兒，比任何聰明都值錢。
臨走前，陳崢又見了幾個人。
老周、李國強，還有幾個工地上的包工頭。他用自己“小孩”的身份，跟這些人聊了很多。大人對小孩沒有防備，什麼都往外說。老周跟他說了深圳的市場行情，李國強跟他說了本地的風土人情，包工頭們跟他說了工程的進度和工人的情況。
他把這些都記在心裡。
在回湘西的火車上，陳崢靠在座位上，看著窗外飛速後退的工地，腦子裡已經形成了一個更大的計劃。
深圳在變。每年都在變，每月都在變，每天都在變。那些工地上的樓，今天打地基，下個月就起來了，再下個月就封頂了。人也在變。去年還在地裡刨食的農民，今年就變成了工地上搬磚的工人；去年還在工地上搬磚的工人，今年就變成了推著闆車做生意的小販。
每個人都在拚命地往前跑，生怕被這個時代落下。
他也得跑。
他要把在深圳看到的一切、學到的一切、想到的一切，帶回湘西，帶回那個小山村，帶回那所隻有三間土坯房的村小。
他要在那裡生根、發芽、長大。
等他足夠大了，他就要回來。回到深圳。回到這片熱土。
窗外的太陽落山了，天邊燒著一片紅霞。陳崢靠在座位上，閉上眼睛。帆布包抱在懷裡，裡麵裝著父親給他買的新衣服、新鞋子，還有三百塊錢——父親硬塞給他的，說“留著花，別捨不得”。
他摸了摸那個布包，嘴角翹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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