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秋天，陳大勇的生意越做越大了。
從最初的一箱汽水開始，到後來的香煙、零食、日用品，他的“貨架”越來越豐富。那輛從廢品站淘來的舊闆車，被他改裝成了流動售貨車——車闆上釘了幾個木箱子，分門別類地碼著貨物，車把上掛著一塊硬紙闆，上麵用毛筆寫著“大勇商店”四個字。
字是請工地上的文化人寫的，歪歪扭扭的，但勝在醒目。
每天天不亮，陳大勇就推著闆車出門了。他先在羅湖區的幾個工地轉一圈，賣早餐——麵包、餅乾、汽水。上午轉到另一個工地，賣香煙、涼茶。下午再去第三個工地，賣日用品——肥皂、毛巾、針線、紐扣。
工人們下工的時候，是他最忙的時候。闆車前圍滿了人，這個要一包煙，那個要一瓶汽水，還有的買肥皂、買毛巾。他一個人忙不過來，常常手忙腳亂的，錢都來不及數，一把抓過來塞進口袋裡，回去再慢慢整理。
老周是在這時候加入的。
老周就是當初帶他進深圳的那個四川人，基建工程兵轉業幹部，四十齣頭，黑瘦黑瘦的，臉上有道疤。他在深圳混了半年，門路多，人也活絡。
“大勇，”有一天老周找到他，“你一個人忙不過來吧？我幫你。我負責跑路子、找門路，你負責進貨和賣貨。掙了錢，咱們對半分。”
陳大勇猶豫了一下。“對半分太多了吧？你出力沒我多……”
“你懂啥？”老周笑了，“門路比力氣值錢。你知道哪裡進貨最便宜？你知道哪個工地人多？你知道哪些東西好賣？這些我都知道。你光靠賣力氣，一天能掙多少？有了我的門路，一天能翻番。”
陳大勇想了想，覺得有道理。他想起兒子信裡說過的話——“多跟本地人聊天，打聽訊息。”老周就是那個“本地人”——雖然不是本地人，但在深圳待得久，門路多，跟他合作不吃虧。
“行。”他說，“五五分。”
老周拍了拍他的肩膀。“痛快！你放心，我不會讓你吃虧的。”
老周說到做到。他跑了幾個批發市場，找到了比之前更便宜的貨源；又跑了幾個工地，跟包工頭們拉上了關係，讓陳大勇的闆車能直接開進工地裡麵賣；還打聽到了一些“內部訊息”——哪個工地要開工了，哪個工廠要招人了，哪個地方要建新的宿舍樓了。
有了這些訊息，陳大勇的生意如虎添翼。不到兩個月，月收入就從三四百漲到了六百多。
他在信裡興奮地告訴兒子：
“小崢，爸這個月掙了六百三十塊！老周真是個人才，他跑下來的那幾個工地，一天能多賣幾十塊錢的貨。爸現在不搬磚了，專門做生意。闆車也換了新的，木箱子重新釘過了，比原來大了一倍。你寄來的那些山貨和臘肉，在深圳賣得特別好，工人們說這是家鄉的味道，搶著買。爸現在啥都有了，就是缺你。”
信的最後，他加了一行字：
“對了，爸認識了一個本地小夥子，叫李國強，比你大五歲。這小子機靈，願意幫爸推銷，條件是分一成利潤。爸覺得行，就答應了。”
陳崢看完信，笑著搖了搖頭。
他爸終於上道了。
從最初那個連話都不敢說的老實農民，到現在帶著合夥人、雇著本地小夥子的“大勇商店”老闆，隻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深圳這個地方，真的能把一個人變成另一個樣子。
他拿起筆，開始寫回信。
“爸，幹得好。看到你的信，我替你高興。”
寫到這裡，他停了一下。他想寫“我想你了”，但還是沒寫。不是不想，是怕寫了父親惦記。他想了想，繼續寫：
“你有幾點建議：第一，別把所有錢都投進進貨，留點備用金。生意場上什麼意外都可能發生，手裡有錢心裡不慌。第二，跟老周的關係要處理好。你們是合夥人，不是老闆和夥計。賬目要清楚，分錢要痛快，別因為錢鬧翻了。第三，李國強這個人可以培養。他是本地人，本地人脈很重要。以後想在深圳站穩腳跟，離不開本地人的幫助。對他好一點，別光把他當打工的。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注意身體，別太累。錢掙不完，身體垮了什麼都沒了。”
寫完了，他看了一遍，覺得差不多了。正準備折起來，又想起一件事。
他拿起筆，又寫了一段：
“爸，明年我能不能去深圳？我想去看看你。路費我自己攢夠了，不花你的錢。爺爺那邊我去說。你就說行不行吧。”
他把信摺好，塞進信封裡。第二天一早，塞進了村口的郵筒。
信寄出去之後，陳崢開始等回信。
他等得比任何時候都急。不是因為生意的事——那些建議父親聽不聽都行，他自己能判斷。他急的是最後那個問題：過年能不能去深圳？
他想去深圳。想得要命。
不是想去看看那個傳說中的特區——雖然也想去。他是想去看父親。快一年沒見了，他不知道父親瘦了還是胖了，黑了還是白了。信裡的字越來越工整，語氣越來越自信，但他知道，那些都是寫出來的。真正的生活，隻有親眼看到才知道。
他等了一週，兩周，三週。
回信終於來了。
那天下午，郵遞員老趙在教室門口喊他的名字。他從凳子上彈起來，三步並作兩步衝到門口，接過信，當場就拆了。
父親的信很短，比以前的任何一封都短：
“小崢，你來。爸等你。”
就這六個字。
陳崢把那六個字看了三遍。然後他把信摺好，塞進口袋裡，回到座位上。
劉小花在旁邊小聲問：“你爸說啥了？”
“他說讓我去深圳。”
“真的？”
“真的。”
“那你啥時候去？”
“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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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花沉默了一會兒。“那你還回來不？”
陳崢愣了一下。“回來。當然回來。我還沒畢業呢。”
劉小花笑了，露出兩顆缺了的門牙。“那就好。”
陳崢沒有告訴她，他其實不確定自己會不會回來。他隻知道一件事——他要去了。
當天晚上，陳崢去找爺爺。
陳德厚坐在堂屋裡，麵前的桌上擺著一壺酒、一碟花生米。他最近養成了習慣，每天晚上喝兩杯，不多，就兩杯。喝完睡覺，睡得踏實。
“爺爺。”陳崢走進來，坐在對麵。
“嗯。”
“我爸來信了。”
“說啥了？”
“他說讓我去深圳。”
陳德厚端起酒杯的手停了一下。他沒有說話，抿了一口酒，把酒杯放下。
“你爸在那邊站穩了？”
“站穩了。一個月掙六百多塊。有自己的生意了。”
陳德厚沉默了一會兒。他看著桌上的酒壺，酒壺是白瓷的，上麵印著一朵褪了色的牡丹花。這個酒壺用了十幾年了，壺嘴磕掉了一小塊，他一直沒捨得換。
“你去了，”他慢慢地說，“還回來不？”
“回來。我就是去看看我爸，過完年就回來。我還要上學呢。”
陳德厚點了點頭。“行。去就去吧。”
就這麼簡單。沒有追問，沒有叮囑，沒有捨不得。就兩個字，“行吧”。
陳崢愣了一下。他準備了半肚子的話來說服爺爺，沒想到一個字都沒用上。
“爺爺，你不攔我？”
“攔你幹啥？”陳德厚又抿了一口酒，“你爸在那邊，你去看看他，應該的。你長大了，該去看看外麵的世界了。”
陳崢沒有說話。他突然覺得鼻子有點酸。
“爺爺，我明年纔去，時間還早。”
“嗯。”陳德厚點了點頭，“去睡吧。明天還要上學。”
陳崢站起來，走到門口的時候，回過頭。
“爺爺。”
“嗯。”
“你少喝點酒。”
陳德厚沒有回答。他端起酒杯，又抿了一口。
窗外的月亮很圓，很亮。山村的夜，安靜得像一潭死水。
陳崢站在門口，看著爺爺花白的頭髮和微微駝了的背，看了很久。
然後他轉身，回了自己的房間。
從那天起，陳崢開始為去深圳做準備。
他把鐵盒子裡的錢數了一遍又一遍。父親寄來的、賣掃帚掙的、換文具賺的，加起來三百一十七塊。路費來回大概四五十塊，剩下的錢他打算給父親帶過去——那邊做生意需要本錢，多一分是一分。
他把行李也準備好了。不多，就一個帆布包——就是母親離開時拎的那個軍綠色帆布包，她走的時候沒帶走，留在了櫃子裡。奶奶把它洗乾淨了，補了補，還能用。
包裡裝著幾件換洗的衣服、一套課本、英語教材和磁帶、還有那台三洋錄音機。錄音機有點大，塞進去鼓鼓囊囊的，但他捨不得不帶。
“你帶那玩意兒幹啥？”奶奶看著那個鼓鼓囊囊的包，“路上不怕丟了？”
“丟不了。我抱在懷裡。”
奶奶搖了搖頭，沒有再說。她從竈房裡端出一碗紅薯粥，放在桌上。
“吃了再收拾。”
陳崢坐下來，端起碗喝粥。紅薯很甜，是那種帶著土腥味的甜。他喝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像是在品什麼了不得的東西。
“奶奶，我去深圳，你想要啥？我給你帶回來。”
奶奶想了想。“沒啥想要的。你平平安安回來就行。”
“那我給你帶塊布。深圳的布好看，給你做件衣裳。”
奶奶笑了，露出缺了牙的牙齦。“我一個老太婆，穿那麼好看幹啥？”
“穿好看不分年紀。”
奶奶沒有再說，轉過身去竈房了。但陳崢看到，她用圍裙擦了一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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