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前麵說了很多關於神宗皇帝的概括性話題，接下來我們就來聊一聊他在元豐年間到底都做了以及經歷了哪些事情。
在吳充死後，本就已經親手舉起了王安石的那麵變法大旗的神宗皇帝決定在此基礎上打出一麵獨屬於自己的改革大旗。這時候的王安石已經遠離朝堂三年了，也就是說改革的指揮棒也已經交到神宗手裏三年了，三年之後的現在他終於決定要開始揮動這根指揮棒——他要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改造這個國家。
俗話說打鐵還需自身硬，神宗要想成為千古一帝就必須得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他首先得把宋朝自身所麵臨的現實問題給解決了，如此他纔能有資格和底氣去競爭一下千古一帝這個名號。那麼，在神宗的眼裏，宋朝現在所麵臨的問題又是什麼呢？首先，他這個皇帝的威權不夠重，而千古一帝往往都是說一不二。其次，雖然國家的財政危機已經解決了，但“三冗”問題依然在嚴重地阻礙著宋朝的前進和發展。再者，國家的各級行政機構辦事效率低下，這也嚴重阻礙了國朝政令的及時推行和實施。
回想當初李元昊稱帝之時，仁宗皇帝本欲立即出兵討伐，但最後的結果卻是宋朝準備了一年多的時間也沒有完全做好出兵的準備，反倒是李元昊率先對宋朝出兵發難。最近的一個例子便是宋朝對交趾發起的反擊戰，交趾在前一年的十一月入侵宋朝，可宋朝直到次年的九月才完全做好出兵的準備，這種辦事效率顯然無法讓神宗感到滿意。
那麼，要怎樣才能解決或改進宋朝當前所麵臨的這些問題呢？苦心思索和醞釀了將近三年的神宗皇帝所給出的答案便是改革宋朝的官職製度，北宋歷史上有名的“元豐改製”事件也就此應勢而出。
神宗皇帝之所以要推動和發起“元豐改製”其目的有三：加強皇權削弱相權、裁撤冗官節省財政開支、提高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表麵上看這還是在拿錢說事，更是在向“冗官”和“冗費”這兩個毒瘤以及政府職能部門的懶政行為開戰，但這背後其實還隱藏著神宗心底的那一份不可明說的私心，那便是通過這次對官場製度的改革達到他加強君主集權削弱宰相權力的終極目的。當然，這種話是不能擺到枱麵上來說的，所以我們也得按照神宗的套路來說事——他的這項改革是為瞭解決宋朝所麵臨的冗官和冗費問題。
我們無需諱言的是，王安石的變法其本質就是為了給國家找錢，意即所謂的“富國”，也隻有在這個基礎之上宋朝才能去談及強軍乃至威服四夷。一個安安分分的老實人要想讓自己快速富起來應該怎麼辦呢？答案當然是儘可能地多掙錢少花錢，專業術語就叫做開源節流。對宋朝而言，無論是青苗法、免役法還是市易法，這些都可以被視為是在為了增加國庫收入而進行的開源行為。
在開源這方麵，王安石可謂是做到了極致，而他在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之後也選擇了主動地急流勇退，但此時身處聚光燈下的神宗皇帝看著充盈的國庫仍然還是覺得這錢不夠他花。他是要辦大事的人，一旦他將戰爭這頭燒錢怪獸給驅動起來，那麼即便他之前腰纏萬貫卻也會在戰爭的刀光劍影之下顯得捉襟見肘。既然宋朝在開源這方麵已經做到了極致，那麼為了給國庫儘可能地多攢錢，神宗現在要做的就是節流，通俗地講就是要削減之前的固定開支。如此一來，他就不得不直麵宋朝的三個老大難問題——冗兵、冗官和冗費。
我們在講述仁宗朝的時候就說過，三冗問題是宋朝的君臣都知道且都想去解決的三大頑疾，但無論是呂夷簡、範仲淹、富弼還是文彥博都沒能在這條道路上取得成功，因為這三座大山實在是太過難以撼動，更是因為如果要對這三大頑疾動刀子往往會牽一髮而動全身，搞不好就是個身敗名裂的下場。原因何在？冗兵問題的背後是軍隊的利益集團，冗官問題的背後是官僚集團，冗費問題的背後是勛貴和宗室皇親集團，這三大利益集團的蛋糕豈是可以隨意觸碰的？別說是宰相，就算是皇帝，隻要你敢動我們賴以為生的蛋糕，我們就得跟你拚命。
對此，現在一心想要在節流這方麵做點文章的神宗皇帝難道就沒有什麼顧慮嗎？當然會有，但這種情況如果放在幾年前可能還真的會讓神宗縮手縮腳甚至是駐足不前，可如今他卻敢拍著胸脯說他什麼事都敢幹。為什麼呢？因為在神宗準備發起“元豐改製”之時，三冗當中最難啃動的硬骨頭——堪稱宋朝財政吞金獸的冗兵問題已經得到了徹底的解決，而解決這個問題的人正是在財政開源這方麵做到了極致的王安石。沒錯，我們這裏所指的就是王安石變法當中堪稱最為成功的“將兵法”。
我們都知道宋朝在立國之初為了防止武將在軍中坐大便在軍中施行了“更戍法”，具體做法就是將各部禁軍的駐防地每三年輪換一次，但將領卻不會跟著輪換，而是臨時隨機派遣，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防止軍中將領長期掌控一支軍隊進而在有朝一日可能會帶兵作亂，而這所造成的後果就是那句著名的“將不知兵、兵不識將”。這樣做確實剷除了武將作亂的土壤，但這也讓軍隊的戰鬥力嚴重打了折扣，試想掌兵的將領如果連手下將校的能力和士兵的戰鬥素質都不清楚還怎麼在戰時根據敵情去派兵遣將？
在宋夏戰爭中，範仲淹是第一個發現這個弊端並隨即著手對此進行改革的人。在他的主導下，當時鄜延路的一萬八千名禁軍被分成了六將（這個將是編製單位，類似於師團），每將三千人且每一將長期由固定的某個將領負責對其進行軍事訓練和作戰指揮。王安石的”將兵法“正是以此為藍本所製定出來的，隻是他的變革物件不是某一支的地方軍，而是全國的禁軍。
將兵法首先將宋軍的編製單位由四級改為了三級，此前的廂、軍、營、都四級編製變為了將、部、隊三級編製。考慮到宋朝禁軍龐大的數量，這編製少了一級也就相應地減少了將官的名額，國家財政在這方麵也就省了一大筆開支。改製之後，宋軍總共被劃分為九十二將（後來又有擴增），每將設正副指揮使一名。其中，在京畿之地以及地處宋遼邊境的河北各處共設三十七將，負責防禦西夏的陝西四路和河東路共設四十二將。同時，為了防止再出現儂智高叛亂以及交趾入侵的事件，宋朝另外還在東南六路共設十三將。
在此基礎上，宋朝還對軍隊兵員進行了大規模的篩選和裁減。老弱病殘一律予以淘汰和遣散，禁軍當中身高不達標以及體能不合格者或是被降格為廂軍和保甲，或是直接予以裁撤，而保甲當中的精壯人員則可以被選拔為禁軍。當初文彥博為相時曾經在陝西各路也進行過類似的改革，但那一次的規模與王安石的這次改革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總之，過此次的兵製改革和兵員精簡，宋朝禁軍的規模由改革之前的一百一十六萬二千人縮減為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也就是說這一次的精簡共計裁掉了原有兵員的一半。對宋朝而言，這可不是一組簡單的數字對比，這意味著宋朝一舉擺脫了之前在每年的財政開支上顯得舉步維艱的軍費問題。
困擾宋朝多年的冗兵問題就此一舉得到瞭解決，國家財政每年因此而節約出來的軍費達到了驚人的一千多萬貫。這就是說，王安石不但在開源上麵做到了極致，而且在節流這方麵他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如此規模的裁軍卻並未削弱宋軍的戰鬥力，再加上“軍器監”（類似於總裝備部）的設定以及各種新式武器（如神臂弓和斬馬刀）相繼裝備軍隊，宋軍的戰鬥力由此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和加強，這一點在”熙河開邊“以及宋朝與交趾的戰爭中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說將兵法是整個新法當中最為成功的一項改革措施的原因之所在，如此利國利民利軍的舉措甚至連保守派都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因為王安石做了他們都想做但卻沒能做到或是不敢去做的事。當然，也正因如此，這個新法當中最成功的法令卻在史書上隻是被一筆帶過。至於原因也實在是再簡單不過，這就同李世民修史的時候不會說楊廣什麼好話是同一個道理，但如果楊廣確實做了件好事，以至於任何人都無法掩蓋，那最後也就隻能勉為其難地簡單記上一筆，但絕對不會給你歌功頌德，隻是一段枯燥無味的文字而已。
說來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千年以來，王安石變法無論是在民間還是在統治階級內部一直都是爭議不斷，之所以如今輿論風向有所轉變在很大程度上還得拜我們的改革開放所致。更有意思的是，將兵法如此成功本可以彪炳青史大書特書，可史書就是蠻不講理地一句帶過，後世的歷史學家和學者也極少甚至可以說幾乎沒有人為其慨而以歌之。在這些人眼裏，這事似乎根本不值一提或是它好像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如此實可謂之——怪哉！悲哉！惜哉！
當然，將兵法並不是在一兩年的時間內就完成的，直到元豐年間軍隊的精簡工作仍在繼續，但這時候已經是進入了尾聲階段。也就是說，冗兵這個問題最終是在神宗皇帝的親自主持下得以完全解決。既然冗兵的問題已經解決，那麼神宗接下來自然就要乘勝追擊開始對冗官和冗費問題動刀子，而這便是元豐改製出台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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