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了蘇軾的人生進化之旅，我們再把時間倒撥回他出獄時的公元1079年12月。不是說這個時段有什麼大事發生，而是想順便在此提一下在他出獄的前兩個月宋朝的太皇太後曹氏以六十三歲的享年壽終正寢。
曹太後、吳充、王安石，這三者各自的擁躉都說蘇軾之所以最後沒有被神宗皇帝殺頭正是因為他們當中某個人的勸告對神宗赦免蘇軾的死罪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實際情況我們前麵也說了，神宗其實本就無意殺掉蘇軾，與其非要說他們有功勞還不如說蘇軾行將被砍頭本就是外界的一種過度反應。當然，我們也無意否認這些人在烏台詩案當中確實為蘇軾費心和出力不少。
之所以要拐個彎談及曹太後的離世，這是因為宰相大人吳充就是因為此事而堅定了要交出相印的決心。我們在說到烏台詩案之前就已經交代了吳充所麵臨的艱難處境：皇帝不再信任他，另一位宰相王珪開始暗中擠兌他，參知政事蔡確則是處處跟他頂牛。這還不算完，就在這個關口又有流言說當初率軍討伐交趾的郭逵之所以駐兵富良江而不攻擊交趾的首都正是吳充的暗中授意，因為此事神宗還特意下令把郭逵扔入大牢已查劾這個傳言的真偽。
這件事後來雖然被查證是謠傳（當時擔任樞密使的吳充在書信中是要郭逵持重進兵，而非止其進兵），但本就患病在身的吳充卻是因此而被嚇了個半死，他的病情也隨之加重。等到曹太後過世之後，吳充身為首相本應帶領百官為曹氏治喪，但他的健康狀況已經嚴重到了無法出門的程度。此時的吳充如果再不識趣請辭，那麼等待他的必將是言官的猛烈彈劾，畢竟在宋朝誰都可以屍位素餐，但就是當宰相的人不能。
公元1080年3月，在前後七次上表請辭後，神宗終於是同意了吳充的奏請，他被罷免宰相之職改任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由於他因為健康原因而不便於出京擔任大藩長官（比如西京留守或江寧知府），所以他就被恩準留在了京城養病，但神宗仍然下令每月給他額外發放大藩長官的職務津貼。遺憾的是，吳充卻沒有什麼福氣享受這份天恩，在被罷相一個月後他就駕鶴西去，享年六十歲。
吳充這一走讓當朝的另一位宰相王珪就此成了獨相，王珪也終於是體驗了一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感覺。不過，王珪心花怒放之時，神宗皇帝或許也是長出了一口大氣，因為隨著吳充的罷相也就意味現如今的兩府大臣當中再不會有人會在皇帝麵前發出什麼違和之音。也正是從這時候起，神宗皇帝開始向他的臣民展現他的真實麵目，很快人們就會發現這個之前看似溫文爾雅的皇帝其內心深處其實一直都隱藏著一顆想要讓君權高度集中的王霸之心。
在將年號改為元豐之前幾乎沒有人會認為趙頊是一個強勢君王，熙寧年間的那個神宗皇帝實在是太民主了，以至於讓某些大臣都覺得他很好欺負，但實際上他纔是那個真正深藏不露的狠人。神宗登基以後不久便重用王安石並不單單隻是為了想要儘快變法圖強，他同時也是希望能夠藉助王安石的力量去對付那幫總是把他當成小小少年的三朝元老，比如說韓琦、富弼和文彥博。後來的結果如神宗所願，王安石確實功力深厚，在他為相期間他不但讓新法在全國全麵鋪開，同時也將反對新法的保守派大臣幾乎全部打倒並外放出京。在王安石大發神威的歲月裡，神宗就像是一個在一旁虛心受教的學生，等到王安石身心俱疲並功成身退之後，神宗也完成了自己的蛻變。
十年彈指一揮間，當如火如荼的“熙寧”成為歷史，當風雲激蕩的“元豐”大幕開啟，此時已到而立之年的神宗皇帝已然成了一個極具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的政治家。
有一個事實可能被我們很多人都給忽略了或是沒有意識到，那就是宋神宗趙頊可以說是北宋所有皇帝裏麵在個人集權這方麵做得最狠的皇帝，這一點就連太祖和太宗兩位皇帝都不及他。簡而言之，無論是太祖還是太宗其治國的方式都是希望能夠和文官集團通力合作以實現國富民強的宏願。換言之，皇帝和大臣雖然是君臣但實際上卻是合作夥伴，凡是軍國大事我們都是一起商量著來辦。但神宗呢？他心高氣傲，他誌存高遠，在王安石的身後蟄伏已經十年的他覺得自己已經深得帝王之道和治國之道，因而在他掌權之後他認為自己不需要什麼合作夥伴，他需要的隻是聽話的辦事員，因為他自信自己永遠正確，下麵的人隻需要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事就行了——正如他的老師王安石曾經所做的那樣。
說到這裏，請允許我閑扯幾句。
恕我直言，真正的法家信徒從來都崇尚專製和獨裁，而非什麼民主，而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有為之君和治世能臣在行事風格上也都是秉持著“外儒內法”的一貫作風。我更想說的是，那些以“以儒治國”而聞名於史的皇帝從長遠來看往往都是整個帝國的掘墓人，導致一個國家最終腐朽並滅亡的所有積弊幾乎都是在這種皇帝當國時開始滋生或發酵。如果說慈不掌兵和義不掌財是真理，那麼“仁不當國”也應該是真理。正所謂慈母多敗兒，純粹的仁君則是多敗國，如果說隋煬帝是“過在當代而利在千秋”，那麼某些所謂的仁君則是“利在當代而禍及子孫”。
我這裏不是想一杆子撂倒一片從而一舉否定掉那些仁君和仁政，我隻是想以此說明仁君並非就一定是聖君，而聖君則未必就受人歌頌，尤其是在主張施行仁政的儒家弟子眼裏就更是如此，比如說始皇帝嬴政。再次宣告，我不是想攻擊仁政。然而，任何事物和事理都不是亙古不變的，仁政也是如此。在它剛出台的時候它看上去可能真的就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但時間久了它可能就會成為危及國勢的弊端或弊政。
我們這裏就拿宋朝的“三冗”問題來說事。
導致宋朝出現“冗兵”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宋朝政府在大規模災荒發生之時為了防止災民作亂便將災民裡的精壯小夥選拔入伍，據說如此一來既解決了民生問題又維護了社會穩定並看似還鞏固了國防，這算是不是一種仁政和善政呢？
“冗官”現象則是宋朝政府為了照顧歷代的勛貴子弟和籠絡天下仕子人心才大把地往外拋烏紗帽，同時也是希望以此來彰顯宋朝的文德和文治，此舉更能鼓勵和倡導天下人知禮明理。那麼，這又算不算是一種善政和仁政？
至於冗費問題，政府為國家公務員提供優厚的薪資待遇和福利待遇無論怎麼說都是皆大歡喜的事，更是能夠直接或間接地促進國民消費並壯大和發展第三產業，這難道不也是一種善政和仁政嗎？
可最後的結果呢？宋朝所施行的這些仁政和善政在百年以後讓宋朝變成了一個臃腫不堪行動遲緩的糖尿病患者，可蓋棺論定的時候仁宗皇帝青史留名並被千古傳頌，反而是力圖醫治這個糖尿病患者並試圖讓他煥發了生機與活力的神宗皇帝卻倒了血黴，他被一群嘴上叫喊著忠君事國的好臣子在史書裡給描述成為誌大才疏、意誌脆弱、禍國殃民之君。
從這一點上來說，在神宗皇帝死後就立馬廢除之前的所有改革措施進而將神宗朝的所有功業都予以否定的保守派就像是一群寄生蟲，因為隻有讓宋朝繼續臃腫肥胖下去才能讓這群寄生蟲及其後代繼續生存下去，而宋朝的減肥運動對這這群寄生蟲來說幾乎就是滅頂之災。
可笑又可恥的是，這群寄生蟲卻自詡自己代表著全天下的黎民百姓，他們利益受損日子難過的時候就動輒說什麼“天下沸然”或“天下騷動”。這個邏輯真的是很感人，請問：什麼時候官僚、商人、地主階級竟然成了全民代言人了？這些人在歷朝歷代都是一群吸附在身處社會底層的黎民百姓身上的一群寄生蟲，而寄生蟲有什麼資格可以代表寄主？沒錯，我生病了，我吃藥打針的時候確實感覺很不爽，可這能說明我反對吃藥打針嗎？真正應該對吃藥打針感到恐懼和敵視的應該是那些寄生蟲吧！
我們再把這個理放在宋朝的身上。神宗朝的一係列改革其實就是在這個國家治病，但由於這個病已然侵襲五臟六腑，所以這是一場大手術，大到讓整個國家的每根神經都跟著產生了震顫。那麼，這場手術成功了嗎？這個問題我們在這裏已經無需作答，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之後我們就已經總結了改革為國家所帶來的各種利好的變化，事實證明宋朝瘦身成功了。簡而言之就是國庫充盈、軍力增強、農業生產穩步向好。
在開始講述王安石變法前我曾經說過會盡量客觀地來講述這段本就極具爭議的歷史，但是在這裏我必須要說句抱歉。我承認自己在很多時候還是不由自主地帶了主觀情緒，但這裏我仍然堅持之前的那個觀點，我的認知和看法並不是真理，僅僅隻代表我自己的個人看法。同時，我也不認為別人的認知是大錯特錯，哪怕他的觀點與我完全相反。人與人之間在同一件事物上有異見很正常，但強行去改變別人的觀點甚至去攻擊別人的觀點就顯得極其狹隘和惡毒。除非是涉及大是大非或人倫綱常，否則憑什麼你的認知和理解就是絕對正確？說白了，我們都隻是站在自己的立場和角度去思考和看待問題而已，在這方麵絕對的客觀是不存在的。
我之所以兜了這麼一大圈到底想說什麼？很簡單，北宋到了神宗登基的時候已經到了一個生死攸關的岔口，繼續沿著老路走下去就是一個糜爛而終的結局，而如果想冒險去探索出一條全新的道路則是荊棘遍佈溝壑縱橫，但王安石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為宋朝成功地蹚出了一條康莊大道。在王安石隱退之後，神宗扛起了變法的大旗，但作為一個心懷淩雲之誌的帝王，神宗並不滿足於富國強軍，他要做的是在王安石的改革成果和基礎之上將宋朝帶向一個更高的巔峰——他要完成太祖和太宗皇帝畢生所矢誌追求但卻終其一生也未能實現的千秋偉業。
說得直白一點，神宗也想成為千古一帝。倘若他真的做到了，那麼宋朝就將真的做到“遠邁漢唐”，畢竟若論文化和經濟以及文明程度，漢唐遠不及宋朝，而宋朝與這二者相比唯一所不足的地方就是至今也沒能在軍事上為自己正名。要想在軍事上為自己正名，宋朝所要達成的最低成就必須得是降服西夏讓河西走廊重回華夏版圖，再者就是必須要奪回幽雲十六州，唯有如此才宋朝才能在漢唐這兩個王朝的麵前做到挺胸抬頭。
千古一帝是輕而易舉就能達到的成就嗎？當然不是，尤其是對守成之主來說這項成就更是難以達成，中國歷史上以守成之主的身份成為千古一帝的人有且隻有一個——漢武帝劉徹。守成之主為何難以成為千古一帝？個人認為，這口鍋其實應該落到儒家的頭上，因為他們總是這樣訓導我們的那些守成之主：行仁政守規矩就是好皇帝，可如果你要搞事情可就要小心了，贏了你要脫層皮，輸了你就要身敗名裂且被青史以反麵教材昭示告萬世。可是，如果守規矩也亡國了呢？那就很不好意思，這隻能說明你昏庸無能，因為你沒有解決國家所存在和麪臨的問題與危機。總之，叫你守規矩的是他們，說你不懂變通的也是他們，而他們隻負責說，從來不負責做。
從這一點上來說，神宗作為一個從小就養尊處優的守成之主能有一番淩雲之誌已經很是難得，但更難得的是他還真的這樣去做了——冒著可能會身敗名裂的風險。這樣的人即使最後失敗了，但他仍然值得我們為其鼓掌喝彩為其心生敬意，更何況神宗並未失敗。如果不是他英年早逝，司馬光怎能有機會靠著一個女人迎來自己的翻身之日並將神宗的功業用史筆進行全盤否定。趕巧的是，司馬光不多不少偏偏就比神宗皇帝晚了一年去西天取經，但就是這一年的時間卻讓宋朝乾坤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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