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1年伊始，隨著免役法實施細則的頒佈並在開封府周邊各縣開始試行，反對派隨即就開始公開或是在暗地裏展開了反撲，說好聽點也可以說是抗爭。
先說明麵上的抗爭和對抗。
在這件事上麵，保守派的眾位大佬可謂是傾巢而出，無論是被外放地方的富弼、韓琦和司馬光還是身在京師的文彥博和蘇軾，這些人都在為阻止免役法接下來將在全國的推行而不遺餘力地搖旗吶喊甚至於是以身抗法。
在外放的這些人裏麵，此時身在亳州的前宰相富弼的做法最爺們兒，他直接下令讓下轄各個州縣的官員拒絕執行新法的各項規定，其抗拒之激烈甚至達到了敢於當麵與朝廷派遣到當地監督新法執行情況的特派員進行公開叫板的程度。在這之前，範仲淹的二公子範純仁也是這樣做的，而富弼雖然貴為三朝老臣且是前宰相，但他這種公然對抗中央的行為顯然得不到什麼好果子吃。富弼最後終因此舉而被趙頊剝奪了使相的頭銜並將其調離到汝州為官，並且他手下的一眾官員也因為他的所為而被逐一貶官。
在富弼途經南京應天府時，他與應天府的留守、同為保守派大臣的張方平有過一番促膝交談。在這一次的談話中，心灰意冷的富弼無不寒心且懊悔地表示自己當初真的是瞎了眼看錯了人，他儘管並沒有提王安石的名字，但張方平顯然知道他在說誰，畢竟大家都知道他富弼以及文彥博當年對王安石這個後生是何等地讚譽有加，而與對王安石毫無好感的蘇洵極為投緣的張方平此時卻頗為有些得意地說道：“我早就看出王安石不是個什麼善類，所以當初我連話都不想跟他多說一句。”
如此看來，張大人可謂慧眼識人的高人矣！
富弼的任性所為導致他徹底地斷送了自己的官宦生涯，但他的政治生命仍然活著。作為士大夫階層的精神領袖級人物，他這種人即使沒有一官半職，可隻要他說句話就能瞬間浮動官場甚至動搖君心。
說完了富弼，我們再來說比他更早退出官場的司馬光。
富弼在亳州與新法橫眉冷對之時，遠在大西北的司馬光過得也是水深火熱。按理說他這個整日待在唐朝故都長安城裏的永興軍知軍應該日子過得很瀟灑，畢竟這裏比起秦州、渭州和延州這等隨時處在西夏人兵鋒威脅之下的邊城已經算得上內郡了，可事實卻不然。司馬光其實過得是既痛苦又憋屈，原因就在於此時在他頭上有一個能夠管得住他的大官——當朝首相、陝西河東兩路安撫使韓絳，而且他下麵的官還總跟他唱反調，他突然發現自己作為保守派的旗幟性人物好像掉進了新法派的狼窩裏。
司馬光初到長安之時正逢陝西宣撫司衙門奏請增修長安的城防，然後韓絳又奏請增加長安的守備力量，但這些都被司馬光認為是在沒事找事，他也跟著上奏請求趙頊不要同意宣撫司衙門的奏請，而他的理由則是長安城又不是什麼邊關重鎮，西夏人根本打不過來，所以用不著增兵更用不著增修什麼城牆，而且城內的糧食本來就不充裕，韓絳這時候又是派兵又是派遣施工隊過來修城防簡直就是在搶食吃。這個理由估計趙頊看了都會暗自發笑，最後的結果自然是司馬光的奏請被否決。
在韓絳麵前吃了敗仗的司馬光當然不肯認輸，他隨即又上奏說其境內因為有災荒，所以他希望能夠在其轄境內暫時性地革除青苗法。他也不等朝廷的回復，而是直接下令所轄州縣不要聽從主管新法施行事務的司農寺官員的命令，但朝廷這一次直接給當地的提舉司衙門下了命令：不要聽司馬光的，一切按照青苗法的規定來辦事，你們的一切行動都要聽從司農寺官員的安排。
有了朝廷方麵明文撐腰的陝西宣撫司衙門不久之後正式下令各路兵馬分別進入長安、河中府和邠州，而且三地的城防設施也要儘快開始增修，司馬光由此而大怒，他拒不領命。為此，司馬光再又給朝廷上疏直接擺明瞭自己的態度和立場：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
司馬光這意思就是他寧可被罷職也不會執行韓絳的命令。試問，一個地方官員竟然敢於在當朝宰相甚至是首相的麵前說他堅決不會執行朝廷的政令，這是什麼性質的行為？後果又會是什麼？可是，司馬光就是這麼的“大義凜然”，而且還引以為榮。當然，他自己也知道這樣做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殺頭顯然是不可能的，身為大宋朝的文官，他頂多會被調離到別的地方去，而他也為自己提前想好了去處，那就是去西京洛陽府，而且他連自己的官職都給自己選好了——判西京留司禦史台。
奏疏呈上，但司馬光遲遲沒有等到朝廷的回復，他由此而斷定這可能是他曾經的那位好朋友王安石在有意搞他，他索性又給趙頊上了一份奏疏並且在奏疏裡對王安石一頓猛烈地狂轟濫炸。
請注意，當代的某些所謂的文學研究者和文青經常說什麼司馬光為人光明磊落且道德高尚，說他這一輩子都沒有對王安石口出惡言，說司馬光雖然和王安石政見不同但卻從來都是以君子之道相待，並且還舉了很多例子來證明。但是，如果這些人能夠知道司馬光這會兒寫的這份奏疏的內容定會感覺小臉火辣辣的一陣巨疼。
我們現在來看司馬光在這裏麵都說了什麼：“陛下，我這個人確實沒什麼本事，論先見不如呂誨，論公直不如範純仁，論敢於直言不如蘇軾，論勇決不如範鎮。呂誨在王安石升任參知政事的時候就說此人是個姦邪，一旦讓此人當政必定天下大亂，我當初還不同意，可如今王安石在朝中招引朋黨佔據要職並打擊異己，而且還倚仗著陛下的恩寵專斷行事搞得天下人群議沸騰，直到這時我才知道呂誨是多麼具有先見之明。範純仁之前也與王安石走得很近，可他後來發現王安石這個人很不靠譜之後便捨棄私交與其公開決裂。可是，我因為和王安石之前確實有些交情，所以對於他的所作所為我一直都選擇了隱忍，我未曾刻薄待他，但他對我卻甚是薄涼。如今看來我真的是有負於陛下，以至於如今讓王安石如此的無法無天。相比起來，我和範純仁相比實在是差的太遠，而相比於蘇軾敢於不懼王安石的權勢和淫威堅決與其鬥爭到底的行為和精神，我也是相形見慚。範鎮就更不用說了，他寧可丟官罷職也要揭露王安石的奸佞本性。相比這些人，我在這方麵就有點貪慕權貴，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太過為自己的家小考慮問題。既然陛下現在對王安石言聽計從，而我又不願意附從於他，那麼就請陛下按照範鎮的例子也允許我致仕退休。如果陛下覺得我的過失比範鎮還大，那麼就請陛下施以重處，要貶要殺，臣絕不迴避！”
很明顯，司馬光這樣的說辭已經是**裸地在對王安石進行人身攻擊，諸如奸佞和無法無天這類的詞句更是在他這裏脫口而出，這說明他已經惱羞成怒以至口不擇言。他這樣做無疑是在逼趙頊或者說是在逼王安石對他下狠手，其架勢頗有破罐子破摔的意味。既然如此，趙頊也隻好被迫同意他的奏請，他讓司馬光到許州去當知州，可司馬光不想領這份差事，簡單說就是他不想做什麼地方官，不想理政，不想與新法扯上任何關係。
幾番奏請之下，趙頊終究還是同意讓他去洛陽去充任“判西京禦史台”。這是一個閑職，按照史書的說法，司馬光從此不問政事（光既歸洛，絕口不論事）。那麼，司馬光從此又幹什麼呢？很簡單，專心致誌寫他的《資治通鑒》。
富弼和司馬光這兩個外臣相繼下課並就此完全地置身於幕後暗中等待發力的時機，而身在權力風口的另外兩位保守派大佬卻仍在繼續戰鬥——蘇軾和文彥博。青苗法已經讓廣大的官員、商人和地主們痛苦不堪了，這免役法眼看就要在全國推行，若是真的等到那一天，他們這些官老爺和有錢人可就要向國家繳納“助役錢”了，而且是官越大繳得就越多，家產越豐厚繳得越多，這讓他們的戰鬥慾望是空前的高漲。打倒王安石，打倒新法，唯有如此這場“禍國殃民”的變法運動才能終止，也唯有如此才能讓從前的美好而又幸福的日子重回人間和官場。
要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直接攻擊新法顯然不會有什麼效果，這會直接觸怒到當今天子，範純仁、富弼和司馬光就是例子，誰敢抗拒執行新法就當地免職，哪怕你是前宰相。攻擊王安石也不會有什麼效果，一來是因為之前有太多的人因此而被貶黜，二來王安石本來就私德無虧，此人既不貪汙又不受賄還不喜好聲色，純粹就是一個工作狂，這就讓保守派有些無從下手。如此，那就隻好從別處下手。可是，這事可得注意了，王安石可不是小白兔，他不是好惹的，而且皇帝就是他的堅實後盾，你這時候要敢跳出來小心官位不保，但有人就是覺得自己頭鐵，就是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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