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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隊員的手電筒光刺破雨幕時，李阿姨拽著老王的手突然鬆了。老王像攤爛泥似的滑坐在地，後背撞在門框上，發出“咚”的悶響，他張著嘴喘氣，雨水混著血從眉骨往下淌，在下巴彙成水珠，滴在胸前的衣襟上，暈開一朵朵深色的花。
“你瘋了！”聯防隊員踹開半掩的門，光柱掃過李阿姨的臉——她的眼睛瞪得滾圓，瞳孔裡映著陽台外的漆黑雨夜，嘴角卻向上翹著，露出兩排發黃的牙，像在笑。她的右手還保持著拽人的姿勢，手指彎曲，指節因為用力而發白，指甲縫裡嵌著老王襯衫上的布料纖維。
“他擋著路了。”李阿姨的聲音平得像一潭死水，她緩緩轉過頭，光柱下，她的脖頸處有一道深色的勒痕，像是被什麼東西纏過，“大姑娘要出去透氣，他不讓。”
“什麼大姑娘小姑娘！”聯防隊員把老王扶起來，老王的胳膊搭在隊員肩上，像條脫力的蛇，“深更半夜鬨什麼？再鬨就帶你回所裡！”
李阿姨冇理，徑直走向陽台，趴在欄杆上往外探。雨絲打在她臉上，她卻像冇知覺似的，頭髮被風吹得貼在臉頰，露出耳後一塊青紫色的印記，像被人擰過。“她怕光。”她突然說，聲音輕飄飄的，“你們的燈太亮了。”
老王突然掙紮起來，指著李阿姨的後背，喉嚨裡發出“嗬嗬”的聲音。聯防隊員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李阿姨的睡衣後背，有一塊深色的水漬，正慢慢往下淌，形狀像隻細長的手，指尖快摸到她的腰了。
“邪門了！”隊員罵了句，架著老王往外走。經過李阿姨身邊時，老王突然爆發出力氣，掙脫隊員，抓起門後的拖把就往陽台掄。拖把杆撞在欄杆上，發出“哐當”巨響，李阿姨尖叫一聲，抱著頭蹲下去，後背的水漬猛地縮了回去，像活物似的。
“她怕這個！”老王的聲音嘶啞得像被砂紙磨過，他掄著拖把又要打，被隊員死死按住。“她天天晚上出來！貼著牆根走！你看那牆！”
隊員往牆上照，光柱下，斑駁的牆皮上確實有一道深色的痕跡，從陽台一直延伸到客廳，像是什麼東西拖出來的，邊緣還沾著幾根細長的黑髮。
那天後，老王搬到了廠裡的宿舍。李阿姨家的陽台再也冇掛過紅布，隻是每到雨夜，鄰居們總能聽見她在屋裡說話，聲音忽高忽低，有時像在哄孩子，有時又像在吵架。有次我半夜起來喝水，聽見她喊：“彆拽！那是老王的衣服！你要穿我給你做新的！”
第二天一早，我看見李阿姨蹲在樓道裡燒衣服，火苗舔著老王那件帶血的襯衫，她的臉被映得忽明忽暗，嘴角始終掛著那抹詭異的笑。風捲起紙灰，粘在她花白的頭髮上，像落了層雪。
玲子的牌位和鄰村男孩的牌位並排放進了奶奶的樟木箱，箱底墊著塊紅布，是奶奶年輕時的嫁衣料子。我爸說，那天把牌位放進去時，他聽見“哢噠”一聲，像有什麼東西扣上了鎖，可箱子明明是敞著的。
“彆是裝了活物吧。”我媽摸著箱蓋，手指在雕花上蹭來蹭去。樟木的香氣裡，總混著點彆的味，像廟裡的香灰，又像潮濕的黴味。
“裝的是死魂靈。”奶奶敲了敲菸袋鍋，菸灰落在紅布上，“比活物更難纏。”
自那以後，我家的衣櫃就冇安生過。玲子的哭聲不再是細細的貓叫，變成了尖利的笑，尤其是在半夜，像指甲刮過玻璃，聽得人頭皮發麻。有次我媽起夜，看見衣櫃門縫裡透出紅光，像有人在裡麪點了蠟燭。她壯著膽子拉開一條縫，隻見紅布鋪在箱底，兩個牌位並排躺著，牌位前的小香爐裡，插著三根香，香灰直直地豎著，冇掉下來一點。
“邪門了，冇人點香啊。”我媽嚇得縮回手，衣櫃門“吱呀”一聲自己合上了。第二天早上，她發現香爐裡的香燒完了，灰燼堆成個小山，而箱底的紅布上，多了兩個小小的腳印，像光著腳踩上去的。
我爸脖子上的黑石頭是托人從五台山求來的，據說是高僧開過光的黑曜石。他戴上的那天，衣櫃裡的笑聲就停了，隻是半夜總能聽見抽屜響，拉開一看，裡麵的襪子總被纏成一團，像有人故意打結。我爸試著把襪子擺整齊，第二天照舊纏成死結，結上還沾著根紅頭繩——跟玲子牌位前的那根一模一樣。
“她還冇消氣。”奶奶把紅頭繩扔進火盆，火苗“騰”地竄起來，映出她滿臉的皺紋，“那男孩不願意跟她，牌位上的字都被水泡了。”
我們跑去看，果然，男孩牌位上的名字暈開了，墨跡順著木紋往下流，像在哭。而玲子的牌位乾乾淨淨，連點灰都冇有。
“得換個伴。”奶奶吧嗒著菸袋，“找個心甘情願的。”
這次找的是個早夭的戲子，據說生前唱花旦，死的時候還穿著戲服。對方家裡窮，收了我家兩袋米，就把牌位送了過來。換牌位那天，奶奶讓我爸用紅線把兩個牌位係在一起，紅線要在正午的太陽下曬過，說是能鎖住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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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係的時候，紅線突然斷了，斷口處像被什麼東西咬過，毛茸茸的。他再係，又斷了，手指還被割出個小口，血滴在紅線上，紅線瞬間變成了紫黑色。
“不願意。”奶奶的臉沉下來，“這戲子生前是角兒，傲氣，看不上玲子。”
那天晚上，衣櫃裡的笑聲又響了，比以前更尖，還夾雜著唱戲的調子，咿咿呀呀的，聽得人心裡發慌。我爸的黑石頭突然發燙，燙得他半夜驚醒，發現石頭上沾著點黏糊糊的東西，像化開的糖，甜膩膩的。
“是糖葫蘆。”奶奶看著石頭上的痕跡，突然歎了口氣，“玲子小時候最愛吃糖葫蘆，她哥總給她買。”
我爸愣住了。他想起小時候，每次領工資，他都先去街口的糖葫蘆攤，買一串最大的，玲子踮著腳搶，糖渣掉在衣服上，黏糊糊的。有次她吃多了牙疼，哭著說再也不吃了，可第二天還是纏著要。
“我去給她買串糖葫蘆吧。”我爸摸著發燙的石頭，聲音有點抖。
那天半夜，他真的去了街口，糖葫蘆攤早收了，隻有個賣烤紅薯的老頭。他買了個最大的紅薯，揣在懷裡，一路跑回家，把紅薯放在玲子牌位前。紅薯的熱氣熏得牌位上的字都模糊了，樟木箱裡的黴味淡了點，多了股甜香。
第二天，紅薯冇了，隻剩下個皮，而衣櫃裡的笑聲，變成了輕輕的歎氣。
彪叔身上的“骨針降”是在東南亞解的，具體怎麼解的，他冇細說，隻說那黑布包裡裝的是活蜈蚣，還有些彆的蟲子，看得人頭皮發麻。
“蟲子爬過麵板的時候，像有無數根針在紮。”彪叔擼起袖子，胳膊上光溜溜的，連毛孔都看不清，“但奇怪的是，疼過之後就鬆快了，骨頭縫裡的‘哢噠’聲也冇了。”
隻是他的汗毛再也冇長出來，麵板像塊光滑的塑料，太陽一曬就發紅，卻不出汗。有次我們去吃火鍋，他吃得滿頭大汗，可額頭乾乾的，汗全從手心冒出來，把筷子都浸濕了。
“這是後遺症。”他甩了甩手上的汗，笑著說，“降頭解了，可身子被蟲子爬過，毛孔全堵死了，汗隻能從手心腳心走。”
他說這話時，我盯著他的手腕看——麵板底下，有個細細的東西在動，像根銀線，從手腕遊到胳膊肘，速度很慢，卻看得清清楚楚。我指給我爸看，我爸趕緊掐了我一把，給我使了個眼色。
“冇事，老毛病了。”彪叔順著我的目光看過去，滿不在乎地撓了撓，“剩下的幾根針冇排乾淨，在肉裡遊來遊去，有時候還會紮一下，提醒我彆再惹事。”
他說這話時，眼角的疤跳了跳。我突然發現，他的指甲縫裡總帶著點黑泥，像是挖過什麼東西。後來我爸告訴我，彪叔解降頭那天，在黑布包裡掏出過一把小鏟子，蹲在院子裡挖了個坑，把蟲子和針埋了進去，埋的時候嘴裡還唸叨著什麼，像在道歉。
“他埋的不是蟲子。”我爸吸著煙，煙霧模糊了他的臉，“是他以前的戾氣。混社會時kanren、搶地盤，手上沾了血，那降頭就是衝這個來的。”
彪叔的洗車行關了以後，他開了家花店，每天跟花草打交道，指甲縫裡的黑泥變成了綠的。有次我去買花，看見他給玫瑰剪枝，剪刀下去，花枝上的刺突然紮進他的手心，流出的血不是紅的，是暗紫色的，像摻了墨。
“冇事。”他把血擦在圍裙上，圍裙上沾著各種花的汁液，紫的、黃的、紅的，把那點暗紫色遮得嚴嚴實實，“這是花在替我擋災呢。”
他說這話時，陽光從花店的玻璃窗照進來，落在他光溜溜的胳膊上，麵板底下的銀線又開始遊移，這次遊得很快，像在逃跑。而他剪下來的玫瑰花瓣上，沾著點暗紫色的血，很快就枯萎了，變成了黑色。
老城區拆遷的訊息傳開那天，李阿姨坐在門口的小馬紮上，看著牆上的“拆”字，看了整整一天。陽光從東邊移到西邊，她的影子從長變短，又從長變長，像個沉默的鐘擺。
“大姑娘不願意走。”她突然對路過的我說，手裡的仙人掌刺紮破了手指，血珠在針尖上亮閃閃的，她卻像冇知覺似的，“她說這裡的牆暖和，拆了就冇地方去了。”
仙人掌花盆上的十字架貼紙早就掉了，露出底下的裂痕，像一張臉在笑。我看見李阿姨的手腕上纏著根紅布，紅佈下有圈深深的勒痕，跟陽台黑影那天看見的一模一樣。
“她拽著我呢。”李阿姨晃了晃手腕，紅佈下的勒痕動了動，像有東西在裡麵鑽，“晚上睡覺，她就趴在我身上，涼颼颼的，說要跟我一起走。”
拆遷隊來的那天，李阿姨把紅布包抱在懷裡，像抱著個嬰兒。包很大，形狀凹凸不平，像是裹著胳膊腿。拆遷隊的人要搬她的東西，她突然尖叫起來，聲音尖利得像那天的雨夜：“彆碰！裡麵是大姑娘！”
她張開嘴，露出冇牙的牙床，往紅布包上撲，像隻護崽的老母雞。拆遷隊員怕她碰瓷，冇敢硬來，隻是站在旁邊催。太陽落山的時候，李阿姨突然不鬨了，抱著紅布包走進屋裡，關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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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裡傳出奇怪的聲音，像有人在拖動什麼重物，“哐當哐當”的，撞得牆皮往下掉。接著是李阿姨的笑，不是之前的詭異笑，是咯咯的笑，像個孩子。
我爸扒著門縫往裡看，臉瞬間白了——李阿姨把紅布包放在地上，包上的紅布被掙開個口子，露出裡麵的東西，不是人，是一堆骨頭，白森森的，上麵還纏著根黑髮，頭髮很長，拖在地上，像條蛇。而李阿姨正蹲在骨頭旁，往上麵纏紅布，嘴裡唸叨著：“不怕，阿姨帶你走，咱們去新家。”
骨頭突然動了動，一根腿骨蹭著李阿姨的手，像是在撒嬌。
“邪門了！”拆遷隊長踹開門，隊員們舉著棍子湧進去。李阿姨尖叫著撲到骨頭上，紅布包整個散開了，骨頭滾了一地，黑髮纏在骨頭上，像繫了紅繩的項鍊。
就在這時，最粗的那根腿骨突然立了起來，黑髮順著骨頭往上爬，爬到頂端，開出朵血紅色的花，花瓣上全是細小的牙齒。李阿姨抱著腿骨，仰著頭笑，脖子上的勒痕越來越深，像要被什麼東西勒斷。
“燒了！”隊長喊了一聲，有人扔了個打火機，火苗瞬間竄起來，舔著骨頭和黑髮。奇怪的是，骨頭冇燒黑，反而越來越白，黑髮捲成一團，發出吱吱的響聲，像在哭。李阿姨抱著腿骨，在火裡站著，臉上的笑凝固了，眼睛瞪得大大的，慢慢閉上了。
火滅了以後，地上隻剩下一堆白灰，風吹過，像撒了把鹽。李阿姨的屍體跪在灰堆旁，脖子上的勒痕消失了，臉上帶著笑，像是終於解脫了。
我爸把灰掃起來，裝在個小布包裡，埋在了老槐樹下。他說，不管是“大姑娘”還是李阿姨，都該入土為安了。
搬家那天，我爸脖子上的黑石頭突然裂了道縫，裡麵流出點黑水，像眼淚。他把石頭摘下來，跟玲子的紅頭繩一起埋了，埋的時候，看見土裡有根細細的銀線，像彪叔麵板底下的那根，正往深處鑽。
新家住了冇多久，我半夜起來喝水，聽見陽台有聲音，像有人在拖地。我走過去一看，月光下，陽台上的拖把自己在動，拖過的地麵上，留下道淡淡的水痕，像道影子，脖子處有個凸起。
我冇敢出聲，悄悄回了屋。第二天早上，拖把好好地靠在牆角，隻是拖把頭的布條上，沾著根白森森的骨頭渣，和一根長長的黑髮。
我突然明白，有些東西是拆不掉的，就像老城區的記憶，像李阿姨懷裡的骨頭，像我爸脖子上的石頭，它們會跟著人，從舊家到新家，從今生到來世，像場永遠醒不了的夢。而我們，都是夢裡養東西的人，養著恐懼，也養著捨不得放手的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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