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川的冬天沒有鄂爾多斯的風沙烈，卻透著一股鑽骨的濕冷。楊樹彬帶著家人出了火車站，站在人潮湧動的廣場上，手裏攥著僅剩的幾千塊錢，第一次生出“無處可去”的茫然——之前的逃亡，不管是山東的地下室，還是包頭的桌球廳，至少能找到暫時安身的角落，可在銀川，連租個偏僻的民房都成了難題。
他連著跑了三天中介，張口問“要不要身份證”，對方要麼擺手拒絕，要麼用懷疑的眼神打量他：“現在租房都要實名登記，沒有身份證，誰敢租給你？萬一你是逃犯，我們擔不起責任。”
每次被拒絕，“馬海燕”的臉色就沉一分。第四天晚上，她抱著哭鬧的兒子，終於忍不住爆發了：“彬哥，我們到底要逃到什麼時候？小寶凍得發燒，媽也水土不服，再這樣下去，不等警察來抓，我們自己就先垮了！”
楊樹彬坐在冰冷的台階上，抽著煙，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知道“馬海燕”說得對，可他沒得選——他不敢用“王學禮”的假身份，怕被中介查出破綻；更不敢暴露“楊樹彬”的真名，那意味著滅頂之災。
最後，還是在城郊的棚戶區，找到了一間漏風的土坯房。房東是個獨居的老人，眼神不太好，收了雙倍押金，沒要身份證，隻說“你們好好住，別給我惹事就行”。
土坯房裏沒有暖氣，晚上隻能靠燒煤爐取暖。母親的咳嗽越來越重，夜裏常常咳得睡不著；兒子小寶適應不了氣候，反覆發燒，哭著要“回包頭的家”；“馬海燕”每天要去附近的餐館洗碗，回來還要照顧老人和孩子，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少，眼裏的疲憊卻越來越重。
楊樹彬找活乾的路也格外艱難。他去工地應聘，工頭要身份證登記；去菜市場扛菜，老闆說“要熟人介紹，不然不敢用”；甚至想去撿破爛，都被當地的拾荒者警告“這一片是我們的地盤，外來的別插手”。
走投無路時，他隻能去城郊的廢品回收站，乾最臟最累的分揀活。每天天不亮就去，在堆積如山的廢品裡挑揀塑料、金屬，手上被劃破的傷口結了痂，又被新的劃痕覆蓋。老闆給的工錢少得可憐，一天隻有三十塊，勉強夠買一家人的口糧。
日子的窘迫，讓這個本就脆弱的“家庭”，漸漸出現了裂痕。“馬海燕”開始頻繁地抱怨，從“當初不該跟著你”，到“早知道這樣，還不如在河南農村撿破爛”；母親看著消瘦的孫子，也常抹著眼淚說“要是當初勸勸你，就不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楊樹彬每次聽到這些話，都隻能悶頭抽煙，或者乾脆摔門出去，在棚戶區的小巷裏漫無目的地走。他知道家人的委屈，可他沒法解釋，也沒法改變——他就像一頭困在牢籠裡的野獸，隻能眼睜睜看著身邊的人跟著自己受苦，卻連保護他們的能力都沒有。
有天晚上，他收工回來，看到“馬海燕”坐在床邊，手裏拿著一張皺巴巴的照片——是他們在包頭時，帶著小寶去公園拍的。照片上的“馬海燕”穿著新買的羽絨服，笑著依偎在他身邊，小寶舉著，笑得一臉燦爛。
“彬哥，”她的聲音帶著哽咽，“我們還能回到以前的日子嗎？”
楊樹彬走過去，從背後抱住她，眼眶瞬間紅了。他想說“能”，卻怎麼也開不了口——他知道，那些所謂的“好日子”，不過是用謊言和罪惡堆砌的泡沫，一旦戳破，就再也回不去了。
而此時，包頭警方順著“王學禮”的出逃軌跡，已經查到了銀川。民警們拿著協查通報，在火車站、汽車站、棚戶區等地走訪排查，雖然暫時還沒找到楊樹彬的蹤跡，卻已經離他越來越近。
銀川的夜，格外寂靜。土坯房裏，煤爐的火苗忽明忽暗，映著一家人疲憊的臉龐。楊樹彬看著熟睡的兒子，心裏默默祈禱：再給我一點時間，等小寶好起來，等媽不咳嗽了，我一定想辦法，讓你們過上安穩的日子。
可他不知道，安穩對他來說，從來都是一種奢望。逃亡的路還在繼續，而這一次，他和他的“家”，已經快要走到崩潰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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