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的冬天來得早，寒風卷著沙礫，刮在臉上生疼。楊樹彬裹緊身上的舊棉襖，跟著工頭鑽進建築工地的臨時工棚——這是他來鄂爾多斯後的第三份零工，乾的是最累的搬磚活，日結工資，不用登記身份，正好符合他的需求。
工地上魚龍混雜，大多是和他一樣的臨時工人，沒人追問他的來歷，隻知道他叫“老王”，沉默寡言，幹活卻格外賣力。每天從清晨忙到深夜，累得倒頭就睡，反而讓他少了些噩夢的糾纏。隻是偶爾歇工，看著遠處工人們拿著身份證去小賣部辦電話卡，他都會下意識地摸向口袋——那裏空空如也，他連一張能證明自己“存在”的紙片都沒有。
“馬海燕”在家照顧孩子和母親，日子過得緊巴巴。之前攢下的錢，一部分給了刀疤劉，一部分花在了搬家路上，剩下的沒多少了。她學著在菜市場砍價，給孩子縫補舊衣服，甚至偷偷去附近的餐館洗碗，每天賺幾十塊補貼家用。可每次看到“老王”下班回來，滿身塵土、手上磨出血泡，她都忍不住紅了眼——她知道，這個“丈夫”正在用最笨拙的方式，撐起這個風雨飄搖的家。
平靜的日子沒過多久，猜忌就找上門了。同宿舍的工友“老周”，總愛打聽他的底細：“老王，你咋不用身份證？是不是犯了啥事兒，在躲警察？”
楊樹彬心裏一緊，麵上卻裝作無所謂：“老家窮，身份證丟了，一直沒補辦。”
可老周顯然不信，之後總有意無意地盯著他，甚至在他打電話時（用的是匿名手機號），偷偷湊過來聽。楊樹彬察覺到了不對勁，幹活時更加謹慎，從不和人多說一句話，夜裏也不敢睡得太沉，總擔心老周會去報警。
更讓他心慌的是，包頭那邊傳來了訊息——他從一個偶爾聯絡的“舊相識”口中得知，刀疤劉被勒索後懷恨在心，雖然沒敢直接說出“王學禮”的真實身份，卻向警方匿名舉報了“一個河南來的王姓男子，形跡可疑，可能是逃犯”。警方雖然沒立刻查到鄂爾多斯，卻重新啟動了對“王學禮”的追查，在包頭各個車站、旅館張貼了新的協查通報。
“舊相識”勸他：“你還是趕緊再換個地方吧，包頭警方現在盯得緊，萬一查到鄂爾多斯，你就麻煩了。”
楊樹彬掛了電話，坐在工棚的角落裏，抽著煙，心裏一片冰涼。他知道，鄂爾多斯也待不下去了，可他實在不想再搬家——母親年紀大了，經不起折騰；孩子剛適應這裏的生活，每天都會唸叨著“爸爸什麼時候帶我去戈壁灘玩”。
“馬海燕”看出了他的心事，晚上睡覺時，小聲說：“彬哥，要不我們去南方吧？南方暖和，人也多，更容易藏起來。”
楊樹彬沉默了很久，點了點頭。他知道，這是唯一的選擇，哪怕前路依舊充滿未知，他也隻能硬著頭皮走下去。
第二天，他向工頭結了工資，帶著家人，坐上了去銀川的火車。火車上，母親抱著孫子，看著窗外掠過的荒漠，嘆了口氣：“我們這是要去哪裏啊？什麼時候才能安穩下來？”
楊樹彬握住母親的手，聲音沙啞：“快了，媽，等過段時間，我們就能安穩下來了。”
可他自己心裏清楚，“安穩”這兩個字，對他來說，或許永遠都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火車一路向南，載著他和他的“家”，駛向新的逃亡之地。而此時，包頭警方已經根據刀疤劉的舉報，鎖定了“王學禮”的出逃方向，正朝著鄂爾多斯、銀川的方向，一步步追查過來。
逃亡的路還很長，恐懼和不安依舊如影隨形，可楊樹彬知道，隻要家人還在身邊，他就必須堅持下去，哪怕前方是萬丈深淵，他也隻能一往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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