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的深秋，楊樹彬揣著三萬塊現金，在城中村的破巷子裏見到了黑中介“刀疤劉”。對方接過錢，甩給他一個牛皮紙袋，裏麵裝著偽造的戶籍底冊和一張蓋著假公章的“常住人口登記卡”，語氣裡滿是威脅：“‘王老闆’，這東西可是我冒著風險辦的，要是出了岔子，不光你完蛋，我也得栽進去——以後每個月，給我五千塊‘封口費’，少一分都不行。”
楊樹彬攥緊紙袋，指節泛白。他知道自己被勒索了，可他沒得選——沒有這張假戶籍，兒子連私立幼兒園都進不去，而一旦拒絕，刀疤劉說不定會直接把他的底細捅給警方。“行，”他咬著牙答應，“但你要是敢耍花樣，我讓你在包頭待不下去。”
刀疤劉咧嘴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咱都是‘求財’，隻要你守規矩，保你沒事。”
可“沒事”的日子隻過了三個月。刀疤劉的胃口越來越大，從五千漲到八千，還總以“要被警方查了”為藉口，一次次上門要錢。每次開門，看到刀疤劉那副貪婪的嘴臉，楊樹彬都想抄起桌上的酒瓶砸過去——但他不能，他隻能忍著，把錢遞過去，看著對方揚長而去。
“馬海燕”看著家裏日漸減少的存款，忍不住勸：“彬哥，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他就是個無底洞，遲早會把我們拖垮的……”
楊樹彬坐在沙發上，抽著煙，眼神陰鷙。他早就想擺脫刀疤劉，可對方手裏握著他的把柄，一旦撕破臉，後果不堪設想。直到有天夜裏，他聽到刀疤劉在電話裡跟人說：“那‘王老闆’肯定有問題，等我再敲他一筆，就去派出所‘舉報’，說不定還能領筆獎金……”
這句話，徹底斷了楊樹彬的念想。他知道，不能再等了，要麼被刀疤劉拖死，要麼先下手為強。
當天淩晨，他揣著一把磨好的水果刀，蹲在刀疤劉家門口。等對方醉醺醺地回來時，他猛地衝上去，捂住對方的嘴，把刀架在他脖子上：“把假戶籍的底檔交出來，以後再敢找我麻煩，我殺了你！”
刀疤劉嚇得魂飛魄散，趕緊把藏在床底的底檔拿出來。楊樹彬一把奪過，扔進火盆裡燒了個乾淨，又搜走了對方身上的錢，才轉身消失在夜色裡。
回到家，他連夜收拾行李，把值錢的東西裝進箱子，對“馬海燕”說：“趕緊走，刀疤劉不會善罷甘休，我們必須馬上搬家。”
“那小寶的上學怎麼辦？”“馬海燕”一邊打包衣服，一邊問。
“不上了！”楊樹彬的語氣決絕，“與其被戶籍的事拖累，不如讓他先跟著我們，等以後到了新地方，再想辦法。”他知道這個決定對孩子不公平，可他沒得選——在逃亡的路上，“安穩”永遠是奢侈品，活下去纔是唯一的目標。
他們沒敢走大路，趁著天還沒亮，帶著孩子和母親，坐上了去鄂爾多斯的長途汽車。車窗外，包頭的輪廓漸漸模糊，楊樹彬看著懷裏熟睡的兒子，心裏五味雜陳——這是他逃亡路上的第三次搬家，從山東到嘉興，從嘉興到包頭，現在又要去鄂爾多斯，他不知道下一個落腳點在哪裏，也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要過多久。
而此時的哈爾濱警方，確實因為線索中斷，暫時放緩了對“王學禮”的追查。專案組把重點放在了其他在逃人員身上，關於楊樹彬的案卷，被暫時放進了檔案櫃的角落——就像他說的，十年的時間，足夠讓很多事情被淡忘，足夠讓警方的注意力轉移到新的案件上。
抵達鄂爾多斯後，楊樹彬租了一套偏僻的民房，沒再做生意，而是靠著之前攢下的錢過活。他不讓“馬海燕”出門，也不讓孩子和鄰居接觸，每天最大的樂趣，就是帶著兒子在附近的戈壁灘上散步。看著一望無際的荒漠，他偶爾會生出“就這樣過一輩子”的念頭——沒有警察的追捕，沒有刀疤劉的勒索，隻有家人在身邊，哪怕清貧，也算是一種安穩。
可這種安穩，依舊是脆弱的。他不敢用手機，不敢去銀行，甚至不敢和陌生人說話；夜裏聽到一點動靜，還是會從床上彈起來，摸向枕頭底下的水果刀；噩夢依舊每晚如期而至，那些死去的人，依舊在夢裏圍著他，無聲地控訴。
他知道，隻要“楊樹彬”這個名字還在通緝令上，他就永遠無法真正安心。他就像一隻被困在沙漠裏的鳥，看似自由，卻永遠飛不出自己編織的牢籠。而鄂爾多斯的風，正帶著沙塵，吹向他那未知的、充滿恐懼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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