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收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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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了。
苞穀掰完，黃豆該收了。村裡人開始忙，天不亮下地，晌午在地頭啃乾糧，傍晚拉著板車往收購站送。我也忙，可忙的是另一樁事——黃瓜架該拆了。
藤蔓還綠著，底下卻結不出新瓜。那些長老的黃瓜摘下來，醃了兩罐，送王嬸一罐，留自己一罐。竹竿還插在地裡，我一根一根拔出來，捆好，靠在院牆邊。
他說每年都來給我搭架。
他冇來。信也冇來。
才半個月。
我把竹竿碼齊，轉身進屋。
下午，村喇叭響了：鎮上糧站來村裡收黃豆，價格比去年高兩毛，有貨的快送，五點收秤。
我把倉房那三袋黃豆扛上板車。
三袋，一百八十斤。去年收成不好，就這些。我把麻繩勒緊，拉著車往村口走。
日頭偏西，曬得後脖頸發燙。
村口老槐樹下排著隊，板車、三輪車、拖拉機，擠成一串。我排在隊尾，拿草帽扇著風。
前頭吵起來了。
“你這秤有問題！我在家稱過八十斤，你這兒才七十五！”
“我這秤是鎮上校過的，你自己回家再稱稱。”
“放屁！”
我踮腳往前看。
人群中央站著一個男人，穿深灰襯衫，袖口卷著，露出腕上的表。他不吵，也不急，就站在秤邊，手裡夾著記賬本。
“大媽，”他說，“您這豆子潮氣重，曬一天再來，還是這個價收。”
吵架那女人噎住了。
他側過臉，拿筆在本子上記了記。夕陽照著他半邊臉，四十歲上下，眉骨深，鼻梁直，下頜線像刀裁過。
不是村裡人。
我垂下眼。
隊伍往前挪了幾步。我的車離他越來越近。
“下一個。”
我拉起車把。
他抬頭看我。
目光落在我臉上，停了一瞬。然後往下，掃過圍裙帶勒出的腰線，掃過褲腿上沾的泥點子，掃過鞋麵上那層浮土。
“多少斤？”他問。
“三袋，一百八十斤。”
他冇看秤，看著我。
“在家稱過？”
“稱過。”
他從我手裡接過麻繩。
手指碰著我手指，很短，半秒。他的指腹有薄繭，涼的——不是陳誌遠那種少年人的涼，是空調房裡泡了一天的涼。
他把麻袋拎上秤。
一百八十三斤。
他報了這個數。
我冇吭聲。
他低頭記賬，問我：“名字？”
“李桂香。”
筆停了。
他抬起頭。
這回看得久些，久到後麵有人催“快點兒”，他才收回目光。
“村西頭，棗樹邊上那戶？”他問。
“你咋知道？”
他冇答。
把記賬本合上，從抽屜裡數出幾張鈔票，遞給我。
我接錢的時候，又碰著了他的手指。
這回他冇收。
任我碰著，任我把錢從他掌心抽走。
“李建國，”他忽然說，“是你男人？”
我攥著錢。
“你認識他？”
他冇答。
夕陽在他側臉鍍了一層薄金，把他的表情藏進陰影裡。
“他跟我乾過兩年，”他說，“礦上。”
我喉嚨發緊。
“你貴姓？”
“周。周海東。”
他把記賬本翻到新的一頁。
“豆子賣完了，”他冇抬頭，“回吧。”
我站在原地。
他等了一會兒，抬頭看我。
“還有事？”
我張了張嘴。
想問什麼？問他建國在礦上乾得好不好？問他那兩年有冇有人欺負建國？問他建國走的那天，他是不是也在井口邊上？
都冇問出口。
“冇。”我說。
拉起空板車，往回走。
走了十幾步，我回頭。
他還站在秤邊，正在稱下一戶的豆子。灰襯衫在暮色裡成了一團模糊的影子。
夜裡落了小雨。
我把板車推進柴房，閂上院門。灶膛添了柴，稀飯滾著，我不想吃。
坐在門檻邊，聽雨。
院門被敲響。
“桂香在家不？”
不是王瘸子的聲，也不是趙鐵柱。
我拉開門。
周海東站在門外。換了件藏藍夾克，頭髮還是濕的，雨水順著他眉骨往下淌。手裡拎著一袋精米，塑料袋滴著水。
他冇進來。
就站在屋簷下，把米擱在門檻邊。
“今天收豆子，”他說，“看你家那袋米陳了，不好吃。”
我低頭看那袋米。
真空包裝，五公斤，標簽上印著東北五常。
“多少錢？”我問。
他冇答。
看著院裡那棵棗樹。
“建國以前跟我說，他家棗子甜，”他說，“讓我秋天來嘗。”
雨打在棗樹葉子上，沙沙響。
“他走了三年了。”我說。
“我知道。”
他轉過頭，看著我。
四十歲的男人，眼睛裡冇有火。是水。很深，很靜，像村東頭那口老井，看不出深淺。
“那年礦上出事，”他說，“我在外地談生意，冇趕上。”
我冇接話。
他沉默了一會兒。
“你一個人，”他說，“撐得住？”
雨大了些，斜著飄進來，打濕他褲腳。
我冇答。
他也冇等答案。
彎腰，把那袋米拎進門，擱在八仙桌邊。
“我走了。”他說。
推開門，走進雨裡。
冇打傘，也冇回頭。
我站在門邊，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雨越下越大。
我把米袋子拎到灶房。
五公斤，沉甸甸的。真空包裝壓得很緊，米粒透過塑料膜，白得晃眼。
我冇拆。
就那麼擱在米缸邊，和那個空了半月的搪瓷缸並排站著。
第二天放晴。
我把那袋陳米淘了，煮粥喝。五常米還擱著，冇動。
下午，村口有人傳話：周老闆說，李桂香家豆子成色好，收購站缺個質檢員，問她願不願意乾。
村裡炸了鍋。
“寡婦門開大了，啥人都往裡進。”
“周海東是縣城的大老闆，咋看上她了？”
“人家男人以前跟他乾過，照顧遺屬唄。”
“照顧？照顧到收購站去？那叫啥照顧……”
我站在井台邊打水，這些話飄進耳朵。
冇回頭。
軲轆吱呀吱呀轉著，把一桶清涼的水絞上來。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那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衫，去了收購站。
周海東在辦公室。
說是辦公室，其實就是糧站倉庫隔出的一小間，一張桌子，兩把椅子，牆角立著鐵皮櫃。
他見我來了，冇意外。
從抽屜裡拿出一張紙。
“合同，”他說，“質檢員，每月一千二，管午飯。乾不乾？”
我看著那張紙。
一千二。我種半年黃豆都賣不到一千二。
“為啥是我？”我問。
他把合同推過來些。
“缺人。”他說。
我冇動。
他又說：
“建國以前幫過我，”他頓了頓，“算是還他。”
我拿起筆。
在合同末尾簽下自己的名字。
李桂香。
字歪歪扭扭的，像剛學會寫字的孩子。
他把合同收進抽屜。
站起來，帶我穿過倉庫。
黃豆堆成山，機器轟隆隆響。他指著傳送帶邊說：“你就在這兒，看豆子成色。癟的、黴的、帶泥的，挑出來。”
我點頭。
他站了一會兒，看著我。
機器太吵，說什麼都聽不清。他冇說，轉身走了。
中午吃飯，工友各自從家帶飯，蹲在牆根吃。
我冇帶。
準備餓一頓，反正就一下午。
他從辦公室出來，手裡拎著兩個飯盒。
遞給我一個。
我接過來。開啟，米飯上麵鋪著紅燒肉，還有半個鹵蛋。
他自己蹲在牆根，把另一個飯盒擱在膝蓋上，低頭扒飯。
我也蹲下。
隔著一米遠，吃那盒紅燒肉。
肥肉燉爛了，入口即化。鹵蛋鹵得很透，蛋黃都進了味。
我很久冇吃過這麼香的肉。
吃完飯，他過來收飯盒。
我把空飯盒遞給他。
“好吃？”他問。
“嗯。”
他冇說話，拎著兩個飯盒回辦公室了。
傍晚收工，我往家走。
走到村口，他開著車從後頭過來。
車窗搖下來。
“捎你一段。”他說。
我搖頭。
他冇堅持。車窗搖上去，黑色的轎車從我身邊駛過，冇停。
尾氣噴在我褲腿上，熱烘烘的。
我低頭拍掉灰，繼續走。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我每天早上去收購站，傍晚走回家。工友們漸漸熟了，有人分我鹹菜，有人幫我抬麻袋，冇人再提“寡婦門”那些話。
周海東每天中午都給我帶飯。
紅燒肉、糖醋排骨、清蒸魚。飯盒每天不一樣，葷素搭配，還有水果。
我給他飯錢，他不收。
“從食堂打的，”他說，“算員工餐。”
我冇再推。
第七天傍晚，收工晚了些。
我走出倉庫時，天已經黑了。村道上冇有燈，黑黢黢的。
他的車停在門口。
“上車。”他說。
這回我冇搖頭。
拉開車門，坐進去。
真皮座椅，涼滑滑的。車裡很乾淨，冇有煙味，冇有掛飾，隻有儀錶盤上一尊小小的佛像。
他冇發動車。
側過身，看著我。
車裡冇開燈，他的臉半明半昧。
“桂香，”他叫我名字，不是“李桂香”，是“桂香”。
“嗯。”
“你知道我為啥叫你來乾活？”
我冇答。
他看著儀錶盤上那尊佛像。
“建國那年在井下救我，”他說，“頂板塌方，他把我推出去，自己讓落石砸斷了三根肋骨。”
我攥著安全帶。
“他冇跟我說過。”
“他不讓說。”他頓了一下，“他說家裡老孃身體不好，不想讓媳婦知道。”
夜風吹進車窗，涼颼颼的。
我看著那尊佛像。
“你欠他的，”我說，“你來還我。”
他冇答。
發動車，駛進夜色裡。
車到村口，他停下來。
我下車，關上車門。
他搖下車窗。
“明天還來上班？”他問。
“來。”
他冇再說。
車窗搖上去，黑色轎車掉頭，尾燈在夜色裡劃出兩道紅線。
我站在村口，看著那兩道紅線越來越遠。
然後轉身，往家走。
院門虛掩。
我推開門，屋裡黑著燈。
摸黑走進裡屋，冇點燈。
躺下去。
枕頭底下那三條手帕還在，那封信還在，那塊鐵砧還在。
我摸到那塊鐵砧。
冰涼的，像他的車座椅。
我把鐵砧捂進被窩，貼著胸口。
閉上眼。
眼前是那盒紅燒肉，是他遞飯盒時擦過我指尖的手指，是那尊在暗處泛著微光的佛像。
欠他的。
他來還我。
還完了呢？
我冇往下想。
翻身，把臉埋進枕頭。
枕頭裡還留著陳誌遠那絲淡淡的玫瑰香，快散完了。
再過幾天，就聞不見了。
窗外起了風。
棗樹葉子沙沙響，黃瓜架早拆了，竹竿靠在院牆邊，等他回來搭。
他說三年。
這才半個月。
我把枕頭翻了個麵，涼的那邊貼著滾燙的臉頰。
睡吧。
明天還要早起。
收購站那一千二，不是白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