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道，到了廠裡，領導卻搖頭說“不行”。
原來廠裡覺得出納是關鍵崗位，得找“靠譜”的人，吳騫這“托關係進來的”，他們不放心。
吳騫冇辦法，隻能又找街道出麵，跟廠方掰扯。
一來二去，拉鋸了快一個月，廠方終於鬆口了，卻把他的崗位調成了儀表車床操作工，月薪也從預期的25元降到了18。
這一下，吳騫的心涼了半截，可再不滿意，也隻能先乾著——總比待業強。
車床車間的日子，對吳騫來說就是煎熬。
他高度近視，平時看東西就模糊，乾粗活還能應付，可一到打磨刀具，眼前就像蒙了層毛玻璃，精細的地方根本看不清。
老師傅在旁邊急得直跺腳，嗬斥他“眼睛長哪兒去了”，可他越急越出錯，周圍同事的輕視和鄙夷的目光，像針一樣紮在他身上。
乾了冇幾天，吳騫的境遇突然變了——他被調到了廠辦公室，乾抄寫文書的活。表麵上看，這是好事，畢竟他識字，比在車間裡乾體力**麵。
可吳騫心裡卻堵得慌，那種失落和壓抑，比在車間裡還難受。
每天坐在辦公桌前，機械地抄寫報表，鋼筆尖在紙上劃過，留下的每一道墨痕，都像在跟他說：“吳騫，你這輩子就這樣了，冇什麼出息了。”
他不甘心。難道自己這輩子就要在抄抄寫寫中消磨掉？吳騫天天琢磨著怎麼能擺脫這種日子，可現實太殘酷了——除了在這兒熬著，他冇彆的路可走。
要是辭職，就隻能重回待業的深淵，那種無依無靠、看不到未來的彷徨，他再也不想經曆了。
這種窒息感，讓吳騫想起了1974年高中畢業後的日子，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光。
背上“待業青年”的包袱後，他在家無所事事地晃了三年，每天都覺得自己像個多餘的人。
那些年的幾件事，直到現在想起來，吳騫還覺得頭皮發麻。溫州是處理海峽兩岸關係的前沿地帶，國營企業冇幾家，找工作比登天還難。
除非家裡有人在廠裡上班，能“頂替”崗位，不然想有份正經工作，門都冇有。
吳騫每天蹲在家門口，看著上下班的人匆匆走過，心裡的羨慕像鈍刀子割肉，一下下疼得厲害。
他能找到的活，隻有每年舊曆年底，去父親所在的國營年糕廠做臨時工。那一個多月，日薪1.17元，不管飯，連碗熱湯都喝不上。
那會兒溫州市區每人每月計劃供應2斤年糕，這活兒全靠年糕廠，一到年底，廠裡忙得腳不沾地，就需要臨時工。吳騫一乾就是好幾年，對年糕的感情特彆複雜——既恨這份活計的辛苦，又依賴它帶來的微薄收入。後來他還寫了篇《年糕世家》，專門講這段日子，發表後還挺多人喜歡。
除了年糕廠，吳騫還乾過幾次泥水小工，每次都乾不長。最苦的是在中山橋工地的那兩個月。那活不用技術，全靠力氣，給泥工師傅打下手。
他個子不到1米6，體格又瘦，卻要推著裝滿濕水泥的小推車，還要挑磚頭、石子。冇幾天，脖子就被太陽曬得蛻了皮，手掌和肩膀磨出了一串水泡，破了又磨，磨了又破，疼得鑽心。
可他不敢偷懶，隻能咬著牙，使出渾身力氣乾活。每天累得倒頭就睡，肚子餓得咕咕叫，渾身哪兒都疼，那種苦，他一輩子都忘不了。
還有一次，他在信河街郵電局後麵的小巷裡，找了個家庭作坊的活。作坊裡就五六個人，用砂輪打磨小軸承的平麵，吳騫到現在都記不清那些軸承是乾啥用的。
乾了冇半個月，有一天他去上班，發現作坊冇了——連機器帶工人，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他的工錢也冇地方要了。那段日子，他覺得自己就像個無根的草，風一吹，就不知道飄到哪兒去。
打零工不是長久之計，吳騫也想過彆的出路。可那時候大學隻招工農兵學員，要“又紅又專”，他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農民，更不是軍人，上大學的路徹底斷了。
家裡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去了黑龍江支邊，另一個姐姐當了工人，冇人能幫他。他高度近視，連當兵的夢想也碎了。
那幾年，吳騫像冇頭的蒼蠅，到處亂撞，三次嘗試改變命運，結果都像笑話一樣。
有一次聽說要招外語人才，他趕緊翻出壓在箱底的英語課本，dust（灰塵）都冇來得及擦，就拚命讀起來，晚上睡覺都抱著課本，夢裡都在背單詞，幻想能靠這個出頭。
可等了好久，才知道那是謠言，空歡喜一場。後來又有人說要招佛學院學生，他也心動了，好不容易找了本佛學書，硬著頭皮啃那些晦澀的經文，看得頭都大了，結果還是謠言。
他甚至想過跟哥哥姐姐一樣去黑龍江支邊，可人家一看他高度近視，直接就拒絕了。那時候社會動盪，謠言滿天飛，吳騫的心也跟著七上八下，前途一片迷茫，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兒。
在計劃經濟和身份的雙重束縛下，吳騫就像年糕廠裡蒸汽裡翻騰的米漿，黏稠、滾燙，卻找不到一個能讓自己成型的模具。他掙紮過，努力過，可每次都被現實打回原形。
折騰來折騰去，吳騫最後找到了一個能讓自己安心的地方——圖書館。
每天一早就去圖書館，找個角落坐下，看書、讀報，彷彿隻有在書裡，他才能暫時忘記現實的煩惱，才能找到一絲平靜。他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他知道，隻要還在讀書，還在學習，就還有希望。
而這份希望，在1977年10月底，隨著高考恢複的訊息，終於有了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