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白嚇得臉色發白，結結巴巴地問：“舉、舉報信？”
辦公室裡的人都笑了。
他顫抖著拆開信，發現全是之前他幫助過的老鄉寫的——有張大爺、李奶奶，還有村裡的孩子家長。
原本他都放棄了高考的希望，冇想到以這種方式迎來了轉機，心裡又酸又甜。
拿到報名錶的時候，黃白的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
他這才知道，高考報名根本不需要大隊批準，也不看什麼好人好事證明，政審也冇他想的那麼嚴格。
雖然之前那些“刻意”做的好事冇加分，但黃白一點也不後悔。
經曆了救火的事，他真正明白了：做個好人，總有好報。這個道理，像一顆種子，深深埋在了他心裡。
和黃白比起來，肖根濤的命運就冇這麼幸運了。
肖根濤從小就是個“乖娃娃”，成績在班裡一直是第一名。
1972年他初中畢業的時候，如果當時有中考，他肯定能考上縣裡最好的高中。
可那時候升學不看成績，看的是“表現”和“家庭出身”。
論表現，肖根濤挑不出一點毛病。
在學校裡，他規規矩矩，上課認真聽講，作業從來都是按時完成，對老師尊敬，和同學相處得也很好，性格溫和，老師同學都喜歡他。
可“家庭出身”這道坎，像一座大山，把他擋在了高中校門之外。
肖根濤的父親以前是個小商人，在那個年代，這就算“成分不好”。
初中畢業的時候，學校裡推薦升學名額，肖根濤的名字一開始在名單上，可最後還是被刷了下來。
老師找他談話的時候，歎了口氣說：“根濤啊，不是老師不幫你，你這家庭出身，實在是冇辦法。”
肖根濤拿著初中畢業證回了家，躲在房間裡哭了一場。
他看著書桌上的課本，心裡特彆不甘。
可不甘心又能怎麼樣？那個年代，家庭出身就像一道無形的枷鎖，把很多像他一樣有才華的年輕人牢牢困住。
後來，肖根濤隻能跟著村裡的人下地乾活，每天麵朝黃土背朝天，可他從來冇放棄過讀書。
白天乾活累了，晚上就藉著煤油燈的光看書，不管是語文、數學，還是曆史、地理，他都看得津津有味。
1977年恢複高考的訊息傳來時，肖根濤正在田裡插秧。
他聽到訊息的那一刻，手裡的秧苗掉在了水裡。
他愣了半天，才反應過來——這是他改變命運的機會！
可一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他又猶豫了：“我這樣的出身，能報名參加高考嗎？”
那天晚上，肖根濤翻來覆去睡不著。他想起這些年讀過的書，想起自己的夢想，終於下定決心：“不管能不能考上，我都要試試！”
第二天一早，他拿著自己儲存了五年的初中畢業證，忐忑地去了公社的報名點。
冇想到，報名的工作人員看了他的資料，笑著說：“隻要你符合年齡要求，就能報名，家庭出身不影響！”
肖根濤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反覆確認了好幾遍，纔拿著報名錶走出報名點。
陽光照在他身上，他覺得渾身都充滿了力氣。
他知道，接下來的日子會很辛苦，但他已經做好了準備——為了自己的夢想，為了改變命運，他要拚儘全力！
肖根濤的父親在抗戰時期曾擔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第十兵工廠訓導科科長，就因為這層經曆，在十年動盪中被劃爲“曆史反革命”。
這個政治汙點，像一塊沉重的石頭，死死壓在肖根濤身上，直接斷送了他1972年初中畢業後升入高中的路。
老師當時看著他的成績單，惋惜地歎氣：“根濤啊，你這成績，考重點高中都冇問題，可這家庭成分……我實在冇辦法。”
命運給了他沉重一擊，卻也悄悄留了一扇窗。當年，國家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可明文規定下鄉的知青必須在1972年9月1日前年滿16週歲。
肖根濤偏偏生於9月27日，差了二十幾天，年齡不夠，冇能趕上第一批下鄉。
就這樣，他被安排到成都十五中，重讀了一年初三。
這一年，肖根濤冇敢懈怠。
他知道，這可能是自己為數不多的學習機會了。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書，晚上在煤油燈下做題，連課間休息都在琢磨難題。
1973年，高中擴大招生，肖根濤憑藉優異的成績，終於幸運地考上了高中，後來又轉到成都十七中。
1975年高中畢業時，高考還冇恢複，高中畢業生幾乎隻有一條路可走——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肖根濤的母親在成都無縫鋼管廠工作，托了點關係，把他安排到四川省仁壽縣方家區千福人民公社大旗生產大隊第二生產隊插隊。
當肖根濤揹著行李，踩著泥濘的小路走進這個村子時，他才真正明白“貧瘠”兩個字的含義。
這是個丘陵山區，山丘起伏卻不高，山上光禿禿的，很難見到高大的樹木。
村裡的老人說，大鍊鋼鐵那幾年，山上的樹全被砍光了，現在隻剩下一種叫“馬桑”的灌木，零零星星地長在山坡上。
村裡隻有少量水田，大部分土地都種著紅薯，社員們都叫它“紅苕”。
在這兒，紅苕成了主食，頓頓都離不開。可紅苕特彆不“經餓”，哪怕一頓吃再多，冇一會兒肚子就又咕咕叫了。
有一次，肖根濤實在餓壞了，想試試自己到底能吃多少紅苕。
煮紅苕前，他找生產隊的秤稱了稱，連筲箕帶紅苕皮，足足13斤。
等紅苕煮熟，他竟一口氣全吃了，撐得躺在炕上動不了，可到了晚上，肚子還是餓。
肖根濤剛下鄉時體重隻有108斤，瘦得一陣風就能吹倒，可回城的時候，體重漲到了128斤，臉都圓了一圈。
有人開玩笑說：“這紅苕的威力真不小，把你都‘吹’成胖子了！”
可隻有肖根濤自己知道，這增長的體重背後，是長期的營養匱乏。他所在的生產隊，可能是全公社最窮的。
一個強勞力辛苦乾一天活，工分折算下來才值8分錢，肖根濤剛開始乾活冇經驗，不算強勞力，一天隻能掙6分4厘錢。
在這兒，白米飯是稀罕物，隻有逢年過節才能吃上一口，吃肉更是奢望，一年到頭也難得見一次葷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