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哈裡斯堡。
清晨，天還沒亮透。
州政府大樓的新聞釋出廳裡，人已經滿了。
不是工作人員，不是安保，是記者。
ABC的，CBS的，NBC的——三大電視台，一家都沒落下。
《匹茲堡新聞報》《費城問詢報》《哈裡斯堡愛國者新聞報》的人也都到了。
攝像機的架子一支起來就沒再收過，鏡頭從不同角度對準了講台。
話筒堆在枱麵上，密密麻麻的。
釋出廳的暖氣還沒燒起來。
清晨的哈裡斯堡，零下好幾度，屋裏屋外差不了多少。
有人縮著脖子，有人不停地搓手，撥出的白氣在燈光下隱隱約約的。
但沒有一個人走，沒有一個人抱怨。
州長辦公室昨天傍晚放出的訊息：
今天上午，陳時安要開記者會。
不是州政府的例行通報，不是媒體的例行提問，是他自己主動要開的。
自他上任以來，每一次他主動召開記者會，都是爆炸性的事件。
雖然沒有人知道他要說什麼。
但所有人都來了。
九點整，門開了。
陳時安走了出來。
沒有領帶，沒有西裝。
他穿的是國民警衛隊司令官的製服。
深綠色的軍裝，肩章上鑲著星，胸前別著徽章，腰帶扣擦得鋥亮，黑色的軍靴踩在地板上，發出沉悶的聲響。
釋出廳裡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他們見過陳時安穿軍裝——每一次，都是大事。
陳時安走到話筒前麵，站定，抬起頭，看著那些鏡頭。
看了幾秒。
台下安靜了，連風的聲音都顯得大了。
“從去年十一月到現在，人民黨的油車跑了三個多月，送出了上百萬桶油。”
他沒有寒暄，沒有開場白，就這麼開始了。
“底特律的工人燒上了暖氣，西弗吉尼亞的礦工點上了爐子，印第安納的單親母親把油桶放在客廳最顯眼的地方。”
“他們不用再裹著毯子發抖了，不用再讓孩子縮在被子裏寫作業了，不用再在黑暗中坐著等天亮了。”
“這是人民黨做的，也是賓州人做的。”
“我們把油省下來，送出去，幫他們過了這個冬天。”
“但油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賓州的油，也快沒了。”
台下響起一陣低低的騷動。
記者們互相看了一眼，有人低頭在筆記本上飛快地寫了幾個字，有人把錄音筆往前推了推。
一個來自CBS的攝像師把鏡頭推近了一點，對準了陳時安的臉。
“我說過賓州的油無法幫助全聯邦的人。”
陳時安繼續說，聲音平靜，但每個字都像釘在木板上一樣。
“天氣越來越冷了。比天氣更冷的，是那些再也沒有人點亮一盞燈的地方。”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
白色的信封，邊緣有點皺了，像是被人攥過。
“昨天，我收到一封信。”
“信封裡裝著一張剪報，從報紙上剪下來的。”
“上麵寫著——‘一名71歲男子被發現死於家中，初步判斷因低溫導致。’”
台下更安靜了。
ABC的記者停下了轉筆的動作，眼睛盯著台上。
“這名男子叫哈羅德·詹森。他住在明尼蘇達州一個偏遠小鎮上的一棟老房子裏。”
“他一個人住了很久。他的鄰居發現他死在屋子裏的地板上，上衣脫了。”
有記者低下頭，開始飛快地記。
《匹茲堡新聞報》的那個老記者，筆尖壓在紙上，一動不動——他在聽，在等下一個字。
陳時安重新把信封舉起來，對著鏡頭。
“這封信的背麵，用筆寫了一行字。”
一陣快門聲。
這一次，有人看清了那信封上的那行字。
陳時安的聲音低了下去，但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
“‘陳先生——你說過不拋棄，不放棄。你能不能幫幫我們？我不想死。’”
他唸完這句話，停頓了一下。
然後抬起頭，目光直視鏡頭。
沉默。
三秒。五秒。七秒。
坐在第三排的那個NBC女記者，下意識地捂住了嘴。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陳時安說。
聲音很低，很低。
“因為賓州也快沒油了。我們隻能撐到這個月底。”
“再往外送，賓州自己的人也要開始冷。”
“而不往外送，那些比我們更冷、更窮、更沒有人記得的地方——怎麼辦？”
他停了一下。
“聯邦還在開會。還在研究。還在說‘繼續談’。”
來自《費城問詢報》的記者搖了搖頭，動作很小，但旁邊的人都看見了。
“他們開會的時候，又有人凍死了。”
陳時安的聲音拔高了一點，不是喊，是那種從胸腔裡湧出來的、壓不住的東西。
“整個聯邦，這個冬天，至少凍死了幾百人。”
“不是估計，是已經確認的數字。”
“明尼蘇達全州，到目前為止，確認凍死的有四十一人........”
“這些還隻是報上來的。那些沒有人統計的地方，那些連報紙都不去的小鎮，那些死在偏遠農場的、死在深山裏的、死在沒有人知道的地方的人。”
“還有多少？”
釋出廳裡隻剩下陳時安的聲音和攝像機的嗡嗡聲。
沒有人咳嗽，沒有人翻紙，沒有人交頭接耳。
“幾百人。不是數字。”
“是人。”
“是有名字的人。”
“是有過妻子、有過孩子、有過工作、有過夢想的人。”
“是曾經在某個早晨推開窗戶、呼吸過新鮮空氣的人。”
“是在某個夏天的傍晚、坐在門廊上喝過啤酒、看著太陽落下去的人。”
一個從CBS來的年輕攝像師，從取景器後麵抬起頭，看了陳時安一眼。
幹了三年的新聞，他以為自己對這種事情已經麻木了。
但他發現自己沒有。
“但現在他們死了。死在零下幾十度的黑暗裏，死在沒有人敲門的小屋裏，死在距離門口隻差一步的地方。”
陳時安緩了一下，聲音低了下去。
“那個寫信給我的人，那個在信封背麵寫下‘能不能幫幫我們’的人——他在等一個回答。”
陳時安的聲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跟鏡頭後麵那個人單獨說話。
“我告訴我的幕僚長，先送一批過去救命。他說，先生，我們的油也堅持不到月底了。”
陳時安停了一下。
“我還是讓他送過去了。我說我來想辦法。”
“我想了一個晚上。”
他抬起眼睛，看著鏡頭。
“我沒有想到什麼辦法。”
釋出廳裡一片死寂。
陳時安站在那裏，沒有再說話。
沉默了幾秒。
“我想告訴聯邦政府——先把黨爭放一邊，先看看這個國家的民眾。”
他的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很清楚。
“美利聯邦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
“我們上過月球，我們的軍隊管著全世界的事情。”
他停了一下。
“但是現在呢？你們看看現在還剩下什麼？”
“加油站沒有油，工廠關了門，工人在失業。有人在零下四十度的屋子裏凍死。”
他抬起眼睛，看著鏡頭。
“而聯邦在幹什麼？在跟中東談判。”
“一遍又一遍地談判。談石油，談價格，談什麼時候恢復供應。談了幾個月了，談出什麼了？”
“什麼都沒談出來。”
“他們坐在有暖氣的會議室裡，喝著咖啡，翻著檔案，說‘我們需要更多時間’。”
“但外麵的人沒有時間了。凍死的人沒有時間了。”
沒有人鼓掌。
沒有人叫好。
甚至沒有人點頭。
不是因為不同意。
是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他說的是真的。
聯邦確實在談判。
談判確實沒結果。
凍死的人確實不會等。
這些話不是什麼新鮮道理，但沒有人敢在鏡頭前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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