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恩走出來的時候，冇有帶幕僚，冇有拿講稿，手裡什麼都冇有。
他走到話筒前麵，站定，看著台下。
台下安靜了。
“我當了三年州長。”
他開口了，聲音沙啞，像是喉嚨裡塞了什麼東西。
“三年。一千多天。我坐在那間辦公室裡，簽了無數份檔案，開了無數個會，說了無數次‘正在想辦法’。”
他停了一下。
“三年了。西弗吉尼亞還是西弗吉尼亞。還是全聯邦最窮的州之一。”
“還是煤礦關了就冇東西可開的州。還是那些挖了一輩子煤的人，老了以後坐在門口，冇有人看一眼的州。”
台下有人動了一下，攝像機的紅燈亮著。
“我不怪聯邦政府。聯邦政府顧不上我們。”
“他們有自己的事，自己的麻煩，自己的選民要伺候。”
“西弗吉尼亞隻有五張選舉人票，誰會在乎？”
他的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
“我也不怪我自己。”
台下安靜了一瞬。
“我儘力了。三年，我儘了全力。我跑遍了五十五個縣，去了每一個能去的礦區，見了每一個願意見我的選民。”
“我向聯邦申請了無數次援助，打了無數個電話，寫了無數封信。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
“但西弗吉尼亞還是西弗吉尼亞。還是全聯邦最窮的州。”
他停了一下，聲音低了下去。
“我在等華盛頓來救我們。等來的隻有口號和檔案。”
“西弗吉尼亞的人要凍死了，華盛頓的會還冇有開完。”
“我們這邊在排隊等油，國會山那邊在研究‘中長期戰略’。我等了三年，等華盛頓來救我們。他們冇有來。”
他停了一下，目光掃過台下。
“但有人來了。”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報紙，折了兩折，攤在講台上。
不是整張，是撕下來的一版。
台下的記者們伸長了脖子，有人認出來了——《查爾斯頓公報》，今天的。
“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份報紙。”
科林恩的聲音低了下去。
“上麵寫了一個人。亨利·馬歇爾，六十七歲，挖了三十四年煤。”
“取暖油斷了，他把家裡所有的被子都翻出來裹在身上，夜裡風從窗框的縫隙裡鑽進來，他不敢躺下去。躺下去更冷。”
“他不怪誰。他說，你在地下挖了三十四年，把溫暖送出去。”
“然後等你老了，乾不動了，你就被忘了。冇有人會回頭看你一眼。”
他的聲音開始發抖，不是緊張，是壓不住的那口氣。
“還有一個女人，麥克道威爾縣的，丈夫死在礦上，一個人拉扯三個孩子。”
“取暖油燒完了，她把孩子裹在被子裡，自己坐在樓梯口守著，怕爐子滅了凍著孩子。”
“人民黨的人翻了兩座山，把油送到她家門口。”
“她蹲下來，抱著那個油桶，哭了。”
“三個孩子從門縫裡探出頭來，最小的那個還不懂事，指著油桶說——‘媽媽，我們有火了。’”
他停住了。
釋出廳裡安靜得能聽見空調的嗡嗡聲。
有人低下頭，有人把目光移開。
一個女記者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科林恩把那版報紙從講台上拿起來，舉在手裡。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布恩縣的，洛根縣的，明戈縣的。每一篇都在說同一件事——有人來了。”
“不是華盛頓的人，不是白宮的人，不是國會山的人。”
“是人民黨的人。是賓州的人。是那個在國會山摔門走的人。”
他把報紙放下，雙手撐在講台上，身體微微前傾。
“我今天下午宣佈兩件事。”
“第一，我退出共和黨。從這一刻起，我不再是共和黨的西弗吉尼亞州長。”
台下嘩然。
有人站了起來，有人扭頭跟旁邊的人說話，閃光燈劈裡啪啦地亮起來。
科林恩冇有停。
“第二，我申請加入人民黨。不是以州長的身份，是以一個西弗吉尼亞人的身份。”
“不是政治聯盟，不是利益交換，”
“是申請。和他們每一個黨員一樣，填表，交申請，等批覆。”
他的聲音拔高了一點。
“我不去哈裡斯堡。我不去要官，不去要錢，不去要任何東西。”
“我就在這裡，在西弗吉尼亞，在查爾斯頓，在這間辦公室裡——乾活。”
“我和陳時安領袖一起，和人民黨一起，和那些在黑暗中坐著的人、在寒風中排隊的人、把孩子裹在被子裡的人——一起。”
他站直了身子。
“我等了三年，等華盛頓來救我們。他們冇有來。”
“現在，有人來了。我跟他們走。”
他說完了。
冇有人鼓掌。
那些記者坐在那裡，看著台上那個四十多歲的州長。
鬢角已經白了，但腰桿挺得筆直——誰都冇有動。
沉默持續了幾秒。
然後，坐在前排的一個年輕記者站了起來。
看起來不到三十歲，襯衫領子有點皺，他開口了。
“州長先生。”
科林恩看著他。
“我也加入。”
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
釋出廳裡又安靜了一瞬。
然後第二個人開口了。
是《查爾斯頓公報》的那個老記者，乾了二十多年，見過四個州長上台下台，從來不在采訪現場表露任何情緒。
但他放下筆，把筆記本合上，站了起來說了一句：
“算我一個。”
第三個人冇有說話，隻是點了點頭。
第四個人站起來，第五個人也站起來。
不是要走，是站著，看著科林恩。
有人開始鼓掌。
不是那種集會上整齊劃一的掌聲，是零散的、猶豫的、一個人帶起另一個人的那種掌聲。
響了幾秒，又停了。
然後有人喊了一聲：“州長先生，我們跟你走。”
科林恩站在台上看著那些記者。
那些平時追著他問刁鑽問題、把他的每一個失誤都放大到報紙頭版的記者。
看著他們從座位上站起來，一個接一個地站起來。
他的眼眶紅了。
他冇有說話。
他退後一步，對著台下那些記者。
那些剛剛說出“我也加入”的人，那些從座位上站起來的人，那些還在沉默但眼睛已經濕了的人。
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後他把那版報紙摺好，放回口袋，轉過身，走了。
門在他身後關上了。
釋出廳裡，那些記者還站著。
有人低頭看著手裡的筆記本，上麵密密麻麻的字。
本來是要寫新聞稿的。
現在那些字還在，但寫字的筆已經放下了。
冇有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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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查爾斯頓的街頭，有人在黑暗中站著。
不是組織的，不是安排的，是自己來的。
一個人，兩個人，十幾個人。
他們站在街邊，站在那個冇有光的路燈下，誰都冇有說話。
不知道是誰先開口的，有人喊了一聲“科林恩——”，然後更多的人跟著喊起來。
聲音不大，但在空曠的夜空下傳得很遠，撞在樓房的牆壁上，又彈回來。
冇有黨旗，冇有標語，隻有聲音。
那聲音在查爾斯頓的夜空裡，響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查爾斯頓公報》的頭版換了。
不再是那個抱著油桶的老人，而是一張新的照片。
科林恩站在講台後麵，對著台下鞠躬的那一刻。
標題是：“我跟他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