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聯邦政府辦公室新聞秘書站在釋出廳裡，唸了一封簡短的信。
信裡說，總統決定辭去職務，立即生效。
冇有解釋，冇有道歉，冇有“正在研究”。
隻是辭職。
隨後，各大報紙開始鋪天蓋地地報道。
《華頓市郵報》頭版：
“總統辭職，水門事件終結”。
標題下麵配了一張總統乘直升機離開聯邦政府辦公室的照片。
副標題寫道：“副總統職位空缺，繼任問題成焦點”。
《紐市時報》頭版：“總統辭職，誰來接掌白宮？”
文章詳細報道了辭職信的措辭、憲法第25條修正案的繼任程式，以及國會兩黨對副總統提名人選的激烈爭論。
文中提到，由於前副總統阿格紐上月剛剛辭職，副總統職位目前空缺。
《芝加市論壇報》頭版：
“總統下台，華頓市陷入權力真空”。
文章分析了辭職對合眾黨的衝擊、繼任程式的憲法爭議，以及眾議院議長可能接任總統所帶來的政治變局。
配圖是聯邦政府幕僚抱著紙箱走出的畫麵，旁邊是國會山緊急會議的新聞照片。
《洛杉市時報》頭版：“曆史性時刻：總統辭職，繼任者未定”。
文章以編年體形式記錄了水門事件爆發以來的一年多時間線，特彆提到阿格紐月初辭職留下的副總統空缺，使得總統辭職後的繼任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在哈裡斯堡，陳時安坐在辦公室裡，看著電視上總統辭職的新聞。
他的表情很平靜，冇有笑，冇有得意，冇有任何慶祝的意思。
他隻是看著，看著那個曾經站在世界頂端的人，從頂端走下來，走進雨裡，走進曆史，走進遺忘。
按照原來的軌跡，這個人應該還能撐一年。
但因為他的出現，產生了變故。
電視螢幕上，鏡頭從聯邦政府辦公室切到了國會山。
議員們正在那裡你來我往地爭論，民主黨推舉這個人，共和黨提名那個人。
參議院要確認，眾議院要表決，程式、規則、黨派利益，吵得不可開交。
一個議員對著麥克風慷慨激昂地說著什麼，另一個議員在旁邊搖頭，第三個議員在低頭翻檔案。
陳時安關掉了電視。
那些人吵來吵去，爭的是誰坐那個位置。
人民黨在國會連一個席位都冇有，連討論的資格都冇有。
他們關起門來吵完了，定下來一個人，然後告訴全國：
“這就是你們的總統。”
陳時安靠在椅背上，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空。
賓州有兩個聯邦參議員席位，都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人。
等下次選舉的時候是時候把他們換掉了。
他想起了前世研究過的拚夕夕的發展路程。
從農村包圍城市。
從最底層、最邊緣、最被人遺忘的地方開始，一點一點地，把根紮進去。
現在他要做的，是一樣的。
在聯邦，從底層的普通民眾開始，從那些從來冇有人替他們說話的人開始。
一個工廠，一個碼頭，一個社羣，一個選區——人民黨現在做的就是這個。
不急，不躁，不聲不響。
等華盛頓那些人反應過來的時候，他已經站在他們麵前了。
他笑了笑。
不著急。
慢慢來。
他還年輕。
訊息傳遍整個聯邦的那一刻。
在底特律，工人們站在工廠門口，聽到收音機裡那個聲音說“總統辭職了”，冇有人說話。
他們站在那裡，雨水打在臉上，打在工裝上，打在攥著拳頭的手上。
過了很久，一個老工人開口了：
“他走了，但我們的工作還冇回來。廠子還是關著，機器還是冷著。他走不走，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旁邊的人冇有說話，但有人把拳頭攥得更緊了。
在波士頓，碼頭上，漁民們站在雨中，聽著收音機裡的新聞。
老船長站在人群前麵，雨水順著他的帽簷往下滴。
他冇有說話，隻是看著遠處灰濛濛的海麵。
旁邊的人問他：“你不高興嗎？”
他搖了搖頭：
“高興什麼？他走不走，我的船還是加不起油。船在碼頭停了兩個星期了，再停下去，網都爛了。”
“總統辭職，能讓我出海嗎？”
他停了一下，把帽子往下壓了壓，不再說話。
在芝加哥，南區那間小酒館，門已經關了，但電視還開著。
那個越戰老兵站在吧檯後麵，手裡攥著一塊抹布，忘了放下。
他看著電視裡總統辭職的訊息，看了很久，然後把抹布扔進水槽裡。
轉過身，從櫃子裡拿出一瓶酒，倒了一杯，一口乾了。
他放下杯子，低聲說了一句：
“走了好。早該走了。”
然後他看了一眼牆上掛著的那些舊照片——南越，叢林，戰友，直升機。
他看了很久，把杯子倒滿，端在手裡，冇有再喝。
那天晚上，全聯邦的普通民眾冇有人慶祝。
人們隻是回到家裡，坐在餐桌前，把暖氣關小一點，把燈關暗一點，把電視關掉。
他們不說話，不哭，不笑。
隻是坐著，看著窗外，想著那些還冇有解決的問題。
總統走了，但油價還在漲，暖氣費還在漲，工廠還在關門，船還停在碼頭，孩子還在挨凍。
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們隻知道一件事——那些在華頓市的人，從來不在乎他們。
以前不在乎，現在不在乎，以後也不會在乎。
換誰來，都一樣。
不，也許不一樣。
有人忽然想起了那個名字。
那個在國會山摔門走的人。
那個指著那些大人物的鼻子問“你們不覺得羞恥嗎”的人。
那個說“如果哪個國家敢對聯邦開戰，我第一個上戰場”的人。
那個從賓夕法尼亞來的人。
在金山市，那個學政治學的女生坐在宿舍的床上，筆記本攤在膝蓋上，上麵抄著陳時安演講的那些話。
她把那些話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後在空白的頁麵上寫了一行字：
“如果他能上……”
她冇有寫下去。
她不知道該怎麼寫。
但她知道，如果那個人坐在華盛頓，也許一切會不一樣。
也許不會。
但她想試一試。
隻是今年不是大選年。
她連投票的機會都冇有。
她把筆記本合上，抱在胸口，靠在床頭髮了很久的呆。
窗外，金山市的夜燈亮著，遠遠近近的，像一片星海。
她看著那些燈，忽然覺得，沒關係。
不是大選年，那就等。
等下一次，等下下次，等到那個人的名字能上選票的那一天。
她等得起。
在紐市，時代廣場的電器商店櫥窗關了燈，人群散了。
一個年輕人站在空蕩蕩的街角，雙手插在口袋裡，看著櫥窗裡那排黑掉的螢幕。
他在想什麼？
也許在想，如果那個人站在那個講台上，不是作為一個州長，而是作為——他不敢想下去。
但他忍不住想。
在華頓市，街道上的遊行隊伍散了，雨也停了。
路燈亮著，照著地上那些被雨水泡軟的牌子。
一個清潔工走過來，把那些牌子一個一個撿起來，摞在一起。
他撿到最後一塊的時候，停住了。那塊牌子上寫著：
“我們要暖氣，不要報告。”
他把牌子翻過來，背麵是空白的。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支筆，在空白的那一麵寫了一行字：
“我們要陳時安。”
他看了幾秒，把牌子放回去，推著車走了。
那天晚上，全聯邦有很多人在想同一件事。
不是組織好的，不是商量好的。
是各自在各自的廚房裡、門廊上、臥室中、工廠門口、碼頭上、校園裡，自己想到的。
他們想：如果那個人在華頓市，會不會不一樣？
那個從賓夕法尼亞來的人。
那個在國會山摔門走的人。
那個指著大人物的鼻子問“你們不覺得羞恥嗎”的人。
那個說“要死我先死”的人——如果他在華頓市，會不會不一樣？
他們在想，如果今年是大選年就好了。
如果他的名字能印在選票上就好了。
但今年不是大選年。
不過沒關係。
他們願意等。
因為那個人，是唯一替他們說過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