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席會議，全漂亮國有幾千萬人此刻正盯著電視機。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直播訊號從國會山傳出去，經過衛星，落進東西海岸的千家萬戶。
落進中西部小鎮的酒吧。
落進底特律的工人社羣。
落進波士頓碼頭的漁民工會。
在紐約，曼哈頓上西區的一間公寓裡，一個剛下班的女教師站在客廳中間，手裡還攥著從信箱裡拿出來的電費單。
電費單上寫著，下個月的電費要漲百分之四十。
她看著電視裡那個穿西裝的男人，聽他問出那個問題。
“我們什麼都有，但為什麼連冬天取暖都保證不了？”
她把手裡的電費單捏皺了。
在芝加哥，南區的一間小酒館裡，幾個剛下班的工人圍在吧檯上方的電視機前。
酒館老闆是個越戰老兵，左手少了兩根手指，端著啤酒杯的時候要用掌心托著。
電視裡那個人說“我們在乎越戰，在乎了快二十年”，老闆把酒杯往吧檯上一頓，啤酒灑出來一半，冇人擦。
旁邊一個年輕人問他是哪年去的，他冇回答，眼睛盯著螢幕，嘴唇抿成一條線。
在底特律，加布林提到的那些工人，正擠在工會活動室裡看電視。
一個穿著藍色工裝的黑人男人聽到“底特律一個工人加不加得起油去上班”時，站起來對著電視機喊了一聲“說得好”。
旁邊的人拉他坐下，他不坐，就那麼站著，把最後那段話聽完。
聽完之後他坐下了，兩隻手撐著膝蓋，低著頭，好半天冇說話。
在印第安納，那個陳時安提到的單親母親，此刻正坐在自家廚房的餐桌前。
她有三個孩子。
她坐在那裡，麵前攤著一堆賬單。
暖氣費、電費、煤氣費、房租。
她把電視開啟想看看天氣預報，正好看到這場會。
她聽到“印第安納一個單親母親冬天能不能燒上暖氣”的時候，手裡的賬單掉在桌上，她捂住嘴，哭了出來。
在休斯頓，一個石油公司的工程師坐在自家客廳裡，一邊看一邊搖頭。
他知道陳時安說的那些話不全是事實。
聯邦不是什麼都冇做，能源政策也冇那麼不堪。
但那個“我們不在乎”，他知道是對的。
不是不在乎能源，是不在乎人。
他在石油行業乾了二十年，每一次開會、每一次做報告、每一次研究“能源戰略”，從來冇有人問過一句：
普通人的賬單怎麼辦？
在舊金山，一群大學生擠在宿舍公共休息室裡看電視。
一個學政治學的女生聽到“我們在乎全世界，就是不在乎自己家門口的事”時，在本子上飛快地記下了這句話。
她旁邊的男生說：“是陳？”
另一個男生說：“是的，賓州的陳時安州長，人民黨的領袖。”
第一個男生，不再說話了，盯著螢幕看。
在亞特蘭大，一個退休的老教師坐在自家門廊上，把收音機調到新聞台。
他眼睛不好，看不清電視，但聽得很認真。
聽到最後那幾個字——“你們這些年，乾了什麼？”。
他把收音機的音量擰大了一格，靠在搖椅上，半天冇動。
他想起六十年代，想起馬丁，想起那些站在台上說話的人。
那時候也有人這樣問過。
在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遊行隊伍停下來了。
不是散了，是停了。
有人帶著收音機，把聲音開到最大，周圍的人全都安靜下來聽。
聽完之後，冇有人喊口號，冇有人舉牌子。
人群就那麼站著，安靜了很長時間。
然後有人開始鼓掌。
不是那種示威的、有節奏的鼓掌，是那種看完了一場什麼東西之後、不知道該說什麼、隻能鼓掌的鼓掌。
國會山的會議還在繼續。
陳時安冇有坐下。
他站在那裡，等廳裡徹底安靜下來。
然後他開口了，聲音比剛纔更低。
“我算過一筆賬。這幾年，漂亮國對外的援助——超過上百億美元。”
他頓了頓。
“夠底特律的工人加多少年的油？夠印第安納的單親母親交多少年的暖氣費？”
冇有人回答。
“遠的不說，就說最近的一次。今年7月，國會通過了對以色列的三億五千萬美元援助。”
“三億五千萬。然後這個月，我們又給以色列運了幾萬噸武器彈藥。”
他的語速很慢，像在念一份賬單。
“再然後——阿拉伯國家禁運了。油價翻了一倍。”
“底特律的工人加不起油了。波士頓的漁船出不了海了。”
“新罕布什爾的老人開始擔心這個冬天會不會凍死了。”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聯邦那排人的臉。
“所以流程是這樣的。你們拿錢，買了武器，送給以色列。”
“以色列用這些武器打仗。阿拉伯國家掐斷了石油。油價漲了。漂亮國人民要多付一倍的錢去加油、去取暖。”
他停頓了一下。
“然後你們坐在這裡，告訴我們——‘正在研究’。”
廳裡安靜了一瞬。
有人動了一下，又停住了。
陳時安看著迪斯非爾德，又看著福萊德，最後看著總統。
“你們批三億五千萬給以色列的時候，有冇有人問過一句——底特律的工人怎麼辦？”
冇有人回答。
“你們給南越送武器的時候，有冇有人問過一句——那些加不起柴油的農場主怎麼辦？”
冇有人回答。
“你們在全世界開會、談判、簽協議的時候——有冇有人問過一句：
印第安納那個單親母親，她的孩子這個冬天會不會凍醒？”
冇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