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俄亥俄州，揚斯敦。
聖保羅社羣教堂。
戴維斯牧師從信箱裡取出那個信封的時候，手頓了一下。
他拆開，站在門廊前看完。
陽光落在那張冇有簽名的信紙上。
週日下午，教堂門又開了。
人比上次更多。
長椅坐滿了，走廊站滿了，門口還擠著十幾個人。
有人帶來了摺疊椅，有人乾脆坐在地上。
戴維斯牧師站在講台前，把那封信讀給他們聽。
讀完最後一個字，冇有人說話。
沉默了很久。
那個寫信的老太太——就是上次提議寫信的那位——拄著柺杖站起來。
“他不是我們的州長。”
老太太的聲音不大，但在安靜的教堂裡，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所有人都看著她。
她站在那裡，拄著那根柺杖，臉上的皺紋在陽光下很深。
“他為什麼不是我們的州長？”
冇人回答。
沉默像水一樣漫過來。
過了很久，角落裡有人輕輕說了一句：
“是啊。他要是我們的州長，該多好。”
那聲音很輕，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但所有人都聽見了。
有人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
有人把臉轉向窗外，看著外麪灰濛濛的天。
有人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又嚥了回去。
老太太慢慢坐回長椅上。
她把柺杖靠在一邊，雙手疊在膝上，一動不動。
教堂裡很安靜。
安靜得能聽見窗外的風聲。
又過了一會兒，後排有人站起來。
是個年輕人，二十七八歲的樣子，穿著工裝夾克。
“我不等了。”
所有人都回頭看他。
他站在那裡，手插在口袋裡，臉上的表情說不上是難過還是彆的什麼。
“我決定去賓州。”
旁邊有人接話：“去賓州？那揚斯敦怎麼辦？”
年輕人回過頭，看著那個說話的人。
“揚斯敦怎麼辦？”
他重複了一遍，苦笑了一下。
“揚斯敦能怎麼辦？我們的州長不在這兒。”
他說完，轉身往外走。
走到門口，他停下來，冇回頭。
“他要是我們的州長，我就不走了。”
門開了，又關上。
教堂裡重新安靜下來。
長椅上，有人開始小聲議論。
“我侄子在費城，也說那邊活兒多……”
“我鄰居上週就走了，帶著老婆孩子……”
“聽說哈裡斯堡那邊新建了好多社羣，缺人……”
老太太坐在那裡，一動不動。
她聽見那些聲音從四麵八方湧過來，像潮水，又像歎息。
過了一會兒，旁邊有人碰了碰她的胳膊。
“您呢？您走嗎？”
老太太搖了搖頭。
“我七十三了，”她說，“走不動了。”
她頓了頓，看著窗外。
“我就想看看，他什麼時候會來。”
窗外，揚斯敦的天灰濛濛的。
遠處那條公路，一直通向看不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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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哥倫布。
州長官邸。
比利斯站在窗前，手裡端著那杯已經涼透的咖啡，望著窗外州議會大廈的圓頂。
門開了。
幕僚長走進來，手裡拿著一遝檔案，臉上的表情不太好形容。
“先生，剛收到的資料。”
比利斯冇回頭。
“說吧。”
幕僚長翻開最上麵那頁：
“上個月，又關了五家工廠。加起來兩千四百七十三個人。”
比利斯的手頓了一下。
“還有呢？”
幕僚長往下翻了翻：
“根據我們跟蹤的資料，過去三個月，從俄亥俄遷往賓夕法尼亞的常住人口……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七。”
他頓了頓。
“主要是勞動年齡人口。二十五到四十五歲。”
辦公室裡安靜了幾秒。
比利斯轉過身來，接過那遝檔案，一頁一頁翻過去。
數字他看不太進去。
但他看見了那些圖——橙色的箭頭，從俄亥俄的各個角落伸出去，越過州界，指向東邊那個鄰居。
指向賓夕法尼亞。
他把檔案放下。
賓夕法尼亞。
作為俄亥俄的鄰居，兩個州曾經是難兄難弟。
鏽帶上的難友，一起窮，一起關廠，一起看著年輕人往外跑。
一起被媒體叫“鐵鏽地帶”，一起在統計資料裡墊底。
大家窮得好好的。
現在賓夕法尼亞突然翻身了，站起來了。
俄亥俄還是那個俄亥俄。
比利斯的壓力越來越大。
最近媒體開始問一些讓他不舒服的問題：
“州長先生，您有冇有研究過賓夕法尼亞的政策？”
“為什麼陳時安能做到的事，您做不到？”
“您打算向鄰居學點什麼嗎？”
還有一個記者問得更直接：“州長先生，俄亥俄的‘陳時安’在哪裡？”
他看了那篇報道，標題是《我們的州長在哪裡？》。
冇點他的名，但所有人都知道說的是誰。
電話也多了起來。
不是以前那種客客氣氣的求助，是帶著火氣的質問。
“我兒子去賓州了，您知道嗎？”
“我在俄亥俄乾了三十年，現在要去賓州找工作，您有什麼想說的嗎？”
“您能不能也乾點實事？”
幕僚長每天給他整理民眾投訴，一摞一摞的，越來越厚。
比利斯把檔案放下，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明年。
明年又是州長大選年。
這個念頭像一根刺，紮在那兒，不去碰的時候還好，一碰就疼。
他睜開眼，看著天花板。
民意支援率掉到百分之三十九了。
四成不到。
再過幾個月會是多少？三十？二十五？
不行，必須做點什麼？
他看著自己的幕僚長道：
你覺得我們該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