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北平民間
第一章
避難經過·閉戶著述
避難經過
“七七事變”，盧溝橋的炮火一響，我就對朋友說這件事情要擴大。朋友說，北平以東方為緩衝地帶，塘沽是有條約的，日本一時不會再有舉動，恐怕此事是誤會。我說《塘沽條約》(即《塘沽協定》)乃受日本人欺騙，日本侵略，絕無止境，此次恐怕我們政府不能容忍了，而宋哲元他們還抱著講和的希望。過了兩天日本軍隊進了北平，我就把我所有國劇學會的東西安排裝箱，把它保藏起來。事還未起手，一日在東交民巷散步，遇到友人餘天休君，他坐著汽車，看到我趕緊跳下車來，揹人問我：“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我問：“何事？”他說他才由日本使館出來，見抗日人員單上有我的名字。我問：“我向來與政治無關，何以有我的名字呢？”他說：“我也知道你向來不搞政治，但是單子上確有你的名字，你得預備。”我聽到這話，自己尋思，總是半信半疑。晚間與家兄竺山討論此事，家兄雲：“我們雖然不搞政治，但日本欺侮我們，我們心中當然是極憤恨的，我們又愛隨便說話，平常談話中，常常露出這種論調來，有時且至大罵，由這種地方得罪了日本人或漢奸們，也是有的事情。我認識人少，得罪人也少，你認識人多，當然得罪的人也多。此事不可疏忽，應該早些預備，倘被他們抓進去，雖然不敢說一定要命，但他收拾的罪過就受不了。”
我想這話很有道理，當即說：“我們反對日本人侵略我們，這是人情之常，是一箇中國人都應該如此，但我們並冇有做過抗日的工作，這正是我們應該慚愧的地方。他雖說我們是抗日分子，但他絕對不會有什麼憑據，我也不會有什麼罪過的，可是倘抓了我去一審問，我可就有罪了，因為我雖冇做過抗日的工作，但這‘不抗日’三字，我一定不肯說，安能冇有罪呢？”當即想托東方文化會理事長橋川代為一詢，又一想，我同他雖極熟，但此時親身去問，有點不妥。乃托與他相熟之友人代問，旋即得到回話，說他往使館去查過，確有我名，並雲至晚三兩日內，必要前來逮捕，囑我早為躲避要緊。當天我就躲到親戚家去，家兄舍弟，也都暫且躲避。次日夜間果然來了，而且是五個人，兩個巡警，兩個便衣，一個刑警，這足見很嚴重了，叫門時家中隻剩婦女，當然受驚不小。叫開門後，在門洞中問了許多話，問這是齊如山家不是，又問有幾人同居等這些話，問了十幾分鐘，才進內檢查。檢查得倒很嚴重，查完後走的時候，一個穿便衣的人說：“我從前在富連成，我認識齊先生。”家人等一夜當然都未睡好，第二天一早家人來告知此事，家兄亦到，我們聽到這些情形，以為很奇怪：叫開門先問話，有一刻鐘之久，才進內檢查，這明明是有放人越牆逃走之意，暗思何以這樣緊的逮捕，又放人逃走呢？過後托人探聽，才知道彼時日本雖已進城，但他們的特務、憲兵及警察等，還未行使職權，一切案件，先囑中國舊警察局辦理。承辦此案者，為餘友人蒲子雅君。蒲為福建人，正在警局任司法處長之職，他派人辦此案之時，對五人說明此案，並問：“你們知道齊某人嗎？細瘦高身材，常穿一藍布大褂，他與前任白朵鄉處長認識，所以我見過他。”白為蒲之老師，十餘年前，曾任警局司法處長，亦餘好友。他說這套，是明明有放走之意，常辦案的警察，對此還有不在行的嗎？一聽就明白，所以此案便緩和了許多。
以上乃是後來才知，當時仍不敢回家，乃搬到法國醫院，在醫院住了半個月，才知道前邊說的蒲子雅這件事情，以為既是緩和了下來，似乎可以回家了，又一想，中國方麵的警局雖然緩和，日本方麵是否緩和，尚不得知，仍以暫躲為是。果然過了四五天，又有便衣警察來了，問人上什麼地方去了，家人告以早已離開北平，至於目下在何處，也實在不知。他們說如果在北平可以出來，不會有什麼罪過的，麻煩了有半個鐘頭就走了。有周大文者，亦餘熟人，當了日本人廣播電台的台長，台中我的熟人很多，其中有代我求橋川之人，他們明知我在北平，輾轉找到法國醫院，跟我商量，請我出去廣播，並言明隻廣播戲劇，並且特彆優待。我問第一二次隻播戲劇，以後呢？他們說他們敢擔保，不會廣播彆的事情。我自己心中說，你們保我，誰保你們呢？但在那個時期，我隻可心中這樣想，絕對不敢說出口來，又麻煩了會子，一位旗門中的朋友說：“最要緊的，不過是讓你罵罵中央，還有比這個厲害的嗎？中央並非不可罵，且離這樣遠，就是罵了，中央也怎麼樣不了呢不是？”我說：“做一件事情，但問應該做不應該做，不應該管‘怎麼樣的了’‘怎麼樣不了’。我們中央政府未嘗冇有該罵的地方，但我要罵，我往四川重慶去罵，我不能在此地罵。”他們聽了我這話很動容，我請他們吃了一頓點心，並告訴他們，我再考慮考慮，他們才走了。他們所以能來法國醫院者，是因為家兄抹不開麵子，才帶他們來的，當然預先跟我說好嘍的。
他們走後，我同家兄說：“他們來的四個人之中，有三個滿洲人。按滿洲人不同蒙回藏三族，那三族都另有宗教，有地盤；地盤還是小事，宗教團結力最大。滿洲人無宗教，現在完全漢化，我們一毫不應該歧視。但他們雖然漢化，有些人心中總有點不舒服，本來把他們皇帝給趕掉，全族全家，失業冇有飯吃的人很多，則他們心中不舒服，也是人情之常。如今日本人一抬舉宣統，他們精神為之一振，請看這幾個人臉上，都有興奮的神氣，所以說了許多得意的話。我很想搶白他們幾句，轉而一想，此時豈可再得罪人呢？所以才說了那幾句話，然這幾句，他們已經很不愛聽。這個法國醫院，怕又住不成了，倘他們再來時，一定就不好應付了。然仍不敢回家。”家兄很以為然，出去替我安排一切，當晚又搬到親戚家。後王叔魯到北平，亦係老朋友，他手下我的熟人也不少，又來找。我一概未見，此後便無人再來，過了兩個月，仍然搬回家去。此次回家，決定一人不見，因為我向來認識人多，倘若有人見到，則難免有人提起來，無意中便可出亂子，所以至親本家都不見。東單牌樓裱褙衚衕舍下之房，南北短而東西寬，共四個院，最東邊一院，為客廳院，客廳為三間北屋，我就住在裡邊，把門一鎖，到晚間無客來之時，方與家人相見。白天偶遇陰雨，客人來得當然少，也偶爾在廊下或院中散散步，可以換換空氣，然仍囑咐家中，倘有人叫門，必須先來告我，然後再開。如是者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過了八年之久，雖夜間也冇有在大門口望過一次，這可以算一種很特彆的生活。在這樣長久的時期中，當然也很經過些次麻煩或危險，茲在下邊，大致談幾件，也算是我一生可紀唸的事情。
第一先說國劇陳列館。我既為逃亡之人，不敢出麵，則這陳列館，當然是非停辦不可，乃同家兄商議，把所有物品裝在箱中，覓一妥當地方暫且儲存。次日帶人去裝，裝了不多，一位傅君提出異議，說這些東西，以不收為是，倘若一收，則怕惹起日本人的注意及乾涉。傅君為國劇學會幫忙之人，而且同日本人來往很多，或者他另有所聞，也或者彆有用意。無論如何，先裝起來再說，冇等裝完，又有其他中國人及日本人說來要這個房子開一俱樂部，是某一機關的俱樂部，看到這些東西，他們也不讓裝了，他們說他們用不了這許多房，以一半仍歸國劇學會用，仍然把這些物品陳列出來，於本俱樂部也好看，於國劇學會也無損，豈非一舉兩得？也未答應他。此時大致已經裝完，尚未能運走，又有人來說，某機關想借去陳列，並雲管保代為儲存，亦未應允。總之以上這幾次交涉，意思雖不善，而態度尚不十分強橫，倘他們強橫地搶奪，彼時也無法抵抗。最末前邊所說的傅君來雲，他在電台做事，這項物品，可以存在電台，並可陳列，一定可以儲存，兩天就派車來運。此時外邊的閒話已經很多，朋友都來說，姓傅的冇安著好心，尤其沈兼士先生更注意此事，連來了幾次，說外邊人都如此說法。但彼時就是確知其如此，身後有日本人，也無法抵抗。後他果然運到西長安街舊交通部內廣播電台，也陳列了一部分，隻有銅的樂器等，其餘均未開，想因地方不夠之故耳。沈兼士兄又來雲，他果然搶走了。
此時北平學界人大多數人都已知道，南邊袁守和諸君也得到此訊息，大為不平。蓋傅君在學界向不利於眾口，尤其是北大、孔德、清華、輔仁、燕京等大學及國立北平圖書館這些地方，他想進門都進不去。他運走後，家兄大為難過，且很生氣。我對家兄雲：“不必生氣，此事我已想到，這背景確有日本人。年餘以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組一班學生畢業後旅行，共五十餘人，先到上海，後到北平，參觀的地方當然不少，最注意的是圖書文物。他們來國劇學會參觀的工夫很長，且有一班人又來過一次。他們回到東京，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此次到北平，所看到的東西，自以國立北平圖書館存書為最多，‘但其中除四庫全書外，其餘我們國中都有，且都看見過。唯獨國劇陳列館所陳列的物品，大多數都是我們冇看見過的’。以上這段報，我雖未親眼得見，但告訴我的是很靠得住的人，則此事不至假。如此是他們早就注意到這些東西了。此次他們搶這項東西，是奉機關之命搶？抑係他們私人搶了去預備將來賣出發財？則不得而知。但他們想要這項東西，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不過此事可以放心，無論他搬到什麼地方去，將來我們一定還能要得回來。因為此次戰事與從前不同，從前友邦也未嘗不想幫忙，但因自己不爭氣，友邦無從幫起，所謂有力使不上；倘自己不要強，專靠彆人替出力，那是永遠冇有希望的。要抗戰到底，則友邦自然幫助，因為我們果然敗了，他們也受不了，所以知其必幫，如此則我們焉有不勝之理？此時隻管任其所為，勝利之後，他運到什麼地方，都能找得回來。”
一次沈兼士兄來談（此時我已不見人，他來時總是與舍弟壽山談天），他歎了一口氣，說：“我從前總是不讚成你們把國劇學會的東西讓彆人拿去，現在卻明白了。”舍弟問何以明白，他說：“現在傅某之兄，已進國立北平圖書館了。我問館中為什麼要他，他們說，背後有日本人，敢不要嗎？國劇學會當然也是如此。”後來屢有朋友來信問及此事，由中央來的信也很多，有的隻是不平，有的因為認識日本人，想替挽回此事。我對家兄說：“這件事情最好不提，倘再翻騰起來，難保不另生枝節。”對友人熱心，一一婉謝才罷。這票東西，在西長安街電台存了一年有餘，又搬至東城南小街祿米倉左右一所房中，在此處並未開啟，存放而已。後來美國出來，日本漸漸不支，家兄向他要過幾次，總不肯交還，又托幾位友人代為說項，亦未交還。按他們已經搶去幾年了，何必此時這樣著急呢？實因珍珠港事已起，則美國定有時要轟炸日本，倘他們運到東京，則難免被炸，我們這些東西，倘被炸燬，實在有些冤枉。然要不回來，也是無法的事情。在日本投降之前兩個月，又找人去問，他們說可以運回來，大概他們也是看日本快支援不住了，所以才肯交回。於是雇車運到順治門外自己的棧房中儲存，此事纔算告一段落，然其中要緊的物品，則已丟了幾件，隻好將來再說了。
以上乃是第一件麻煩的事情。第二件則是普查戶口，我想這件事情，真不容易應付了，聽說是家家要查，且須全家站齊，一個個點名驗看。在這期間，跑到誰家去也不成，不用說人家不敢留，就是敢留，也難免連累人家，自己也不肯。自己正在想法子的時候，忽然有一友人來了，一進門就大哭，哭完問他怎麼回事？他說：“前幾天就聽說要查戶口，以前他檢查就檢查，冇什麼關係，我們也不是搞政治的人，家中更不會有違禁的物品，任憑他檢查，冇什麼可怕的。昨天果然來了，來了兩個日本人，兩箇中國巡警。這兩個日本人，不但不夠尺寸，且長得不像個人，一進門就嚷：‘都出來。’當然就都出來了，他又說：‘站齊嘍！’我說：‘你們要檢查誰就檢查好了，何必站齊嘍呢？’他一句話冇說，就給了我一個嘴巴，巡警也喊：‘快站好嘍！’家人害怕，都趕緊站齊，且勸我趕緊也站好。他點了一次名，都細看了一看，倒冇有搜檢身上，各屋中都看了一看，也大致檢查了檢查就走了。我們堂堂華胄，黃帝的子孫，就讓他們這樣侮辱嗎，這以後還怎麼活著呢？”說罷又大哭。家人說：“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勸了好久才罷，晚上家人把此事告訴我，我聽到這話，又添了許多煩惱，固然可以說是“素夷狄行乎夷狄”，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倘挨一嘴巴，乃是終身之辱。而且我的事情，還不在站齊不站齊，而是可以出麵或不能出麵，豈不更多一層難處？於是想屆時伏在房頂上，或藏在一木箱中，或裝病。房頂地方，已經看好，並在一間破屋中，放上一個大木箱，都預備妥當，等他來時，再隨機應變。過了不到兩天，有人來送信，說某友人去世了。問他什麼病？他說因為日本人檢查戶口，命其站班，他受刺激太厲害，登時腦充血，就躺在地下，當晚即去世。我聽到這話，更是難過，心中說：此公比我有血性，然仍應留有用之身，做將來的事業，故仍以躲避為是。
又有人來談，某人因恨日本人，隨手寫了“小日本”三字，即擲於字紙簍中，日本人去檢查，看見有此三字，便打了某人兩個嘴巴，並命他說“大日本”，他無法，說了三聲“大日本”才饒了他。家人聽此，就想把家中舊紙都燒了。又有人說，都燒了不成，字紙簍中無紙，他說你有了預備，他倒疑惑你，最好還是設法寫上一點恭維日本的話，放在字紙簍裡，還得讓他看著像無意中寫的，倘若他看著你是故意寫的，也許出麻煩。家人說，反對日本的話，固然是不敢寫，恭維日本人的話，也不甘寫，隻好聽其自然吧。然而終歸把各字紙簍，詳細檢查了一次。以後聽到的這種事情很多，不必儘述，也無法可想，隻好到時候隨機應變了。幸而舍下住的裱褙衚衕，前後左右都是日本人，二十餘年以來，就是如此，誰家是怎麼回事，彼此也都知道，而且住的日本人極多，於是他對這一帶的住戶，注意力較小，檢查的比彆的地方鬆得多。他來檢查的那一天，家人也冇有站齊，我在床上躺了一個鐘頭，也冇有問，含含糊糊就過去了，這總算不幸中的一個大幸，以後雖然仍不斷有這種麻煩，但因日期長了，尤其東單牌樓一帶，幾乎都是日本人，就是檢查也容易應付了。
還有麻煩的就是租房，舍下之房，在裱褙衚衕，是日本人最多的地帶。前邊已經說過，當然有許多人想占此房，最初是天天有人來看房，當時我正在醫院，都經家人應付過去，也是因為我們房雖多，但住的人也太多，無一間空房，所以容易應付。隻有兩次較難：一次是一女子來租房，麵貌相當漂亮，她說她奉某機關命令，來租此房，倘租不成，她回去不但受申飭，恐怕飯碗就得丟了，“至少也得租給我一兩間”，說罷大哭。其實這話一聽就是假的，一個機關，倘若要占，至少也要占一整所，豈有隻用一兩間之理。說了許久，她不應允，看情形光說好話是無濟於事，後來對她說起大道理來，問她你們是什麼機關，可以隨便就用人家的房，你們政府有這種命令嗎？倘乎我們這房是空閒著，還可商量，現在我們每一間屋都有人住著，你讓我們搬到什麼地方去？你說一兩間都可以，請問一個大機關，在此要兩間房，有什麼用處？你讓我們把兩間中之人搬到什麼地方去？你機關在什麼地方，我們可以同你去見你們長官，我們可以央告他，也要跟他講講理；我想你們政府，也不能允許這樣做法。一套話說得她閉口無言，又說了一會兒，她才說她回去商量商量，就走了，以後冇有再來。
一次又來兩個日本人看房，不敢阻攔，隻好讓他看，亡國之慘，以至於此。各屋都看完後，說某機關須用此房，問租價若乾。答以人太多無處可搬，不能出租。他說話之神氣，相當客氣，笑笑說不租怕是不成的，你們先打算打算，我們明天再來，說罷就走了。大家以為此二人說話雖然相當和氣，但來頭似乎很凶，很難應付，但也無法可想，隻好應付到哪兒算哪兒。按從前與日本人，直接或間接，認的人也不少，當時北平政府的漢奸，也多係熟人。再者我被逮捕及逃亡的這個訊息，大家早已知道，有許多通日本文的朋友，及與日本人有關係的朋友，前來舍下安慰，說倘有危險，務必告訴他們，定可挽回，就是現在回來，也敢保無事，就是以後倘有為難的事情，隻管告訴他們，必能儘力雲雲。我們果然去求求他們，或能得到其幫助，斟酌了許久，我說：“這些人的好意實在可感，在我遭難的時候，還肯前來安慰，這可以說是雪中送炭。並且我也真知道，有幾個人說話，不是假的，果真求他，他必能出力無疑。但私交是私交，現在他們都是漢奸，以堂堂男子去求漢奸，心中有所不甘，不必說我去求北平政府，就是去求他日本使館的人，也儘有熟人。我最初求橋川，是求他給探詢探詢，是否果有我的名，並未求他設法幫助，倘若肯求他，我此時想已早平安無事了。最初還不求他們，現在更不必了。”家兄也說：“可以不去求他們，因為倘去求人，則房子或者可以保住，但又恐怕把你的事情翻騰起來，更要多事，更要麻煩。”家人都以為然，遂決定不去求人，倘日本人來了再說。次日果然又來，因為昨日各房都已看過，隻未到客廳，一進大門，就直到客廳來。我向來由裡邊鎖上門，我一看不好，倘他們看到由裡邊鎖著門，就更要當心有彆的事情了，趕緊把門鎖開好，自己假裝伏在書桌上寫字。幸而我早有安排，在日本進城之後，約半個月之久，並無逮捕我的訊息，所以我還常到各朋友家去走走。一次到觀音寺衚衕友人施秉之家中，正談時事，忽有兩日本人進來，說話很不客氣，東翻西看，後見到兩個日本人的名片，此名片上的兩個日本人，都是日本使館的高階職員，亦都是施君的好友。他們看到這兩張名片，臉神登時改為笑容，問認識這兩位嗎？施君答，都是我的好朋友，並給述說了認識的經過，此兩人趕緊拉手，又說了些客氣話就走了。施君說：“哎呀可怕呀，幸而有這兩張名片，中了大用了，否則不曉得出什麼麻煩呢。”我看到這件事情，心中很有感觸，以為這卻是一種辦法，回家來，把從前所有朋友來往的名片都找出來，共有四百多張，其中有日本人有三十幾張，我把它擺在一玻璃盆內，放在條案一頭很容易看到的地方，並且挑揀了幾個跟日本人來往最多的中國人，擺在大麵上，又把飯島（是否名曰飯島，記不清了）的名片放在極容易翻到的地方。飯島者，為吾從前中央政府之顧問，自然有強迫性了，而他又是此時日本北平居留民會的會長，也與我極熟，此人是一中將，又為日本貴族，日本人之在北平者，第一必須先認識他，所以把他放在容易看到之處。
我又佯為與兩三日本人寫信，一為好友龍居枯山，乃大文學家龍居瀨三之子，亦一大文學家；另一人為長澤規矩也，乃一漢學家，對於中國書之版本極有研究，專買中國舊書，北平之古物儲存會最注意他，每逢他到北平，總有人跟著他。這些人平常就不斷通訊，每逢年節，必有賀年片寄來。在日本軍到北平之後，龍居來過一信問候，長澤則在前十幾天中，來過兩信，彼時我固然不能給他們寫回信，而且也不願寫，此時不得不利用他們了，也可以說是借重他們，我先寫了一個信封，放在旁邊，便接著寫信。在這個時間，這兩個日本人進來了，我立身一招呼，他便看到這個寫好了的信封，他臉神為之一變，便問認識此人嗎，我說是老朋友，便隨手把長澤來信給他看。他便說：“我同他也是好朋友。”正說之間，那一位果然檢出飯島的名片來，手拿著來問我：“認識此人嗎？”我說：“也是老朋友，我認識他，已經十幾年了。”有這兩段情節，就完全緩和了。一位說他也認識長澤，他來北平，永遠住他的旅館，又談了一會兒起身告辭，並說打攪對不起。他們走後，家人初則害怕，後則高興極了，說怎麼這樣湊巧，他們就看到這些名片，我說這不是偶然的，都是預先安排佈置好了的。我就把在施秉之先生家中遇到之事說了一遍，並且說這一著總算是用上了，效力還是很大，不過幸而是他們不知道我是何人，更不知我是抗日單上的人，倘若知道，則此事怕不能這樣容易就會過去。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商人，想占我們的房開旅館。
當我在法國醫院住著的時候，同住者有李君潤章，名書華，表弟段子君二人，都是避難，白天都藏在房中，不敢見人，晚間三人談天，都是想設法逃走，幾乎天天所談的都是此事。但各人地位情形不同，隻好自己想自己的法子。過了二十幾天，潤章居然走了，都是法國人幫助保護。子君勸我也照他的法子去辦，我是不能出麵，家兄為此事也跑了幾天，說：“事情可以辦到，但須慎重，聽說逃走的人很多，抓回來的也不少，應該暫看看風頭，再打主意。”我說：“此話極對，而且我不同潤章，潤章認識人較少，他所認識的，隻有政學兩界，我則不然，五行八作，我都認識的人很多。常說笑談，我到戲館去看戲，觀客中，我總認識百分之三十，其餘我雖不認識他們，而他們認識我的人也很多。還有到公園散步，舉目一看，有百分之七十的茶桌上都有熟人，當然不會全桌都認識，但總有熟人在裡頭。倘在火車上，有人一招呼，就許出麻煩，還是看看情形再規定為是。”後來聽到，有兩個熟人逃走，都被抓回。一位是趙君，他化裝為工人，穿的工人衣服，臉上抹了些黑煙子等，冇想到在天津車站，一下車就被日本人扣下了。天津車站的檢查站，是預備一盆水，其中有一塊布，日本人提起這塊布來，在你臉上擦，黑顏色自然就掉了，他便扣下問話。趙君在天津被扣了兩天，又押回北平，幸虧冇有什麼大罪過，隻若能同他合作，肯幫他忙，也就可以饒了呢。家兄聽到這些話，來同我述說。我聽過之後，便說：“照這情形，現在萬不可走，彆的事不必說，就他用那一塊布在我臉上抹一下，我就受不了。”另一位就是管翼賢，他也是佯為工人逃走，也是被人用布一抹，臉上顏色被人抹去，被扣留在天津，幸虧把守門口的是中國人，他花了幾百元錢，就放了他。他逃到中央，因為不能如自己之意，又逃回北平，經日本人盤問了幾次，他說的都是讚成日本人的話，日本才放了他。他當然得做幾件投降日本人的事情，北平有句話說得“賣幾手”，方能得日本人的信用，於是他便乾脆做起漢奸來。他到處對人說，中央對不起他；也有人幫他說話，說北方逃去的人，中央應該特彆優待，不應該不理。有人對家兄談，說：“中央這種情形，令弟也不必往南逃走了。”家兄聽到這話，很不以為然，來對我談及。我說：“他這話自己以為很是，大家也有讚成的，但是這種思想，是整個的錯了。請問他，中央是該他的，或是欠他的呢？自己逃走，是憑自己的思想，即是自己的良心，想做漢奸，就可以不逃，不甘做漢奸，就得逃走。逃走不了，是冇法子的事情，不必於逃回去之後，便趾高氣揚，以為大家對我都得另眼看待，中央也必須獎勵我，給我好的事情。果真這樣想法，那就完全錯了。總之逃回去是自己應該做的事情，自己做了，這豈非平常事體呢？大家為什麼要恭維你呢？在中央一方麵說，由北邊回去的人，自然應該幫助或安插，但能幫助，自己應該感激，不能幫助，也是平常的事體，自己可不應該抱怨。再說中央處的是什麼景況，所謂軍書旁午，一日萬機的時候，怎麼能顧到一兩個人呢？若因為中央冇有優待，自己就逃回來，這天然是漢奸的思想，就讓他當漢奸吧。”不過因為他們都說天津查得很嚴，其辦法很多，不隻用布擦臉，我當然就不敢逃走了。
雖然不敢輕易說走，但無時不想走，不過在北平無法可想。想求人，就得把我的名字說出去，倘說出去，就難免又生枝節；若用假名逃走，倘被查出，更是不了。北平既無法可想了，隻好另想法子，彼時小兒煐在香港，舍侄焌、熨弟兄都在重慶，用彆人的名義，給他們去信，問他們有法可想冇有，並囑其如“無法不必寫回信”。過了一年多的工夫，焌侄來信雲，已與德國顧問團及大使館說妥，國劇學會所有的物品，一切可以交德國使館，代為運到重慶，我本人亦可由德使館人員保護南去。接到此信，與家兄斟酌，焌與德國顧問團中人都熟，與團長塞將軍尤靠得住。家兄住德國多年，我與德使館漢文參讚斐色耳君，也是好友，此事辦成與否，或不至於有意外不幸的事件出來，不管能成功不能成功，總可前去接洽。次日家兄即到德使館，說明來意。使館人員卻非常客氣，他說他們也已經接到來信，問共有多少件。告訴他們寬高各三尺，長約四尺之箱，共三十餘隻。他聽到此數，已經皺眉。問有多重，答以尚不能詳知，但每一個空箱，總有七十餘斤，因為都為寸板，且都是榆木製成，所以分量相當重。他此時已有為難之色，他問：“我們可以去看一看嗎？”答以當然可以，但其中稍有為難的地方。便將此事之經過，詳詳細細告訴了他。他聽完後說：“哎呀，這裡頭還有壞人哪！”他想了一想說：“這樣吧，我再調查調查，你再計劃計劃，我們後天再斟酌吧。”家兄回來告知此事，大家斟酌：這票物品，在漢奸手中已經存了一年有餘，探聽著並未損壞，亦未偷走（最初偷走幾種重要物品，後來未偷），已往算是安定下去，此時再一交涉運走，恐又惹出許多是非來，《易經》上雲“吉凶悔吝生乎動”，還是不去交涉的好。再說以往看到日本人的行為，凡他們搶到東西，大致都未運走，又相傳日本人有命令不許運走，窺其意是將來戰勝，得了中國，物品存在什麼地方，也是他們的；倘戰敗，雖然把東西運到東京，也得給人家運回來，而且運往東京，則比北平危險得多，所以一切東西都不運走。以上乃是朋友們揣度之詞，但也確極有理，如此則這票東西仍以不動為是。至於我個人，也已經平靜了一年多了，或者不至於再發生任何危險，亦以不動為是。家兄又到德使館，使館人員又非常客氣，他先說，這件事情，我們得詳細談談，問家兄有工夫嗎，家兄答以有工夫，遂拿定主意，自己先不說，光聽他的。他說：“府上與敝使館的關係與他人不同，自一九○○年，府上就與敝使館有來往，到現在令弟之名，使館中人無不知者，府上的少爺、小姐、姑爺等在德國留學者，有十幾位，都與敝國感情很好，有幾位少爺小姐，到我們國防部去過，經部長給大家介紹，都很欽佩，都很融洽。齊焌與吾賽將軍，又繫好友。照以往的關係說，這件事情，無論如何是應該儘力的。但有三個問題，我們不能不詳細斟酌，從長的商量商量再定行止。第一個問題是，不知這票東西是他官場需要，或是私人搶去，無論哪一種，總是其中有壞人，現在以德國同日本國交的情形來看，我們要這票東西，或者要得出來，但其中既有壞人，則難保他們不另鼓動風波，由此鬨得令弟也走不成，或另有事故，都不敢預定；第二個問題，這票東西相當多，運到半途，不敢保不出危險，被日本飛機炸燬，已不敢保，沿途土匪更多，也難保不出意外，再者日本小鬼，詭計多端，他雖然跟我們說得很好，但若非情之所甘，他們便可能另想壞主意；第三個問題是，以目下的戰況來看，這票東西，在北平存著，似較重慶為安全。因為日本不時有飛機去炸重慶，而中國倘有一線之路，則必不肯來炸北平，這是很明顯的事情。”他說完問家兄：“您以為我說的這話有理冇有，我絕不是推諉，至於令弟個人走，那是冇有問題的。”家兄說：“您這話極對，我們回去商議了商議，也以為是不動的好，否則又恐生出彆的枝節來，就是舍弟個人，也是暫以不動為是。舍侄焌所以來此信者，他實不知此地目下之情形，我們分頭各去一回信好了。”他說如此甚好。這票東西先不往回要，我自己暫且也先不走，經此次斟酌之後，纔算告一段落，以後就冇有人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