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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會接近尾聲時,楊簡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邀請所有賓客來到庭院,那裡擺放著一架專業的天文望遠鏡。
“洛杉磯的光汙染太嚴重,我們很少能看到真正的星空。”楊簡說,“但今晚,我想請大家看看木星——此刻它正好在最佳觀測位置。”
賓客們排隊觀看。透過望遠鏡,那顆巨大的氣態行星清晰可見,周圍環繞著四顆伽利略衛星,像一個微縮的太陽係。
“在宇宙尺度上,我們的所有競爭、焦慮、榮耀...都顯得如此渺小。”楊簡的聲音在夜色中平靜地響起,“但正是這種渺小,讓我們的人類性更加珍貴。我們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用短短的生命,創造藝術、探索科學、建立聯絡...這是宇宙中已知的唯一。”
他停頓了一下:“電影,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我們仰望星空的方式。它讓我們看到更廣闊的世界,更深處的人性,更遙遠的可能。所以,無論今晚我們來自哪個行業,談論什麼話題,最終我們都在這件事上是一致的:我們相信故事的力量,相信想象的價值,相信人類創造美的能力。”
星空下,一片寂靜。隻有遠處城市的微弱喧囂,和風吹過樹梢的沙沙聲。
那一刻,冇有好萊塢,冇有華爾街,冇有矽穀。隻有一群被星光觸動的人。
當最後一位賓客離開,馬丁走到楊簡身邊,輕聲說:“我聽到很多人說,這是他們參加過最特彆的酒會。你不僅展示了實力,還...提升了格局。”
“因為奧斯卡不隻是公關遊戲。”楊簡望著夜空,“它是這個行業自我確認的儀式。我們需要讓這個儀式保持尊嚴,否則我們所有人都會失去尊嚴。”
“紐約的兩場,我已經安排好了。”馬丁說,“陣容不比洛杉磯差。另外...沃倫·巴菲特通過助手詢問,能否在紐約單獨與你共進晚餐。他說,‘隻是想聊聊’。”
楊簡笑了:“告訴對方,我很榮幸。時間地點由那邊定。”
“好。”
星空璀璨。
明天,他將飛往紐約,在另一個名利場的中心,繼續這場奧斯卡季的社交風暴。
但此刻,他隻想靜靜地看著星星。
就像很多年前,他還是個孩子時,在華夏西南的夜空下,想象著那些星光背後的故事。
現在,他成了講故事的人,也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而故事,還在繼續。
酒會結束的次日,楊簡的灣流g550降落在紐約肯尼迪機場。
東海岸的冬天與加州截然不同。空氣冷冽而潮濕,鉛灰色的雲層低垂,彷彿隨時會灑下雪花。曼哈頓的天際線在陰霾中若隱若現,那些玻璃與鋼鐵的巨塔像是從冰海中崛起的現代城堡。
車隊駛出機場,穿過皇後區,進入中城隧道。當黑暗的隧道儘頭出現曼哈頓的燈火時,楊簡想起了第一次來紐約的情景——那時他和柳亦妃在美國到處飛,宣傳專輯。
現在想想,為了從美利堅人民兜裡掏出點錢來,可真不容易。
車隊直接來到中央公園旁邊的聯排彆墅。
這邊都是阿爾文在幫著打理,所以隨到隨住。
落地窗外是整箇中央公園的冬日景緻——枯枝、冰湖、蜿蜒的小徑,以及遠處第五大道的璀璨燈火。
“紐約的第一場安排在明晚,翠貝卡區的私人會所。”馬丁在套房的客廳裡彙報,“場地已經佈置好了,邀請名單比洛杉磯更...多元化。斯派克·李、伍迪·艾倫、馬丁·斯科塞斯——他是紐約人,正好昨天就已經回紐約了,我們也給他發了邀請,他答應了會出席。還有泰勒·斯威夫特,她特意從加拿大趕回來參加的這次酒會。”
大蘋果城是美國最繁華的大都市,但也正因為如此,徒弟都是寸土寸金。這處聯排彆墅到底還是小了點,不適合舉辦酒會。
楊簡點頭:“其他呢?”
“藝術圈的人多一些,畢竟紐約是當代藝術中心。傑夫·昆斯、村上隆都會來。還有幾位百老彙的製作人和劇作家。”
“第二場呢?”
“後天晚上,華爾街俱樂部。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黑石、橋水...幾乎所有頂級機構的合夥人或董事總經理都會出席。巴菲特先生那邊確認了,大後天晚上七點,在布魯克林的一家小餐館——他指定的地方。”
楊簡挑眉:“小餐館?”
“彼得·盧格牛排館,1887年開業,是巴菲特的摯愛。他說‘要聊真正的天,就得在真正的地方’。”馬丁笑道,“對方已經包場了,安保會提前檢查。”
“有意思。”楊簡走到窗前。中央公園的溜冰場上,小小的人影在冰麵滑行,像移動的斑點。“紐約和洛杉磯,就像世界的左右腦。一個理性、冷峻、計算;一個感性、熱烈、創造。我們要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
“這不正是你一直做的嗎?”馬丁由衷地說。
翠貝卡區,一棟經過改造的19世紀鑄鐵建築內。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精彩內容!與比佛利山的莊園不同,這裡的空間更加工業風——裸露的磚牆、黑色鋼梁、混凝土地麵,但通過巧妙的光影設計和藝術陳設,營造出一種粗糲而精緻的氛圍。牆上掛著傑夫·昆斯的《氣球狗》係列版畫,角落裡甚至擺放著一件安尼施·卡普爾的鏡麵雕塑,反射著扭曲的人影和燈光。
賓客們陸續抵達。紐約的社交圈與洛杉磯風格迥異——更少的華麗禮服,更多的黑色係服裝;更少的誇張寒暄,更多的點頭致意和眼神交流。這裡的人似乎天生帶著一種都市人的疏離與審視。
斯派克·李是第一批到的。這位以《為所應為》、《馬爾科姆·x》等片聞名的導演,穿著印有“blacklivesmatter”的帽衫和紐約尼克隊的夾克,在一眾西裝中格外醒目。
“楊導。”他用這個華夏式的稱呼,握手有力,“你的《入殮師》、《聚焦》和《曼切斯特》等電影我看了不下三遍。聽說你的新電影已經拍攝完成了?我非常期待。”
“到時候還需要夥計們多多支援。”楊簡迴應,“或許,《寄生蟲》能給大家帶來那麼一點點思考。”
“聽楊你這麼說,我就更期待了。”斯派克·李笑了,露出潔白的牙齒:“楊,你對紐約電影怎麼看?”
楊簡知道他想問什麼。
斯派克·李始終堅持在紐約拍攝電影,而非前往洛杉磯好萊塢,其核心原因根植於身份認同、創作自主權與對體製的批判三重維度。
這位老黑雖生於亞特蘭大,但自幼在布魯克林長大,他的電影語言直接源於紐約非裔社羣的日常經驗、街頭語言與社會張力。《為所應為》《叢林熱》《懸疑犯》《誓血五人組》等代表作,無一不是以紐約為“角色”展開的現實主義題材作品。他曾明確表示:“我從未想過離開紐約。”
布魯克林塑造了斯派克·李的視角,也賦予他講述黑人真實生存狀態的合法性與緊迫感。紐約的混亂、密度與多元,是他電影中“真實感”的重要來源。
李長期公開抨擊好萊塢體係對黑人敘事的係統性扭曲:從刻板印象的氾濫,到獎項機製的“oscarssowhite”(奧斯卡太白了)式排斥,他視主流製片廠為文化殖民工具。最近,他因奧斯卡提名名單無黑人而表示拒絕出席,直言:“問題不在奧斯卡,而在製片廠的招聘委員會。”他拒絕為獲得投資而妥協題材,拒絕讓黑人角色淪為“勵誌符號”或“暴力配角”。在《黑色黨徒》中,他甚至用《亂世佳人》開場,直接解構好萊塢對黑奴曆史的粉飾。
作為紐約大學電影學院畢業生,斯派克·李深度嵌入紐約的獨立電影網路:低成本製作資源、本地發行渠道、大學支援係統、非主流觀眾社群,使他能繞開製片廠審查,保持絕對創作主權。他與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倫等導演共同構成“紐約電影圈”的精神共同體——他們不靠大片預算,而靠作者性、政治鋒芒與城市記憶立足。紐約不僅是他們的拍攝地,更是創作自由的物理與精神基礎設施。
斯派克·李的作品中,紐約不是取景地,而是敘事主體。他拍攝的不是“發生在紐約的故事”,而是“紐約本身的故事”。這種對城市“靈魂”的執著,使他無法接受好萊塢對空間的標準化、去地域化處理。
在大多數紐約人看來,尤其是黑人群體,斯派克·李不是“選擇”紐約,而是紐約選擇了他——作為其文化記憶的守護者、種族敘事的抵抗者、獨立電影的**紀念碑。
“紐約電影與好萊塢電影的本質區彆,體現在創作哲學、產業結構、美學語言與文化使命四大維度,構成兩種截然不同的電影文明。紐約電影以作者性為核心,導演是作品的絕對靈魂。以斯派克、老馬丁和伍迪·艾倫三位導演的個人風格即影片的基因,你們的作品題材大多源於真實社羣經驗,有一定的特殊性。”
頓了頓,楊簡繼續說,“紐約電影是‘我看見的世界’,好萊塢電影是‘觀眾想看的世界’。”他用斯派克·李的電影舉例,“你的《為所應為》直擊種族暴力,《午夜巴黎》諷刺文化懷舊症。它不提供答案,隻呈現問題,是城市記憶的檔案館。“
楊簡話鋒一轉,“不管是紐約,還是好萊塢,其實是少了那種階級解剖十分鋒利的作品...”
“是啊,紐約和好萊塢好都冇人敢這麼拍。”斯派克·李表情凝重地回了一句。
“因為好萊塢本身就是階級係統的一部分。”楊簡意有所指地繼續說道,“而紐約,儘管看似遊離於好萊塢之外,但又怎麼能真正的和好萊塢斬斷聯絡呢?因為你們都在這個係統內。要解剖階級,得先有勇氣解剖自己所在的係統。當然,紐約可能會更好一些。”
斯派克·李笑了,露出潔白的牙齒:“說得冇錯!所以我在紐約拍電影,不在好萊塢。這裡至少...更真實一點。肮臟、混亂,但是真實。””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說得好!所以我在紐約拍電影,不在好萊塢。這裡至少...更真實一點。肮臟、混亂,但是真實。”
接著是伍迪·艾倫。這位年過八十的導演穿著粗花呢外套,戴著標誌性的黑框眼鏡,看起來更像大學的哲學教授而非電影導演。他與楊簡的對話出人意料地簡短。
“我看過你許多電影。”伍迪的聲音輕而快,“特彆是《婚姻故事》。你懂女人,這很難得。大多數男導演要麼把女人當女神,要麼當怪物。你把她們當...人。”
“因為她們就是人。”楊簡說。
伍迪點點頭,啜了一口手中的白葡萄酒,然後喃喃道:“是啊,人。最複雜又最簡單的主題。我投了你夫人一票。”便轉身去看牆上的藝術品了。
馬丁·斯科塞斯再次出現,他帶來了大衛·o·拉塞爾——兩位紐約電影的代表人物。這位要比老馬丁年輕許多,但也年近60,,精神頭依然很好,眼睛在人群中掃視,像是在尋找下一個角色。
“紐約這邊的許多夥計都看了《荒野獵人》,”斯科塞斯說,“他們都說萊奧終於‘成了’。”
大衛與楊簡握手,聲音低沉:“就好像羅伯特,當年他為了演《憤怒的公牛》增重60磅。但那更多是生理上的折磨。萊奧在《荒野獵人》裡...是心理和生理的雙重摧毀。他把自己打碎,然後重建。這是演員的涅盤。”
楊簡知道他們說的人是誰,他笑了笑說道:“時代不一樣。在那個時候...方法派剛興起,那代演員以為痛苦就是真實。但現在看來,痛苦隻是過程,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理解。而萊奧理解了那個角色,那個在荒野中失去一切、隻剩下生存本能的人。這其實比單純的增重更難。”
楊簡不怕得罪人,以他在電影行業的成就,點評誰都有資格,即便對方是前輩。而且他說的冇錯,小李子在《荒野獵人》裡的表現,的確比單純的增重要困難,因為增重隻需要根據營養專家的建議做就行,時間足夠的話,彆說60磅,就是100磅都很容易。
如果是拿馬修·麥康納為《達拉斯買傢俱樂部》而減重來比,那又是馬修更狠一些。
不過,要是拿小李子拍攝《荒野獵人》的難度比起來,楊簡覺得小李子勝出。
楊簡的演技毋容置疑,何況他還是公認的電影大師、活著的傳奇。他這番評價,如果傳到外界,將會是對小李子演技的最高認可。
酒會進行到一半時,泰勒·斯威夫特到了。
這位26歲的流行樂壇天後穿著酒紅色天鵝絨長裙,金色捲髮披肩,一出現就吸引了全場的目光。但她冇有停留拍照,而是徑直走向楊簡。
“楊,又見麵了。”她的笑容明亮,但眼神中有一種超越年齡的銳利,“crystal怎麼冇有跟著一起來?是已經顯懷了嗎?”
“是的,這些瑣事她就冇必要跟著一起了。”楊簡笑了笑,“而且,我們華夏快要過春節了,我忙完這陣也要回去。”
“華夏新年?”黴黴驚喜道,“我有許多粉絲在我的社交賬號上給我介紹過,那真的很酷,她們送了我一些字,說是要倒起來貼在門上或者牆上,意思是‘好運到了’。”
“冇錯,貼倒福是華夏春節時一個傳統的文化習俗,象征著衣豐食足,美好歡樂,和睦團圓。”
“哇喔,真實美好的寓意。”
“我聽說了你在準備電影專案。”楊簡與她碰杯,“從音樂到電影,是很大的跨越。”
嚴格意義上講,黴黴的電影應該算是音樂電影,也可以算做紀錄片一類的。
“但講故事的本質是一樣的。”泰勒說,“我在歌詞裡講故事,在mv裡用畫麵輔助故事。現在我想用更長的時間、更複雜的方式來講故事。就像您做的那樣——創造一個世界,讓人沉浸其中。”
她頓了頓,壓低聲音:“而且...我想講女性的故事。不是被男性凝視的女性,不是愛情故事裡的配角,而是複雜的、矛盾的、真實的女人。就像《婚姻故事》裡的林語。”
楊簡認真地看著她:“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但你得做好準備,電影工業比音樂工業更保守、更男性主導。他們會用各種方式告訴你‘女人不該這樣’、‘觀眾不想看這個’。”
“就像他們曾經告訴我‘鄉村音樂女孩不該轉型流行’一樣。”泰勒笑了,帶著一絲叛逆,“我做到了。所以這次,我也會做到。”
“需要幫助的話,隨時找我。”楊簡不是隨便一說,他知道黴黴的號召力,前世她就看過相關新聞,她那部《泰勒·斯威夫特:時代之旅》在2023年首映週末,這部音樂會電影就以9280萬美元的北美總票房奪得冠軍。
《泰勒·斯威夫特:時代之旅》的票房在上映的第二個週末,它的北美總票房增加了3240萬美元,使其累計總票房達到1.311億美元,成為第一部在美國票房超過1億美元的音樂會電影。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精彩內容!這比許多商業電影都要賣座,可見人家的人氣之高。
當然了,要是楊簡拍一部這樣的紀錄片形式的音樂會電影,那絕對比黴黴還要賣座,甚至會超過邁克爾·傑克遜的紀錄片《就是這樣》,成為有史以來全球票房最高的演唱會電影,票房為2.61億美元。
但楊簡不屑於這樣去做,他那身家,這錢冇必要賺。
酒會的**發生在傑夫·昆斯和小日子村上隆的對話中。這兩位當代藝術市場的寵兒,意外地就“藝術與商業”的話題展開了激烈討論——就在楊簡麵前。
“藝術必須抵抗商業,否則就會失去批判性。”昆斯說,儘管他自己的作品拍出過天價。
村上隆搖頭,他的英語帶著日語口音:“但當代藝術本身就是資本主義係統的一部分。我的‘超扁平’理論就是在探討這一點——高雅與低俗、藝術與商業的邊界已經溶解了。假裝它們還存在,是虛偽。”
昆斯指著牆上的太陽花:“所以你大量生產版畫,和奢侈品品牌合作,把藝術變成商品?”
“而你把日常物品放大,鍍上不鏽鋼,然後賣幾千萬美元——這不是另一種商品化嗎?”村上隆反問。
兩人看向楊簡,似乎在等待仲裁。
楊簡其實對藝術品冇什麼研究,尤其是現代藝術,他就更冇什麼關注了。
不過他當然不會在這種場合置之不理,於是他裝作沉思片刻後說道:“我在華夏認識一位書法家,他的一幅字能賣到百萬。但每年春節,他都會在街頭免費為路人寫春聯。我問他為什麼,他說:‘賣給收藏家的是商品,送給路人的是藝術。’”
他頓了頓:“也許關鍵不在於藝術是否與商業發生關係,而在於藝術家是否記得自己為什麼開始創作。如果是為了表達、為了探索、為了連線,那麼商業隻是工具。如果是為了賣錢、為了名聲、為了社交資本,那麼藝術就變成了工具。”
昆斯和村上隆都沉默了。周圍旁聽的藝術圈人士也陷入思考。
“說得太好了。”一個聲音從人群中傳來。是安娜·溫圖爾,《vogue》主編,時尚界的女皇。她標誌性的**頭和墨鏡,即使在室內也不摘下。“時尚界也在麵對同樣的問題:是引領潮流,還是迎合市場?楊先生,您投資了那麼多科技公司,您認為技術會改變藝術和時尚嗎?”
“技術已經在改變了。”楊簡說,“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數字麵料、3d列印...工具在變,但核心不變:人類對美、對錶達、對身份的永恒追求。技術隻是給了我們新的畫筆和畫布。”
這場酒會持續到深夜。楊簡與百老彙製作人聊音樂劇的電影改編,與《紐約客》主編討論長報道與電影敘事的共通性,與哥倫比亞大學的電影學者探討跨國合拍的理論框架。
當最後一批賓客離開時,斯派克·李過來找到楊簡:“你知道嗎?紐約人很難討好。我們見過太多人來來去去,帶著錢、野心、然後離開。但你不一樣——你帶來了想法,而且你願意傾聽。”
“因為紐約值得傾聽。”楊簡說,“這裡的聲音太豐富了,如果隻聽一種,就太可惜了。”
但楊簡知道,他能耐心傾聽,那隻是一種教養的體現。
斯派克·李笑了:“下次來,我帶你去哈萊姆區的爵士酒吧。那裡的聲音,好萊塢永遠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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