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稱：“故聖人之製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誌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為全道之人。”這就是要達到一種清靜無為的自然境界，超脫一切榮辱得失的思慮，容身於道中，從而獲得至真之道。他的思想皆與《老子》之旨相合，故為道教一並崇奉。
唐玄宗天寶元年，追封亢倉子其人為“洞靈真人”，唐玄宗詔封其著為《洞靈真經》。道教聖地樓觀台供奉。
尹文，尊稱“尹文子”，齊國人。戰國時代著名哲學家。
尹文與宋鈃齊名，屬稷下學派。戰國時代的宋尹學派的前驅。尹文於齊宣王時居住在稷下，為稷下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與宋鈃、彭蒙、田駢同時，都是當時有名的學者。
尹文的學說，《莊子·天下篇》說它“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長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他學說的中心思想是希望天下太平，社會安寧，人民安居樂業，達到溫飽的小康世界，每個人在社會上都能夠養活自己，同時還可以供養一下別人，就足夠了，就可適可而止，不要有太多的**和企想，從而達到於心無愧，“見侮不辱”，既能對得住別人，也能對得住自己。這就是治理天下的大道理。
尹文的思想，與宋鈃大致相同，都提倡寬容即所謂“恕道”，教導人們勿要爭鬥，主張對別人的態度甚至侮辱也要能夠容忍，不要因小失大而為此發火暴怒；要反對戰爭，化幹戈為玉帛，提倡以忍為上。他認為，“大道容眾，大德容下”，對百姓、對臣民，隻要講究寬恕忍讓的道德，並奉為最高尚的東西，事情就好辦了。事情越少越好辦，辦事情的手續越簡便越能找出前因後果，掌握重點。一個做國君的人，必須做到“無為而治”，這樣纔能夠“容天下”；“容天下”就可得民心。而“容天下”的最好辦法就是“深見侮而不鬥”，在這個原則下，做到有功則賞，無功則罰，這樣才能審時度勢，名實相副，這就是“道用則無為而自治”的道理。
尹文認為，要做到“無為而自治”，名實相副，就要堅持做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這八條。這八條，都是“五帝三王”的“治世之術”。因此，對於“博施於物”的“仁”，“以道之”；對於“以立節行”的“義”，“以宜之”；對於“以行恭謹”的“禮”，“以行之”；對於“以和情誌”的“樂”，“以和之”；對於“以正尊卑”的“名”，“以正之”；對於“以齊眾異”的“法”，“以齊之”；對於“以威”使服的“刑”，“以威之”；對於“以勸忠能”的“賞”，“以勸之”。並且，他認為這八個標準“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使大家都掌握了，就能夠達到天下大治，這就是老子所說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從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所謂“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
尹文所說的“大道容眾，大德容下”的所謂“恕道”，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的“恕道”思想，是一致的。隻是，其中突出了“名實”思想，即所謂“深見辱而不鬥”，“名實審也”。尹文認為，“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尹文所說的“名”，就是“正形”，使名實相副。尹文說：“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而且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他引用孔子的話說：“故仲尼雲：‘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這樣，他的“無為而自治”的思想不僅與“恕道”聯係在一起，而且也與“名實”思想聯係在一起。這些哲學上的命題，在儒家思想中都能找得到。尹文又引用老子的話說：“道者，萬物之俱，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籍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他認為“善人與不善人，名分日離。”這就指出了二者之間的差別。他認為，“有形者必有名”，反過來，“有名者未必有形”，因此，有理無益於治理國家的事，“君子弗言”；有能力辦到的事而對於治事沒有好處，這樣的事“君子弗為”。他要求人們做事情要看對於國家和人民是否有益，從而做到“名”“實”相副。否則，便會“相亂”。因此，“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一切要按“名”“實”相副的次序辦事，隻有這樣，才能做到“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達到致世經用的目的。
尹文不僅在倫理學上用“恕道”容忍別人，做到“見辱而不鬥”；而且還用“大道容眾，大德容下”的“恕道”思想反對戰爭，提倡“無為而能容天下”，這不僅與儒家思想相通，而更重要的是與老子的無為而治的“尚柔”精神一脈相承。
關於尹文的學派問題，有幾種說法：《莊子·天下》以宋鈃、尹文為一家，“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歸尹文為名家。先秦無“名家”稱謂，“名家”稱謂首見於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班固因之，撰《漢書·藝文誌》歸《尹文子》於名家類，但並不等於列尹文為名家，亦不等於尹文與惠施、公孫龍是一家，“《漢誌》分家，不是根據那個人的根本學說，乃是根據當時所傳著作的內容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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