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法家主要劃分為齊法家和秦晉法家兩大陣營。秦晉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齊法家主張以法治國，法教兼重。秦晉法家奉法、術、勢為至尊與圭臬，齊法家既重術、勢，又重法、教。
秦晉法家的創始人之一李悝，任魏文侯相，提倡“盡地力之教”，主張大力發展農業生產，調整租穀，創“平糴”法，兼顧農人與市民的利益。他還收集當時諸國刑律，編成《法經》六篇。《法經》為華夏古代第一部較為完整的法典。
與李悝同時期的吳起先在魏國進行兵製改革，後又在楚國進行政治改革，“明法審會，損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打破舊貴族的世卿世祿製，強迫舊貴族徙邊墾荒，獎勵“戰鬥之士”。
後來，商鞅在秦實行兩次變法，主要內容是：開阡陌封疆，廢除井田製度。承認土地私有，獎勵農戰，凡勤於耕織而多繳粟帛者可改變原來身份。有軍功者可授以爵位。實行郡縣製。主張用嚴刑重罰以杜絕犯罪。但是其排斥道德教化，輕視知識文化的作用。其用發展觀點看待曆史，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在經濟上，鐵器逐漸應用於農業生產，牛耕開始普遍推廣，使得農業生產力迅速提高。鐵器在春秋末年已經出現，但不普及，進入戰國以後，無論農業還是手工業，都已經離不開鐵工具。
《管子》裏談到：農夫必須有鐵製的耒、耜、銚，女工必須有針和刀，製車工必須有斤、鋸、錐、鑿。否則他們就不能成其事。生產工具方麵的變革和廣泛使用既增強了開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麵積增多，同時，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生產生活資料。春秋中晚期，在“井田”之外，出現了“私田”。隨之而來的是，私田不斷增多，土地逐漸可以交換、甚至買賣，井田製漸趨瓦解。
戰國時期，社會生產方式也開始轉變，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個體耕作代替了犁耕為單位的集體協作，封建個體經濟逐漸占主導地位。“工商食官”的局麵逐漸破壞，出現了個體手工業者、商人。他們的行業很多，有鐵工、木工、紡織、洗染、刺繡、製陶等。內部分工還很細，有專做鞋、帽、農具、炊具、車子以及專做葬具的。
戰國時期，參與商品交換的種類繁多，商品交換的地域也相當廣，如北方的走馬、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皮革、丹青，東方的魚、鹽，西方的皮革、文旄等。手工業、商業繁榮的結果，城市也空前繁榮，出現了一些人口眾多、經濟發達的大城市。
戰國至秦時期，法家理論得以全麵實踐。秦朝結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來諸侯分裂割據的局麵，成為華夏曆史上第一個以華夏族為主體、多民族共融的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國家。
秦國建立了皇帝製度、以三公九卿為代表的中央官製，以及郡縣製，徹底打破自西周以來的世卿世祿製度，強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奠定華夏大一統王朝的統治基礎。
漢武帝時代儒學地位空前上升，但是法家理論依然發揮著一定的影響。
漢宣帝所謂“本以霸王道雜之” ，就反映了這樣的影響。
東漢末年，隨著士人群體意識的自覺以及曹操父子政治方略的轉變，儒家失去了正統地位。玄學在魏晉兩百多年中一度取代儒家占據正統地位。
法家學說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義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史載曹操“攬申、商之法術”，受先秦法家思想影響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
南北朝時期，統一北方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政治上推崇法家。博士公孫表獻上《韓非子》一書，勸他用法製管理臣下。他對韓非的集權思想非常讚賞。
隋唐時期法家繼續發展，唐朝的科舉中也設有法家科目。
宋朝時期，儒家全麵上位。在後來的曆史中，偏好法家理念治國的人還有諸葛亮、隋煬帝楊廣、王安石、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張居正。但大部份獲得好評的帝王都是兼擅采用法儒二家理念治國者，如漢武帝劉徹、唐太宗李世民等。
可見，法家的脈搏仍然存在，法家在許多重要曆史時刻都頑強地表現了自己，如諸葛亮治蜀、永貞革新、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時期，使曆史一次次向前邁進。
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春秋時期政治人物。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漢族，潁上人，周穆王的後代。
管仲是華夏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被譽為“聖人之師”和“華夏文明的保護者”。
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失敗，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成為齊國上卿即宰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
管仲在任內大興改革，富國強兵，重視商業，並因開創國營娼妓製度而曾被中國性服務業供奉為保護神。
姬僑，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號成子，人們又稱他為公孫僑、鄭子產，鄭國貴族，鄭國國都人。
他是鄭穆公的孫子，所以人們又稱他為公孫僑、鄭子產。他自鄭簡公時被立為卿，公元前五百四十三年到五百二十二年執掌鄭國國政，是當時最負盛名的政治家。
子產沒有著述傳世，他的言行事跡，主要載於《左傳》、《史記》等書籍。子產的在法律上所做出的貢獻主要有鑄“刑書”，公佈成文法。
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子產“鑄刑書”，把自己所製定的刑書鑄在鼎器上，開創了古代公佈成文法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提出“以寬服民”、“以猛服民”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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