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階級的上升,一方麵反映出國君求才若渴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麵也體現出平民對仕途的積極追求。但國君選拔人才的核心標準是實際才幹,平民唯有憑借真才實學方能獲得賞識,而培養才幹離不開讀書治學。盡管個人興趣是研究學問的重要動力,但對整個時代的學術風氣而言,政治層麵的需求與上位者的推崇,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
周代對思想言論的管製較為嚴格,如《禮記·王製》中規定:“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周王室衰微後,原有的思想統治體係隨之瓦解,遊士學者得以周遊各國遊說論政。不僅孔子周遊列國,幹謁七十餘君;孟子亦曾當麵諷喻國君,若國君邀請不合禮儀,他亦敢於故意推辭。可見春秋戰國時期,思想言論極為自由,與周代形成鮮明對比。而思想言論的自由,加之當時各諸侯國君主多有開放的胸襟與包容的雅量,更促成了百家爭鳴的繁盛局麵。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井田廢弛,原有經濟體係隨之瓦解,再加上各國連年征戰,百姓家破人亡、顛沛流離。具有學識的人們亟須解決的核心議題是如何製止戰爭、安定社會。諸子學者圍繞這兩大問題各抒己見,提出各自的見解與方法。
隨著“士”階層的崛起,春秋晚期“養士”之風初興。“士”中諸多優秀人才受各國國君重用,甚至出任卿相要職。至戰國時期,各國對“士”普遍推行優厚待遇與寬容政策,允許其“合則留,不合則去”。“士”的自由流動不僅進一步促進了各國人才交流,更推動了不同學派思想的碰撞交融。而“士”階層的崛起與流動,為諸子百家的形成提供了核心人才支撐,為“百家爭鳴”學術盛況的出現奠定了思想交流的基礎。
諸子百家主張學以致用,通過自身所學遊說諸侯,推出相應的政策主張、治國方略,由此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麵。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成為政治上的主流學派,在戰國各諸侯國的變法革新中占據領導地位,推動了政治製度的變革,成為秦國得以滅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漢時期,漢武帝推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之後,法家雖漸趨衰微,並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其學說仍然或隱或顯地發揮著作用。曆代統治者大多采用“外儒內法、儒法並用”的統治方法。
儒家思想確立主導地位後,其“仁政”、“德治”、“禮治”成為了封建王朝的主流政治倫理,構建了華夏傳統社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五倫八德”的倫理準則和道德規範體係,成為君主專製政治統治與教化的根本和有力武器。
諸子百家形成的“百家爭鳴”局麵,是華夏學術文化、思想道德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奠定了華夏整個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在“百家爭鳴”的過程中,各家學派相互取長補短,形成了華夏傳統文化體係,也塑造了華夏思想文化相容並包和寬容開放的特點。儒家思想正是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長的過程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並在日後成為華夏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
諸子百家在闡發政治觀、社會觀、文化觀的同時,不經意間構建了鮮明準確且自成體係的文學觀。《論語》《老子》《墨子》等典籍相繼問世,既推動了華夏早期文學實踐的發展,又在實踐中沉澱形成了各具特色、自成體係的文學思想與理論觀念,成為矗立在華夏早期文學格局中的一座理論豐碑。諸子文學不僅確立了早期文學的創作正規化,更拓展了文學的思想內涵與表現藝術,奠定了華夏早期經學文學與諸子文學雙峰並峙的局麵。
陰陽家,諸子百家之一,是盛行於戰國末期到漢初的一種哲學流派,齊國人鄒衍是其創始人,陰陽家的學問被稱為“陰陽說”,其核心內容是“陰陽五行”,陰陽學說是華夏民族最重要的哲學思想之一。
司馬遷在《史記》中稱陰陽家的學問“深觀陰陽訊息,而作迂怪之變。”
《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則直接受到鄒衍學說的影響。
《史記》記載:《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故陰陽,五行觀點最早由《周易》提出。
陰陽家思想將自古以來的數術思想與陰陽五行學說相結合,並進一步發展,建構了規模宏大的世界圖式,嚐試解說自然現象的成因及其變化法則。
按照劉歆“諸子出於王官”說的觀點,陰陽家起源於“羲和之官”。《漢書·藝文誌》記載:“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羲和執掌“曆數”之學,即觀測天象、製定曆法。
馮友蘭對此觀點進行修正,並提出陰陽家起源於“方士”的觀點。馮認為古代貴族多養有巫祝術數專家,後來貴族政治崩壞,這些專家流落到民間,靠賣其技藝為生,就成了方士。
陰陽家出於方士,但方士不等於陰陽家。陰陽家應是方士中出類拔萃的一種人,不僅掌握和傳授占夢、命相等技術,而且創造了一套解釋世界、社會和人生的理論,並希望通過這套理論和技術來幹預政治和社會事務。
“五行”,應當理解為五種動態的互相作用的力。有關“五行”最早的可靠的記載,見於《尚書·洪範》。《洪範》中列舉了“九疇”,其中之一便是“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洪範》中的“五行”觀念還是比較粗糙的,此處的五行還隻是實際的物,而非抽象的力。但《洪範》中已指出人類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互相關聯的,君主方麵的惡行會導致自然界異常現象的出現,這個思想被後來的陰陽家發展為“天人感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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