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傳》的根本思想是專製，“法自君出”就成為題中應有之意，所以《易傳》中反而沒有對此加以論述。
第二，“刑罰清”與“刑罰中”，豫卦的下體是坤，上體是震；坤的性質為順，震的性質為動。上下結合形成順與動的特點，而順是動的前提條件。自然界的日月星辰、晝夜交替、四時更替，都是按照一定的順序先後出現的，這才保證了自然界的正常運轉；人類社會是自然界的必然產物，法律的實施也要依此而行。這應該是自然法思想的最早表述，不過，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出發點是強調一切權利來自於自然，《周易》強調“法權君出”，與人們所講的自然法完全不同，而是從司法的角度，要求各級官員應仿效自然界的執行特點來執法。
第三，明罰敕法與明慎用刑，噬嗑“大象”：“先王以明罰敕法。”這是從立法的角度講的，因為要實現“明罰清”與“明罰中”，前提是“明罰敕法”。也就是成文法或法律的公開化問題，把定罪與量刑以成文的形式固定下來，並公之於眾，使天下民眾清楚明白，知道其可為與不可為之事，盡可能不觸犯法律；即使觸犯法律，也因為有明文規定而定罪量刑適中，民心折服。以盡量避免執法者的主觀隨意性，顯示法律的公正性。所以，“明罰敕法”的重點不在於罰，在敕不在法；在於育民教民，不在於製民刑民，與法家的思想根本不同。這是“為政以德”的延續，主張德教為先，先教後刑，德主刑輔。
第四，息訟思想。《周易》中專門有一卦———“訟”講訴訟問題的，但卦義卻不鼓勵人們爭訟，更不教人們如何取得訴訟的勝利。作為一個忠實誠信的人，即使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委屈，也應保持內心平靜，戒驕戒躁，能不訴訟就不訴訟；如果迫不得已非要訴諸法律時，也要保持冷靜，不可采取過激行為，隻有這樣，才能最終獲吉。“終兇”，卦中指上九，上九有終極其訟之象，也就是說，把官司徹底打到底的意思，這種行為無論勝訴還是敗訴，皆兇；在《周易》看來，無訟為最理想境界，雖有爭訟出現，但經過調解而平息爭訟也不錯，不聽勸解把訴訟進行到底最不好。“利見大人”，需由有德有威望的大人物聽訟———即由德才兼備的法官斷案，才能息訟；“不利涉大川”，大川是大險大難，這是說，當某人陷入爭訟的旋渦時，不可涉險其它危險之事，因為此時的人心浮氣躁，運時不佳，涉險其它，很容易出其它問題；“君子以做事謀始”，與“終兇”對應，從另一個角度告戒人們，與其爭訟不止，不如一開始就謹慎從事，理順各種關係，從根本上杜絕訴訟。
周易在經濟上的重大啟示，是陰陽兩儀的動靜觀念。依據陰陽兩儀的動靜觀念，人類經濟活動總源頭太極的第一個創化，是從消費者的主觀價值中找出穩定合理的主觀價值，其後分別有私有及公共消費財的後續創化。經濟學認為，一切最終財貨都直接或間接充當生活**的手段，凡能滿足人類生活**的財貨便是具有效用。個體的消費理論及資產選擇理論，即建基於此。經由交換交易，再加上交易市場競爭性的提高，可衍生出合理穩定的客觀價值之創化。客觀價值不隻可以適用於消費者與生產者等微觀經濟的測量分析，也能適用於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的測量分析，宏觀經濟的客觀價值，通常隻是微觀經濟的直接疊加。
由一個國家經濟活動價值流匯集起來所得到的產業關聯價量模型合理的兩儀解析，還可印證周鐮溪《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的“太極動而生陽”。此外，根據廠商的活動、經濟環境對廠商無言的弱約定、及廠商對員工有言的強約定，經由就業與投資市場致中和之力的解析，也能指出中和是華夏文化的分析觀念，不隻可以包容均衡，亦可以包容“為道也屢遷”之各種動因。
《周易·係辭上》：“六交之動，三極之道也。”世界受天地人三才之主宰，因而三纔是有意誌、有意識、有感情的。要主宰就必須有精神作為，因此三才亦有為精神性萬事之本的涵義。
經濟學假設人類的**是無窮的，所以每一位消費者追求主觀直接效用的極大，就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消費支出預算的客觀限製，是精神性的地。同理，社會集體消費追求社會福利的極大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政府消費支出預算的客觀限製是精神性的地。每一位生產者追求客觀利潤的極大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生產技術限製是精神性的地。
若將消費活動的正而問題再視作天位陽交，政經領導下社會集體消費的正麵問題視作人位陽交，生產活動的正麵問題視作地位陽爻，然後聯立起來，已十足展現出乾卦的卦象。若再將消費活動的對偶問題視作天位陰爻，政經領導下社會集體消費的對偶問題視作人位陰爻，生產活動的對偶問題視作地位陰乏，然後聯立起來，則十足展現出坤卦的卦象。八卦以乾坤象征天地，而定上下之位，這就是易經說卦的天地定位。
《春秋繁露·五行對》論述，五行相生迴圈是一種生、長、養、收、藏的生產性迴圈。而由藏再到生，其實就是反者道之動。所以生產活動不與消費、投資活動合理連結，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經濟活動因果迴圈。
“易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又為新道家列為“三玄”之冠，集中體現了華夏民族的思維模式、價值取向等哲學品格。
漢武帝“獨尊儒術”，《易經》被尊為六經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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