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房中與神仙派技術被道教吸收改造，《隋書·經籍誌》將剩餘內容歸入子部醫方類。
宋代以降，方技家原初學派形態逐漸消解，其醫學理論通過官方醫典編纂得以傳承，而占卜星相等衍生內容則融入民間術數體係 。該學派治身治國的理論框架，成為後世群體構建醫學倫理的重要思想資源。
儒醫是古代兼具儒學修養與醫學技藝的醫者群體，狹義指習醫的儒者或習儒的醫者，廣義涵蓋非佛道的文化醫者群體，其理論體係以儒家《周易》為基礎。近代學者鄒韜奮指出，“儒醫”體現了讀書人將醫學作為兼通之業的文化現象。該群體包含三重境界：良醫精研醫術追求真知，大醫恪守仁德踐行善道，聖醫體悟天道臻於至美。
該概念源於儒家文化對醫學的滲透，北宋政和七年正式確立官方稱謂。宋廷推行崇文政策並改革醫學教育，設立太醫局實行醫考授官製度。範仲淹提出“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理念，促使士人將醫道納入經世濟民範疇。儒醫群體援儒入醫，將“仁愛”“修身”等思想融入診療實踐，形成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的治療原則。
代表性儒醫如許叔微結合儒學研治《傷寒論》，著《普濟本事方》；朱肱撰《類證活人書》傳播醫學理論。蘇軾、沈括合編《蘇沈良方》推動民間醫學普及。針灸銅人鑄造、《太平聖惠方》編修及《洗冤集錄》著述，均體現宋代儒醫推動的醫學體係化發展。在當代，儒醫理念強調重建天人合一的醫學體係，弘揚醫者道德修為與審美素養，推動醫學升華為樂生之道，促進醫者的全麵發展。
儒醫，舊時指讀書人出身的中醫。廣義乃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素養的非道、非佛的醫者。狹義乃指宗儒、習儒的醫者和習醫、業醫的儒者。以儒家易經為聖典。
宋代是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儒醫在宋代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它和當時的思想文化背景、社會政治因素、經濟科學條件及本身發展需要都有著密切關係。無可否認，宋以前確有儒士開始行醫，並取得輝煌成就。但是在宋代就大為不同呈現井噴的形態，整個社會上形成了一個儒醫階層。正如清代徐鬆在其《宋會要輯稿》中所言“政和七年……朝廷興建醫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而施與疾病，謂之儒醫。”至北宋政和七年，儒醫之名正式開始流行。儒而知醫成為一種“時尚”，“以至於無儒不通醫，凡醫皆能述儒”…。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通曉醫學，但並非都能稱之為儒醫。部分文人亦官亦醫，或者由儒轉醫，不僅著書立說，而且參與醫療活動，懸壺濟世，才稱得上真正的“儒醫”。比如許叔微，在習儒同時，刻意方書，精研醫學，為官後仍不忘行醫，人稱“許學士”，對《傷寒論》頗有研究，治病重視辨證，著有《傷寒百證歌》、《傷寒發微論》、《普濟本事方》等，流傳至今；又如朱肱，元禱三年進士，曾任奉議郎、醫學博士等職，後因忤旨罷官。他身處逆境，潛心醫學，以行醫著書為事，撰寫了《類證活人書》，流傳甚廣，影響深遠；此外像高若訥、孫奇、孫兆、陳高等都是當時有名的儒醫。
而宋代的多數文人士大夫廣泛涉獵醫學領域，通曉醫學、養生學，積極編撰方書，或者參與政府組織的修訂醫學典籍t作，卻未真正以醫為業，較少或者無臨床醫療活動，隻能算是“儒而知醫”，“知”在此為“通曉”之意。如蘇軾、沈括、陸遊、朱熹、歐陽修、王安石、範仲淹、辛棄疾、司馬光、黃庭堅、範成大、蘇頌、洪邁、鄭樵、蔡襄、文天祥、郭思、張載、文彥博等，幾乎到了“無儒不通醫”的地步。這些文人士子在從文從政的同時，兼攻醫學、養生學，既具有文學家的卓越成就，又有政治家的顯赫政績，還在醫學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他們對中醫事業所做出的貢獻往往鮮為人知。
宋代統治者奪取政權以後，推行“崇文抑武”的國策，文人具有優越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他們大都是社會的主體，曾是宋代社會治理的參與者和宋代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在宋代社會程式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如王安石、歐陽修、範仲淹、司馬光、蘇軾等。受儒家濟世救人的醫德思想影響，統治者又高度重視醫學與養生學，屢次頒布醫學詔令，普及醫學教育，大量吸收有文化素養的儒生學醫，官方多次組織醫學專家和文臣編修方書和本草著作等。這一係列的舉措營造了社會上濃厚的重醫風氣，大大提高了當時醫學醫師的社會地位。另外，宋朝的幾位皇帝大都自身愛好醫學，對世人們學醫起了一定的引導和示範作用，據《宋史》記載，宋太祖趙匡胤就懂醫道，曾親自為其弟宋太宗艾灸治背；宋太宗趙炅素喜醫術，曾親自收集名方有驗者千餘首等，正所謂“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加之範仲淹“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思想的傳播影響，鼓舞了眾多的文人士大夫步入岐黃之路，為一代儒醫成長開了風氣之先。
宋代官方多次組織醫學家和知醫文臣整理醫著、編修方書。此外，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廣泛蒐集民間驗方，擇其精要而編纂方書，成績斐然。
北宋時期。大儒科學家沈括雖非以醫為業，然其對於醫藥學有著濃厚的興趣，晚年更是致力於醫藥學的研究，在《夢溪筆談》裏，《藥議》、《采草藥》等文對藥學方麵的論述十分精辟，從采藥、用藥到辨藥、製藥均有論述。他所著的《良方》、《靈苑方》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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