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河上注是西漢方術之士的解老之作，它吸取當時哲學、醫學和養生學的成果， 著重從養生角度解老，同時闡發治國之道，主張通過自身修煉而長生不老，是道家思想 向道教理論過渡的一個重要標誌。其思想多為後世道教繼承發揚，唐時《傳授經戒儀注 訣》規定它為道教傳授的主要經書之一。河上本通行於道教中，為道士廣泛使用，不少 道士解老都以它為底本。至今一些學者認為，河上注本有的地方勝過了王弼注本，儲存 不少精義，可與王注並行，取長補短。它對老子思想，漢代黃老思想和早期道教思想的 研究具有參考價值，在版本學上也有其重要價值。
關於《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時代及其作者，眾說紛紜，大致有秦漢、西漢說。讚同秦漢說的認為，它產生於《老子想爾注》之前，其中有後世道流增飾之處。
漢代中後期是道家思想的轉型時期。在意識形態領域失去了 主導地位的道家學說不再作為統治術而為統治者所用，其存在和發展隻能采取兩種主要的形式：其一是作為學術思想，其二是作為長生成仙之道；對道家思想進行研究的主要形式也由漢代前期的著書立說變為對《老子》進行注釋，可惜其中大部分已經亡佚 了。流傳下來的，則以西漢末期隱士嚴遵所著的《老子指歸》和東漢中期托名河上公者所著的《河上公章 句》最為典型。
兩部書對當時道家思想的演變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老子指歸》的道論與哲學思想為揚雄、王弼、成玄英等人所繼承,成為魏晉玄學所提出的“貴無”、“自然為本”的本體論與重玄學的萌芽。《河上公章句》 雖為道家學術著作，但客觀上為早期道教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
《老子想爾注》是東漢張道陵對《道德經》所作的宗教注釋典籍，約成書於公元二世紀，屬道教正一派早期經典。該書通過增刪、曲解原文，將道家哲學文字改造為宗教典籍，將“道”神格化為“太上老君”，確立守道誡、求長生等核心教義，為五鬥米道提供理論依據。
全書以守戒修道、精氣調和、帝王施政為主線，主張通過持守戒律、積精成神實現仙壽，並將道教倫理融入治國理念。
一說是張陵著，如唐玄宗禦製的《道德真經疏外傳》、五代道士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都認為張陵曾注《道德經》，是《想爾注》的作者，所世道書多沿此說。《老子想爾注》名義上是對《老子》的註解,實則《老子》達到以訓初迴濟眾大航的目的。它通過增刪、篡改、曲解等手段係統地改造了《老子》,將神格化,突出其佈道誡的訓示意義,引導人們追求長生成仙的道教理想。通過這樣的詮釋,將哲學文字改造成了宗教經典,為道教的形成及傳播作了理論上的準備,是道教創立的重要標誌。
《想爾注》在寫法上有兩大突出之處。一是用刪、增、改字的方法，對《老子》原文進行一些有意修改，以樹立自己的意思。如《老子》第十六章原文是“公乃王，王乃大”，而在《想爾注》中，將“王”改為“生”，認為“能行道公正，故常生”。改變文字以便說明其長生之。這類例子在《想爾注》中甚多。另一寫法，就是通過注釋，將哲學著作《道德經》改造成真正的道教經典。將《道德經》中作為哲學範疇的“道”人格化，神格化、解釋為第一人稱的“吾”、“我”，使抽象的“道”具體為有欲有言，有喜怒哀樂，對人有教導、遣使、誡禁、主人生死，賞善懲惡，鎮邪製頑的人格神。《想爾注》將“道”等同於“一”，認為：一散形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常治昆化，或言虛無，或言自然，或言無名，皆同一耳，今佈道誡教人，守誡不違，即為守一矣；不行其誡，即為夫一也。”這樣，道或一，既是宇宙本源，又是太上老君，哲學家老子就成為五鬥米道所信奉的神。
《想爾注》的思想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麵：一是關於守道誡。《想爾注》認為“道”是專一、真誠、清靜自然、好生樂善的，隻要人們謹守道誡，就可以延年增壽，除災得福。所謂“守道誡”，就是遵守“道”所規定的戒律。“道”是絕對的“一”，道氣無處不在，那種以為守身中五髒即是“守一”的觀點是不對的，甚至也不讚同《老子河上公注》中以為“專守精氣”就是“守一”的看法，《想爾注》認為真正的“守一”就是“守道誡”。道誡的內容大體指道貴中和、真誠，道樂清靜等。“道誡”是貫穿註文的重要的線索，“誡為淵，道猶水，人猶魚。魚失淵去水則死，人不行誡守道，道去則死。”
二是關於長生之法。《想爾注》認為善保精氣就可以實現仙壽。主張和五髒五行之氣，“和則相生，戰則相剋”；闡述房中術要領：“精結為神，欲令神不死，當結精自守”，認為得此要領，也可長生不死。為了自守，就要求做到無思欲、無為無名、不貪榮求寵、不爭強好勝、不為惡事等。“奉道誡，積著成功，積精成神，成神仙壽，以此為身寶矣”，這就是《想爾注》成仙之綱領。三是關於帝王行道問題。《想爾注》認為行道，不隻是道士的事，帝王也應行之，“道之為化，自高而降，指謂王者，故貴一人，製無二君，是以君王常當行道，然後乃及吏民，非獨道士可行，王者棄捐也。”而且上聖君王都是師道行道，用以教化天下，故能實現太平之治，後世帝王漸漸失道，“雖有良臣，常難致治。一旦帝王失道過度，天命難違心將降禍以戒。相反，若帝王行道就可以至誠感天，於是“五星順軌，客逆不曜，疾疫之氣，都悉止矣”。所以，“治國之君務修道德，忠臣輔佑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懷慕，則易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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