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15日，星期六，北京，晨。
雖然演出在即，但返程機票的懸而未決依然像一根刺。樂瑤和leslie強忍睡意，早上八點就爬起來，直奔建國飯店的國泰航空訂票處。他們需要落實昨晚談判的結果——購買八張從北京直飛香港的機票，以及leslie個人飛廣州的票。
過程比想象中繁瑣。國泰這邊隻開具訂票單，取票需要到頗有一段距離的中國民航售票處。更大的麻煩接踵而至：中國民航不接受運通（ae）信用卡。而他們必須購買九張機票（八張香港，一張廣州），每張摺合港幣約一千五百元，總計一萬兩百多元。樂瑤和leslie掏空錢包，剛好湊夠八張飛香港的票款。如果再多買leslie那張飛廣州的，資金立刻見底。
正在建國飯店外彙兌換處頭疼時，偶遇了一位在北京從事音響工作的鄭先生。鄭先生是香港人，頗通內地門路，且正好有車在外。聽聞他們的窘境，熱心地說：“順路，我載你們去民航售票處吧，那邊我熟。”
車子開到故宮後門附近的中國民航售票處。大廳裡人頭攢動，煙霧繚繞。國際航班視窗前隊伍稍短，但與旁邊國內航班視窗“人山人海”的景象相比，也隻是“稍好”。鄭先生顯然深諳此道，他示意樂瑤和leslie稍等，自己拿著訂票單擠到其中一個視窗前，對裡麵的女職員低聲說明情況。
誰知那女職員瞥了一眼八張票的單據，立刻不耐地推開：“我哪有時間幫你開八張票？後麵多少人等著呢！”
語氣生硬，不容分說地將單子推了回來。
鄭先生似乎早已見怪不怪，臉上並無慍色，隻是搖搖頭，領著樂瑤和leslie排到另一條隊伍後麵。漫長的等待、嘈雜的環境、渾濁的空氣，考驗著每個人的耐心。
終於付款、取票。
然而，檢查時發現其中兩張機票上的英文姓名縮寫有誤。折返視窗詢問，得到的答複是“這裡不能改，你們回國泰那邊問問。”
無奈，隻好再次麻煩好心的鄭先生，驅車返回建國飯店。
又是一番溝通，更正了錯誤。至此，八張直飛香港的機票總算塵埃落定，握在手裡有了實感。
但leslie那張飛廣州的票仍無著落。
鄭先生見狀，再次伸出援手：“我在機場有熟人。我給你寫封信，你拿著信直接去機場找他，應該能解決。為了省錢，我可以幫你開個我們單位的工作證明，你用人民幣按內部價買票。”
他爽快地答應，並當場寫了介紹信，承諾稍後送來工作證。這個方案解決了leslie可能滯留北京的擔憂，讓他長舒一口氣。
忙完這一切，已過中午。樂瑤和leslie匆匆吃了口飯，便趕往首都體育館，檢視beyond的走台（彩排）情況。
首體門口，醒目地貼著一張手繪的巨型海報，上麵畫著beyond四人的頭像，旁邊用大字寫著：“香港超越樂隊演唱會”。“超越”是beyond當時在內地常見的譯名。看著這張充滿本土特色的宣傳品，心情複雜。
進入空曠龐大的場館，beyond四人已站在台上，各自除錯著樂器。但氣氛明顯不對。負責音響控製的王紀華正一臉鬱悶地向leslie抱怨：主辦方不同意他獨立控製音響，堅持要他們自己的調音員與他“協同工作”。樂瑤明白，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更是信任與主導權的角力。
更糟的是，時間已近下午三點，音響係統仍未除錯妥當。之前就因為家駒說他的吉他放大器有雜音，對方一位技術人員一口咬定是家駒“弄壞了”，甚至要求賠償，雙方發生過爭執。此刻，又被告知下午四點場館將統一停電，所有人必須離場，直到晚上六點才能恢複供電。而演出七點十五分就要開始！
“一首歌都未試過！擴音機又係咁！”做事極其認真的家駒終於按捺不住，發起了脾氣。時間分秒流逝，問題卻層層疊加，這種失控感讓樂隊核心難以忍受。
四點，停電清場令如山倒。大家無奈地離開場館，準備先回燕京飯店休息。走到停車場準備上車時，樂瑤清點人數，發現唯獨少了家駒。
“家駒呢？”
“唔知啊，可能仲喺入麵同佢哋拗緊？”
車子等了許久，有人半開玩笑地說：“算啦，家駒個牛脾氣，勸唔鬱嘅，不如我哋返去幫佢拎演出服過嚟更實際。”
樂瑤雖然擔心，但也覺得硬等不是辦法，便隨車先回了飯店。然而，僅僅半小時後，家駒卻自己回到了飯店房間，臉上帶著一絲疲憊，卻也有種“扳回一城”的得意。
“佢哋勸我先返嚟，話會諗辦法揾另一部擴音機換。”家駒對圍過來的兄弟們描述，“我就話，既然你哋應承有，我喺度等到睇見為止。結果好快，佢哋真係揾咗兩部過嚟，一部後備。呢啲人，就要同佢硬撼先得！”
眾人聽了，既佩服家駒的堅持，也為他的“險勝”捏把汗。幸好家駒脾氣夠硬，寸步不讓，否則演出時吉他沒有可靠擴音，後果不堪設想。
平靜下來後，家駒才提起，中午他們到場館時，崔健也帶著一幫朋友來了。雙方簡單認識，一起吃了頓午飯。可惜崔健因為要趕赴長城參加另一場演出，未能久留。家駒評價道：“崔健都幾友善，但感覺佢唔係好鐘意問問題。”兩位當時中國搖滾樂壇南北代表人物曆史性的匆匆一會，留下的印象大抵如此。
晚上，演出即將開始。
樂瑤在後台，與主辦方安排的化妝師快速交接了樂隊的妝發要求，並再三確認了流程細節。她手上還有大量對接檔案需要處理，包括與鄭先生落實leslie的機票、核對演出款項支付進度等，千頭萬緒。權衡之下，她沒有留在後台觀看演出，而是帶著一摞檔案返回了燕京飯店的房間。
獨自在房間裡處理公務，疲憊襲來。她開啟隨身攜帶的walkman，本想聽聽音樂放鬆，無意間撥動頻率，竟然清晰地收到了中國大陸的電台廣播！這在她以往的經曆中是從未有過的事（或許是北京訊號強，或許是機器偶然）。陌生的普通話節目流淌出來，帶著這個時代特有的播音腔，讓她有一瞬的恍惚，彷彿兩個時空的聲波在此刻交彙。
晚上十一點多，beyond一行人喧鬨著回到飯店，帶著演出後的興奮與鬆弛。他們帶回了訊息：首都體育館一萬八千個座位全部坐滿，氣氛熱烈。
不過他們也老實說，中途確實有觀眾陸續離場，大約走了一半。“反應算唔錯啦！”家駒總結道。而這一切，是在他們隻彩排了三首歌、裝置故障頻發的情況下完成的，堪稱驚險。
簡單的檢討會議隨即在房間召開。除了根據今晚效果對明晚的節目順序進行微調外，有人覺得純唱歌可能略顯單調，提議讓劉卓輝上台，與女主持人袁心插科打諢，說些笑話作為調劑。在眾人“盛情難卻”的起鬨下，不善此道的劉卓輝隻得苦笑著應承下來。
袁心是中央電視台的英語新聞播音員，年僅二十四歲，英語流利，人長得漂亮，打扮也時髦，隻是言談間習慣夾雜英語，讓beyond這群粵語母語者稍感不慣。家駒約了她第二天一起吃午飯，劉卓輝便想趁此機會，提前跟這位時尚的女主持“對一下台詞”，免得冷場。
首演在混亂與堅持中落幕，有滿座的輝煌，也有中途離場的遺憾。但無論如何，beyond的聲音已經真切地回響在首都體育館的上空。回到房間，身體是疲憊的，但精神卻因完成了這幾乎“不可能的任務”而振奮。明天還有一場，而機票、行程、乃至與內地合作方微妙的關係，都還需要繼續麵對與經營。北京之夜，深了。
房間裡的檢討會議終於結束，人聲散去，留下滿屋煙味和淩亂的思緒。樂瑤回到自己房間，關上門，背靠著冰涼的門板，卻感覺不到踏實。一種奇異的、靈魂被輕微抽離的漂浮感攫住了她。耳畔似乎還回響著場館裡巨大的聲浪、北京腔的普通話指令、後台嘈雜的南北口音……還有walkman裡突然冒出的、字正腔圓的新聞廣播。
那些聲音，太熟悉了。熟悉到……讓她心慌。
她走到床邊，蹲下身，開啟那個隨身的大書包，手伸進最裡層的夾袋，有些急躁地翻找。指尖觸到一個硬質的長方形小盒——一包煙，她幾乎忘了自己還帶著這個。是某次壓力巨大時買的，一直沒怎麼抽，藏在最深處，像某個秘密的應急開關。
她又摸了一圈，沒有打火機。這纔想起，過機場安檢時，那個廉價的塑料打火機被隨手丟進了垃圾桶。
需要一點火光。現在就需要。
她深吸一口氣，彷彿下了某種決心，抓起外套穿上，拉鏈也沒拉，徑直下樓。前台值班的客服是個年輕姑娘，正打著哈欠。樂瑤走過去，從外套口袋裡摸出一支未拆封的新口紅——是rose之前送的小禮物，顏色鮮豔。她將口紅輕輕推過去，用略顯乾澀的普通話低聲問：“同誌，能用這個，跟您換一個打火機嗎？什麼牌子都行。”
前台姑娘愣了一下，看看口紅，又看看樂瑤有些蒼白的臉和過於明亮的眼睛，似乎理解了某種都市女郎的“不良習慣”和急迫，沒多問，從抽屜裡摸出一個印著飯店logo的廉價一次性打火機，遞了過來。
“謝謝。”樂瑤攥緊打火機，轉身快步上樓。
走到自己房間門口，手搭在門把上，她卻停住了。裡麵太安靜，四麵牆彷彿會壓下來。她後退一步，將外套的拉鏈一直拉到頂，遮住下巴，又把連著的帽子兜頭戴上，整個人像是要縮排一個溫暖的殼裡。然後，她轉身，走向走廊儘頭那個掛著“安全出口”綠色指示牌的厚重鐵門。
推開鐵門，是空曠、冰冷、有著水泥台階和金屬扶手的樓梯間。聲控燈隨著她的腳步聲亮起，發出慘白的光。她往上走了半層，避開燈光最亮處，在拐角的陰影裡，靠著冰冷的牆壁，直接坐在了落滿灰塵的台階上。
頭頂很高處，有一扇小小的、布滿塵垢的高窗。清冷的月光費力地穿透汙漬，在地麵上投下一小塊模糊的光斑。北京秋夜乾燥的空氣裡，浮動著灰塵和舊水泥的味道。
她摸出煙盒，抽出一支，含在唇間。手指有些不受控製地微顫，試了兩次，才“哢噠”一聲，擦亮了打火機。橘黃色的火苗躥起，照亮她帽簷下小半張臉，眼底映著跳動的光。她湊近，點燃煙卷。
深深吸進第一口。
辛辣的煙霧衝入肺腑，帶來熟悉的、略帶刺痛感的刺激，卻也奇異地穩住了那陣莫名的心慌。她仰起頭，緩緩將煙霧吐出，看著它們嫋嫋上升，融入頭頂那片昏暗，彷彿要將胸腔裡某種淤塞的東西也一並帶走。
思緒卻像脫韁的野馬，在煙霧中奔突衝撞。
白天充斥耳膜的普通話，每一個字音都像一把小鑰匙，試圖撬開她大腦裡某個嚴防死守的禁區。售票員生硬的“沒時間”、鄭先生熱心的京片子、電台字正腔圓的播音、甚至街邊小販的叫賣……這些她自幼習得、在另一個時空裡浸泡了二十多年的語言環境，此刻卻成了最凶猛的“攻擊”。
她彷彿被撕成了兩半。一半是乾練的、陪伴beyond北上的助理樂瑤，熟悉80年代香港的街巷、band房的汗味、粵語的笑罵與深情。另一半……那個被深埋的、屬於未來的靈魂，卻在這片熟悉的語言土地上，劇烈地鬆動、複蘇、叫囂。手機、網際網路、高鐵、外賣、社交媒體上無窮無儘的資訊、公寓樓下永遠亮著的便利店、父母關愛的電話……那些屬於“現代”的記憶碎片，不受控製地翻滾上來，與眼前香煙的微光、樓梯間的灰塵、月光下北京城沉睡的輪廓，粗暴地交揉、錯雜、彼此覆蓋。
她以為她適應得很好，甚至如魚得水。但這座用母語構築的城市，卻像一麵殘酷的鏡子，照出了她靈魂深處無法彌合的裂縫。她不屬於這裡，也不完全屬於那裡。她是一個時空的偷渡者，一個擁有兩份記憶的怪物。
手掌又開始細微地發抖，不是因為冷——樓梯間雖然涼，但遠未到刺骨的程度。那是一種從骨頭縫裡滲出來的恐慌，一種存在根基被搖撼的眩暈。她用力吸了一口煙，試圖用尼古丁壓下這股顫栗。煙頭的紅光在昏暗裡明明滅滅，像她此刻搖擺不定的心神。
月光靜靜地照在高窗上，冰冷，遙遠，亙古不變。它照著80年代的北京，也照著未來那個喧囂的時代。而此刻坐在這肮臟樓梯間的她，被兩種時間拉扯，哪一種纔是真實的錨點？哪一種生活，纔算是“活著”？
煙灰無聲地掉落，在水泥地上碎成更細的粉末。樓下隱約傳來電梯執行的聲音，或是某個房間電視的響動，那是這個時代平凡夜晚的背景音。而她的內心，正經曆著一場無聲的、隻有月光見證的海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