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住處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
韓也走在前麵，鑰匙插進鎖孔的時候手還在抖。不是害怕的那種抖，是一路攥著拳頭、鬆開以後肌肉控製不住的那種抖。門開了，他站在玄關沒動，客廳裏黑漆漆的，冰箱嗡嗡響。
“開燈。”我說。
他沒動。我伸手從他肩膀旁邊夠過去，摸到開關。燈亮了，客廳一下子從黑暗裏浮出來，茶幾上那支錄音筆還插在充電器上。黑色塑料殼，小小的螢幕，指示燈亮著綠光。安安靜靜的。我們離開的時候它就在那裏，現在還在那裏，像是這間屋子裏唯一沒有變過的東西。
韓也走過去，在茶幾前麵蹲下來。不是坐，是蹲。兩個膝蓋抵著茶幾邊緣，眼睛和那支錄音筆齊平。他盯著它看了好一會兒，像盯著一條盤起來的蛇。
“硯哥。”
“嗯。”
“你說後麵會是什麽？”
我放下包，把那本《野火》和牛皮紙信封並排放在鞋櫃上。信封裏的照片我沒有再拿出來，但手指還記得那些紙麵的觸感。模糊的輪廓，倒下去的人，站著的我。
“聽了才知道。”我說。
韓也把手伸向錄音筆。指尖碰到按鍵的時候停了一下，然後按下去。
先是那段我們已經聽過的對話。宋啟明的聲音，徐蔓的聲音。壓低的，克製的，像兩個人在冰麵上走路，每一步都試探著冰的厚度。
“……那就別怪我了。”
腳步聲。開門。關門。
第一次聽的時候，錄音到這裏就結束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我們以為結束了。因為那之後是長達四十多秒的沉默。不是空白，是沉默——錄音還在繼續，能聽到某種細碎的背景音。衣服摩擦。呼吸。很慢，很長，像一個人正在把什麽東西嚥下去。
然後宋啟明又開口了。不是對徐蔓說的。是對自己說的。
“我知道你在錄。”
韓也猛地抬頭看我。我盯著那支錄音筆的揚聲器開孔，手指陷進沙發墊子裏。
“徐朗。”錄音裏宋啟明說出這個名字，“你姐姐今天來找我了。”
沉默。
“她和你一樣，以為有些事情可以靠一張嘴就翻過來。”
他的聲音和剛纔不一樣了。剛纔跟徐蔓說話的時候，那聲音裏有壓迫，有威脅，但底下壓著一種東西——現在我知道了，是怕。但現在他自言自語的時候，那種怕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平靜。像一個人站在懸崖邊上，往下看了一眼，然後決定不退了。
“我跟你姐姐說過，收手還來得及。她不肯。”
又是沉默。然後是腳步聲。不是走遠，是走近。錄音筆大概被他拿起來了，聲音突然變近，近到能聽見嘴唇開合之間細微的聲響。
“你弟弟的那天晚上，我在場。”
韓也的呼吸聲不見了。整個客廳隻剩下錄音筆裏的聲音，像從另一個世界滲進來。
“我沒有動手。但我在場。”
宋啟明說到這裏停了一下。再開口的時候，聲音裏多了一層東西。不是愧疚。一個人做了七年生意，愧疚這種東西早就磨沒了。是累。
“我看見他跑出去。看見小周他們追上去。聽見那條街上——”
他頓住了。
“我聽見他喊了一聲。喊的不是救命。”
錄音筆裏傳來一聲很輕的響動，像手指摩挲過塑料外殼。
“他喊的是——林老師。”
我的手指從沙發墊子上滑下來。
“我不知道林老師是誰。七年了，我一直不知道。但那個孩子最後喊的不是救命，是林老師。”
宋啟明的聲音忽然離遠了一些，大概是他把錄音筆放下了。
“你姐姐以為嫁給我就能找到證據。我讓她找。她找到的那些，夠把我和小周都送進去。但小周已經死了。我也快了。”
他笑了一聲。很短，像被什麽嗆住了。
“不是別人要殺我。是我自己的肝。上個月查出來的，醫生說我還有半年。半年。”
錄音筆裏傳來椅子的響動。他大概坐下了。
“所以這支錄音筆不是留給警察的。是留給你姐姐的。她聽了前麵那段，會以為我在威脅她。但後麵這段——”
他停了很久。
“後麵這段是我想說的話。徐朗，你喊的那個人，他聽見了沒有？我不知道。但他如果聽見了，這七年他過的什麽日子，我大概能想到。因為我也過了七年。”
又是一陣沉默。然後他站起來，腳步聲走遠。走到門口的時候停住了。
“徐蔓。如果你聽到這裏——”
他沒有說完。
開門。關門。
錄音結束了。
客廳裏隻剩下冰箱的嗡鳴聲。那聲音本來不大，但此刻像是被放大了無數倍，嗡嗡嗡地填滿了整個空間，填滿了耳朵，填滿了所有能容下聲音的地方。
韓也還蹲在茶幾前麵。他的手從錄音筆上收回來了，垂在身體兩側。他低著頭，我看不見他的臉。
我靠在沙發上。後背貼著靠墊，但那種感覺很怪，像是靠墊和我的背之間隔著一層什麽東西，怎麽都靠不實。
“他喊的是我。”
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像別人的。
韓也沒有回答。
“他跑出來的時候，喊的是我。”
那晚的畫麵突然變得很清楚。不是模糊的輪廓，不是監控截圖裏的顆粒。是那條街。雨。壞掉的路燈。我倒退的步子。潮濕的襪子和腳趾黏在一起的感覺。
還有那個聲音。
七年了，我一直告訴自己，我沒有聽見任何聲音。雨聲太大了。風聲太大了。心跳聲太大了。我什麽都沒聽見。
但宋啟明聽見了。
他在另一頭。隔得更遠。但他聽見了。
他聽見徐朗喊的是“林老師”。
而我離得更近。近到那個聲音如果是喊出來的，不可能聽不見。
我聽見了。
我隻是沒有走過去。
韓也從地上站起來。他的腿大概蹲麻了，站起來的時候晃了一下，扶住茶幾才穩住。他轉過身看著我，眼睛是紅的。
不是哭了。是憋著一口氣憋的。
“硯哥。”他嗓子啞得厲害，“他喊你。你聽見了。”
“我聽見了。”
“你沒去。”
“我沒去。”
這三個字說出來的時候，胸口有個地方突然鬆了。不是釋然的那種鬆，是繃了太久、突然斷了的那種鬆。像一根弦，你也不知道它繃了多久，隻知道它一直在那裏，你做什麽事它都在那裏。你吃飯它在那裏，你睡覺它在那裏，你寫稿它在那裏，你跟人說話笑的時候它還在那裏。它不會響，但你會知道它在。
然後有一天它斷了。斷的時候也不會響。隻是鬆了。
韓也看著我。他的嘴唇動了動，想說什麽，但最後什麽都沒說。
他走過去把鞋櫃上的牛皮紙信封拿過來，抽出裏麵那張模糊的照片。兩個輪廓，一個站著一個倒著。他看了很久。
“這個人。”他指著站著的那個輪廓，“就是宋啟明說的小周？”
“應該是。”
“胃癌死的那個？”
“嗯。”
韓也把照片放下。他的手指在照片邊緣捏了一會兒，捏出一道淺淺的摺痕。
“他死的時候疼嗎？”
“什麽？”
“胃癌。死的時候疼不疼。”
我看著韓也。他的臉上沒有憤怒，沒有審判。就是那種很認真的、想知道答案的表情。好像這個問題的答案對他很重要。
“我不知道。”我說。
“應該挺疼的。”他把照片放回信封裏，“我媽說，那種病到最後，止痛針都沒用。”
他把信封合上，放回鞋櫃上，和那本《野火》並排。兩個白色的東西，在玄關的燈光底下安安靜靜地躺著。一本詩集，一個信封。一個二十二歲的人留下來的全部。
“硯哥。”
“嗯。”
“明天去不去找那個方老師？”
我抬頭看他。韓也靠在鞋櫃邊上，兩隻手插在褲兜裏。他的眼睛還是紅的，但臉上的表情變了。不是憋著的那口氣散了，是把那口氣嚥下去了，變成了別的什麽東西。
“那個語文老師。”他說，“退休的，一個人住的那個。徐蔓說他簽完協議就搬走了。搬去哪裏，她不知道。但我們可以找。”
“找得到嗎？”
“不知道。”韓也從兜裏掏出手機，螢幕亮起來，照亮他的下巴，“但我想找。”
他開啟地圖，在上麵搜了一下。北城一中。老校區。周邊三公裏。他一點一點把地圖放大，螢幕上的街道像血管一樣鋪開。
“我媽以前也是一中的。”他低著頭說，“不是北城一中，是我們老家的。她教數學，教了二十多年。後來生病，教不動了。”
他把手機放下。
“所以我想找那個方老師。不是因為你。”
他看著我。
“是因為我媽。”
窗外的北城安靜得像一塊石頭。那些街道，那些亮著的窗戶，那些爛尾的樓盤，那些拆了一半的圍牆，都安安靜靜地待在該在的地方。
我把茶幾上的錄音筆拿起來。指示燈還亮著，綠光一明一滅。裏麵存著宋啟明最後的話，存著七年前那聲我沒有回應的呼喊，存著一個將死之人留給另一個將死之人的獨白。
“明天。”我說。
韓也點了點頭。
那支錄音筆被我握在手心裏。塑料殼上還殘留著一點溫度，不知道是充電器的，還是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