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
炸開鍋的不止是法律圈。
k街，說客們紮堆的酒吧裡，威士忌杯底撞擊吧檯的聲音此起彼伏。
“瘋了，真的瘋了。”一個資深遊說顧問把手機摔在桌上，“我剛接到四個客戶的電話，全是問同一個問題——如果華夏對等反製，他們在華業務怎麼辦？”
旁邊的人冇接話。
因為所有人都在想同一個問題。
這場仗，打到現在，已經徹底變味了。
不是facebook在對抗國會，不是楊帆在對抗白宮。
是華夏、日本、歐洲、中東……半個地球的資本和政治力量，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對華盛頓說同一個詞——
“夠了。”
六個小時前，日內瓦，wto總部。
華夏代表團準時提交了一份交涉檔案。
“華夏政府注意到美國‘60天法案’及其修正案，認為該法案嚴重違反《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非歧視原則和市場準入承諾。”
“華夏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本國企業合法權益的權利。”
“同時，華夏呼籲wto成員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係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反對任何形式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外交辭令的包裝下，是毫不掩飾的警告。
“一切必要措施”。
這四個字，在貿易戰的語境裡，隻有一個意思——
對等反製。
訊息傳回華盛頓的速度，比任何一次外交照會都快。
不是因為媒體多神通廣大，而是因為那些在華擁有巨大利益的美國企業，第一時間就收到了風聲。
微軟。
這家軟體巨頭每年從華夏市場獲得數十億美元收入。windows操作係統占據華夏pc市場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份額，office套件幾乎是所有政府機構、國企、高校的標配。
如果華夏決定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這些產品進行審查。
如果華夏要求微軟提交原始碼備案。
如果華夏強製微軟將資料本地化托管。
如果華夏組建一個“軟體產品合規與安全特彆工作組”，每週召開聽證會，要求微軟高管到庭作證——
微軟會怎麼做？
答案很簡單：什麼都做不了。
因為華夏市場太大了，大到冇有任何一家跨國公司敢於放棄。
波音。
這家航空巨頭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商用飛機交付給華夏客戶。未來二十年的市場預測顯示，華夏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場，需要超過八千架新飛機，總價值超過一萬億美元。
如果華夏決定“重新評估”與波音的合作。
如果華夏將訂單轉向空客。
如果華夏以“技術安全審查”為由，拖延波音飛機的適航認證——
波音的股價，會在一天之內蒸發數百億美元。
英特爾。
高通。
通用汽車。
蘋果。
這些名字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華盛頓的焦慮清單上。
不是因為有人要威脅它們。
而是因為華盛頓的政客們，親手開啟了一個潘多拉魔盒。
盒子上的標簽寫著：國家安全例外條款。
一旦這個盒子被開啟，一旦“國家安全”可以成為任意乾預市場、打壓特定企業的理由，那麼——
誰也彆想關上。
因為每個國家都會學會這個玩法。
華夏會。日本會。德國會。法國會。巴西會。
到那時候，所謂的“全球自由貿易”，所謂的“開放市場”，所謂的“公平競爭”，都將埋進棺材裡。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壁壘、各國自掃門前雪的混亂世界。
而這，恰恰是華盛頓最不想看到的。
因為美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建立在統一的、開放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市場之上。
一旦這個市場被打破，第一個受傷的，就是美國自己。
京都。
揚帆科技總部辦公室。
楊帆看著螢幕上關於wto的最新新聞，嘴角浮起一絲笑意。
華盛頓從一開始就誤判了對手，誤判了局勢。
他們以為自己針對的，隻是一家北美市場的外資企業。
卻冇有意識到，楊帆壓根就冇有把這場戰爭侷限於美國的法庭或國會山。
從“連線的價值”全球宣傳，到威廉王子訪華的精心安排，他早已將棋盤擴充套件至全球。
這從來不是揚帆科技一家公司對抗一個超級大國。
而是一個符號，一個導火索，引爆了全球對單邊主義、數字霸權和經濟脅迫的集體不滿。
揚帆科技，不過是那個率先舉起長矛的挑戰者。
而其他“苦美久矣”的國家和資本，藉著他，終於有了一個“合適”的機會，站出來說“不”的理由。
日本，東京。
軟銀總部，孫正義的辦公室。
“議員先生，”孫正義握著電話，聲音平靜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力量，“日本企業正在密切關注此事。”
“豐田、索尼、任天堂、佳能……這些公司的ceo，昨天都給我打了電話。”
“他們問了我一個問題：如果美國可以用‘國家安全’為由打壓facebook，未來是否也可以打壓豐田？打壓索尼？”
“我該怎麼回答他們？”
電話那頭的聲音乾澀：“孫先生，facebook的情況特殊……”
“特殊？”孫正義冷笑，“哪裡特殊？是因為它的創始人是華夏人？是因為它比微軟、穀歌做得更好？”
“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友。但盟友，也需要公平對待。”
“如果美國開始用‘國家安全’作為打壓外國企業的藉口，那麼全球貿易體係的根基就會動搖。”
“請三思。”
新加坡，總統府。
新任總統正在審閱一份來自外交部的緊急報告。
“沙特公共投資基金已經向五位美國參議員施壓，”報告寫道，“如果法案通過，pif將重新考慮在美國頁岩油領域的一百億美元投資計劃。同時，pif正在加強與華夏在能源領域的合作。”
總統放下報告，目光深邃。
“告訴白宮，”他說，“新加坡對‘60天法案’深表關切。該法案的歧視性條款，可能損害美國作為投資目的地的聲譽。”
“新加坡政府正在重新評估對美投資策略。”
“另外，”他頓了頓，“通知主權基金，暫停對矽穀兩家初創企業的投資談判。”
“讓美國人知道，我們不是在開玩笑。”
歐洲，布魯塞爾。
歐盟委員會總部，競爭事務專員正在召開緊急會議。
“先生們，”她環顧全場，“美國的‘60天法案’已經超出了正常的監管範疇。”
“這是一種單邊主義的貿易保護措施，違反了wto的非歧視原則。”
“如果美國可以這樣對待facebook，明天就可以這樣對待spotify，對待sap，對待任何一家歐洲科技公司。”
“我們不能沉默。”
當天下午，歐盟委員會釋出正式宣告：
“歐盟對美國的‘60天法案’深表憂慮。該法案具有歧視性和保護主義色彩，可能嚴重扭曲全球數字市場的公平競爭。”
“歐盟呼籲美國遵守wto規則，維護多邊貿易體係的權威性。”
“同時，歐盟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歐洲企業合法權益的權利。”
德國經濟部長、法國財政部長也在不同場合表達了類似的立場。
德國工業聯合會、法國雇主協會等商業團體，發表了措辭更為強硬的宣告：
“支援揚帆科技訴諸法律和國際仲裁的舉動。”
“警告美國的行動可能導致全球數字市場的割裂和信任的崩塌。”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日本擔憂其汽車和電子產業成為下一個目標。
新加坡焦慮其賴以生存的開放體係遭破壞。
沙特警惕其钜額投資的安全。
歐洲則受夠了美國在數字領域的霸道和“長臂管轄”。
楊帆，這個年輕的挑戰者，成功地將一場針對他公司的商業圍剿，升級為一場對美國單邊主義和數字霸權的“全球信任投票”。
壓力，不再是單向地施加於揚帆科技。
而是如同迴旋鏢，以更猛烈的方式，砸回了華盛頓。
在2002年的這個初夏，美國政客們終於體會到了肆意妄為的後果。
華盛頓，國會山。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辦公室，電話鈴聲此起彼伏。
“英特爾董事長安迪·格魯夫請求通話……”
“波音ceo菲利普·康迪特請求通話……”
“通用汽車ceo理查德·瓦格納請求通話……”
而在這一切混亂中。
楊帆乘車來到了京都第一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