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再提什麼人才外流，沒人再提什麼國家安全，更沒人再提什麼叛國罪。
在場的都是好兄弟。
在綠油油的美刀麵前，在辛辣的伏特加麵前，所有的原則和底線，都被他們拋到了九霄雲外。
酒局散場的時候，陸崢的保鏢，把四個裝著400萬美刀的箱子，留在了謝苗諾夫的辦公室，而那個裝著100萬美刀的手提箱，則“順理成章”地放進了索博列夫的專車後備箱裡。
送走了一眾醉醺醺的官員，陸崢站在海關總署的門口，看著莫斯科漫天的風雪，嘴角勾起一抹誌在必得的笑意。
林默站在他身後，滿臉佩服地說道：“陸總，您這一招太絕了！先是把他們懟得啞口無言，再用錢直接砸開所有關卡，現在連政治局和克格勃的人都被您拿下了，以後人才引進的路，徹底通了！”
陸崢淡淡笑了笑，撣了撣身上的雪花：“規則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們給我留了一道口子，我就能把它撕成一扇大門。
今天他們收了我的錢，以後這規則怎麼解釋，怎麼執行，就由不得他們了。”
他很清楚，妥協隻是暫時的。第一批非敏感領域的專家放行之後，第二批、第三批，所謂的“敏感領域”，隻要搞定了執行審查的人，有的是辦法把人送走。
建築、船舶、材料、化工，這些領域的口子已經開了，接下來，航空航天、精密機械，甚至是軍工配套的專家，他都能一個個挖出來，送回國內。
而現在，海關、簽證、審查，所有的關卡，都已經被他用美刀和智慧，徹底打通了。
陸崢拉開車門，坐進了防彈越野車，對著司機淡淡吩咐：“回華商大樓總部。”
車輪碾過積雪，緩緩駛離了海關總署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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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深冬，莫斯科的寒風像帶了刀子，刮過克裡姆林宮的紅牆，也刮過郊區那棟破敗的筒子樓。
瓦列裡·彼得羅維奇·科瓦奇蜷縮在冰冷的沙發上，身上裹著兩件洗得發白的舊大衣，卻還是擋不住刺骨的寒意。
房間裡沒有暖氣，牆壁上裂著細密的紋路，唯一的一盞白熾燈昏黃暗淡，照得整個屋子像個冰冷的地窖。
他今年45歲，是蘇聯科學院精密機械研究所的頂尖工程師，一輩子鑽研五軸聯動數控銑床的核心技術，曾參與過蘇聯最先進的坦克炮管加工裝置研發，是業內公認的“國寶級專家”。
可現在，這位曾經受萬人敬仰的專家，卻連一家人的溫飽都解決不了。
“爸爸，我餓。”六歲的小兒子米沙蜷縮在母親懷裡，小臉蠟黃，肚子餓得咕咕叫，眼神裡滿是哀求。
妻子卡佳紅著眼圈，把最後一塊黑麵包掰成兩半，分給兩個孩子，自己則嚥了口唾沫，強忍著飢餓說：
“瓦列裡，要不……我們再把你那枚列寧勳章拿去黑市換點吃的吧？孩子們實在頂不住了。”
瓦列裡猛地抬起頭，眼裡滿是屈辱和不甘：“不行！那是國家發給我的最高榮譽！怎麼能拿去換麵包？！”
可話雖如此，他的喉嚨卻不受控製地滾動了一下。
家裡已經斷糧三天了，最後一點麵粉還是鄰居接濟的，孩子們從昨天起就沒吃過一頓飽飯，小女兒安娜已經餓得起不來床了。
研究所已經連續六個月沒發工資了，國家財政崩潰，盧布貶得不如廢紙，曾經的鐵飯碗，現在連一口飯都換不來。
他跑遍了所有能跑的地方，找過研究所領導，找過教育部，甚至託人聯絡過西方的企業，可要麼是自身難保，要麼是嫌棄他年紀大，要麼就是開出的條件苛刻到極致，要他簽終身賣身契，把所有科研成果都交出去。
絕望，像冰冷的潮水，一點點淹沒了這位行業頂尖專家。
就在這時，房門被輕輕敲響了。
瓦列裡警惕地站起身，握緊了身邊的鐵棍。現在的莫斯科，搶劫、盜竊成了家常便飯，他不得不防。
“誰？”
“科瓦奇先生，您好。我們是華商集團的，受陸崢先生的委託，特地來拜訪您。”
門外傳來溫和的俄語，帶著幾分恭敬。
瓦列裡愣住了。
華商集團？陸崢？這個名字，他最近在研究所裡聽同事提起過。
聽說這是個來自中國的年輕商人，在莫斯科搞了很大的產業，還捐了1000萬美刀給莫斯科國立大學，是個手眼通天的人物。
可他一個蘇聯的精密機械專家，怎麼會被一個中國商人盯上？
帶著滿腹的疑慮，他開啟了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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